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理论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报理论

党报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传播思想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传播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虽然在《新莱茵报》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开始以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政党报刊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党报的论述并未臻于成熟或理性化的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党报理论基本上是在其新闻生涯的后半期形成的，而且其理论化集大成者，主要是恩格斯的功劳。如果回溯世界报刊和政治演进的历史，在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之前，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就已经趋于成熟。英国在历史上率先实现了政党轮替的理想。19世纪初，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联邦党和共和党在政治上互为攻防，轮流执政。在政党斗争之中，报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党报成为各个政党开展政治活动、宣传政治理念、扩张政治势力的基本手段。自独立战争成功到19世纪30年代，便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政党报刊时代。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宣传实践，对无产阶级党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借鉴。随着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便成了它们理所当然的代表。马克思曾自豪地表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85]由于早期马克思最擅长的活动领域正是报界，马克思、恩格斯的报业生涯自始至终都洋溢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或党派色彩。在他们看来，在近代民主社会，报纸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怎样的政治。”^[86]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主持的报纸或他们参与的报刊活动，无不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直接或间接相关，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领袖，马克思、恩格斯赋予党报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87]。在论及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务时，恩格斯认为就是从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同时，党的报纸还要通过对自身信仰和理想的阐述，通过对事实的报道，对普通工人阶级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88]在与阶级敌人进行论战时，要以坚决的态度，反击敌人的进攻。恩格斯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89]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该是党的一面旗帜，外界正是靠这面旗帜来识别这个政治组织与其他政治组织的区别的。党的报纸必须坚守这面旗帜。恩格斯曾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告别信中赞扬“《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12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90]。但是他又提醒这面旗帜，不应该是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91]党报工作者要高举这面旗帜，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遵循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党的精神进行报纸的业务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报刊工作实践中，就是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按照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来编辑报纸和进行宣传工作的，从未离开党的立场。当他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三人团”有背离党的立场的倾向时，即公开表示：“只要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92]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意味着党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坚守，意味着党报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喉舌，为他们提供可靠的讲坛，意味着党报要吸收工人群众参加党报的工作，使他们真正成为报纸的主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的报纸不仅是党的旗帜，更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与敌对政党斗争中重要的思想阵地。马克思把党的报刊看成是对敌斗争的重要堡垒，就在他陷入极度经济困难的境况下，仍毅然决然地向工人报刊注入资金。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93]作为党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对党报的高度重视达到了损害自身物质利益的程度。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战友恩格斯也持有同样的态度。恩格斯也明确表示，“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政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9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手中的一切立足的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95]。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重申了这一诉求：“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1）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2）《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3）《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你得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要保证我们掌握住这三个阵地。”^[96]基于这一原则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报背离党的纲领、方针的任何行为，都无法容忍。当《蜂房报》作为第一国际的机关报没有尽到机关报的责任，甚至愚蠢而放肆地显示其资产阶级色彩时，马克思、恩格斯表示了极大的愤慨^[97]。他们不仅谴责《蜂房报》的无耻行为，而且还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枙蜂房报枛的决议草案》，宣布断绝与《蜂房报》的一切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党报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党报的发展乃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显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存在的重要指标。在致法国党领导人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如果你们有一张哪怕是很小的报纸，能表明你们的存在就好了。”^[98]他们还把党的“定期报刊数量不断增加”看做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99]。所以，当恩格斯看到意大利工人运动落后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时，他提出的改进途径之一就是办党报，发展无产阶级报刊事业。这种党报必须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摆脱马志尼分子的影响，并且在理论水平上要大大超过巴枯宁分子。党的报纸应该直面现实的政治斗争，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公开地、具体地进行宣传，扮演党的思想中心的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报纸，而且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他们把对无产阶级党报的支持仅仅限于“真正的党的机关报”^[100]，他们答应为这样的政治性机关报撰稿，全力支持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生涯中，他们指导、参与编辑了大量的党报，从实际的党报工作中获得了巨大乐趣和成就感。令他们始终难以忘怀的是《新莱茵报》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101]

党报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在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也能发挥其他渠道难以企及的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党固然是特定阶级的代表，但是每个阶级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在每个阶级、集团之中，都会因地域、族群、职业等差别而显出这样那样的差异，因而在每个政党内部，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如此。“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102]所以，要达成党的团结，在党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充分自由的意见交换是必要的。恩格斯在去世前给党内同志写信说：“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103]在另一个场合，恩格斯还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队伍的发展角度说明了这样意见交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3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材料。对于3年来新补充的70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像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丝毫不用担心有分裂的可能。”^[104]这种意见交换的进行，必须本着双方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绝对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架势。

另一方面，要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纯洁，通过党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保持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必要的。恩格斯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05]只要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哪怕这种批评揭露了对党不利的材料和事证，或者暂时对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能够对自己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的党，将会使它的听众甚至是敌人产生这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礼物的党该是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106]！但是，恩格斯又提醒党报工作者，党报可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但是一定要注意采用合适的方式，对于利用党报自身进行公开的批评一定慎之又慎。对于《自由》杂志对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批评，恩格斯虽然表示认同，但又表示“无论如何我还是不同意《自由》所采取的批评方式，尤其不同意的是，认为这种方式的批评必须公开进行”^[107]。党报批评一定要基于建设性的目的，并且要注意批评的策略和艺术，追求最佳的效果。只有这样，其结果才会使党的机体更健康、更纯洁，从而得到更多的政治认同，实现自己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党报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还是他们关于党报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关系的集中论述。从时间上看，这一思想的集中表述是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由恩格斯做出的。当时，由于德国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政策，党的报刊在国内失去了合法存在的余地，于是只好在瑞士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并决定由党的代表机构“议会党团”代行党的领导机构的职责。由此党报与党的关系通过党报与党团关系这一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党中央或党团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而党报不过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这种质的规定，决定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事实上对党的报纸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和指导力量。“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譬如任免党报的编辑，决定党报的方针等，所以不管怎样，在党中央处于错误领导人的错误领导下时，党报服从或宣传这种错误的路线，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论及《人民国家报》的内部矛盾时，对于赫普纳无法拒绝委员会的错误指示，恩格斯十分无奈地说：“我也不能责备他软弱无能，因为如果委员会明确示意要他退出编辑部，并告诉他，不然他就得在布洛斯的领导下工作，那么，我看不出，他还能怎样进行抗拒。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108]党报的党性原则决定了党报在进行自己的报道业务时，必须考虑到党的领导机关的基本态度。但是，恩格斯同时又明确指出，党报不能成为党的领导机构的简单的传声筒。当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1885年倾向于支持航运津贴时，作为党的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对此恩格斯表示了坚决的支持态度，声援“《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的传声筒”，甚至提出“党报可以在实践中修正党的决定，反对党团的意见”^[109]。

恩格斯主张，在如何处理与党报的关系问题上，党的领导机关要有宽松的态度和容人的雅量。他在致倍倍尔的信中坚决反对采取封建专制政府惯用的检查制度，或者“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的不愉快，只好采取容忍的态度，而且最好淡然处之，不要急躁。”^[110]对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冲突，对于议会党团对党报的干预和攻击，恩格斯直率地说，是党团出了丑。他指责党团的领导人压制自由发表意见，“你们本来应当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这样做，却抓住纯属党团内部事务的问题公开攻击编辑部。编辑部该听谁的呢？……总之，由于采取了鲁莽的步骤，他们大出其丑，而在公众的心目中，胜利仍然属于编辑部……如果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党团自由，让他在国会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111]。恩格斯主张，党报及其工作者应该有必要的自由空间，对于报纸业务及政治评价，要尊重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过于细枝末节的指导，或者粗暴的行政干预，都是不对的。

恩格斯还认为，一个组织健全的以正确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的战斗力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112]。从字面上看，恩格斯是建议在党的机关报之外，允许非机关报——但也必须是党的报纸——存在，这是党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体系中，党的委员会作为一个战斗集体的首脑，与其麾下的非机关报性质的党报未必完全一致。党委受党的委托，自然要实行对它们的领导。恩格斯非常重视党对党报的领导，但是又反复强调这种领导必须是道义上的，他提醒党的领导人“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而绝对不应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强力控制^[113]。如果所有的报纸都与委员会保持完全的一致性，都无条件地支持委员会的决议，对党而言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恩格斯后期围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的论述，在德国工人政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认同。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经过反复的讨论与磋商，也得出了与恩格斯几乎完全相同的意见。1885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与党报编辑部发表联合通告，就党报与党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一致认为，在党内应存在批评的绝对自由，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企图将意味着对党的原则的背叛，并将动摇党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国会党团和编辑部也一致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党的统一和行动能力，若借口行使自由批评的权利，试图给党的领导履行职责制造困难，对此必须予以坚决拒绝……党的代表机构若不能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就难以胜任所担负的艰难任务。党的领导若就某一事务做出决定，它就必须确信，同志们将以充分的信赖和全部力量支持它……正是绝对的言论自由为同志们提供了纠正国会党团滥用其受信任的地位和最有效的手段。”“国会党团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看作是它本身的机关报，并对其可以为所欲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属于全党，是全党的机关报。但是，全党是由国会党团代表的，它由于担负党的代表机构的职责，当然有权对党的机关报进行监督。在这一点上，国会党团同党的机关报编辑部的意见完全一致。”^[11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表述，兼顾了当时德国工人斗争的现实，在党的领导和党报自主或自由方面，保持了总体的平衡。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要尊重报纸及其工作者的自由，不要干预党报的批评权利；另一方面，党报也不能摆脱党的领导机关的合法领导，既然党的领导机关是代表全党的，得到了全党的授权，它当然不能回避对党报的监督。当然，在后来无产阶级党报的宣传实践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原则精神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恰恰相反，由列宁阐发的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党报理论成了国际共产主义新闻实践的理论基础。列宁把党报视为整个政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列宁主张党报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得心应手的喉舌、宣传工具。这与恩格斯当年的论述是不尽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