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弗洛姆早在学生时代就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兴趣，但远远谈不上研究。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研究始于1931年对当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所作的调查，以后以“魏玛时期的工人阶级——一项心理和社会的研究”为题出版。在这本书中，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术语如阶级、政党等，以及一些研究方法，如对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不足。他说：“有人认为为政治组织献身与人性无关，唯一决定于此的是人的风俗和物质利益。但就这方面的关系来说，我们必须记住德国的政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界，他们通常所代表的世界观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教条的狭隘的范围。不仅仅是因为物质的利益使他们加入了左翼政党，而且还因为这些政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他们个性的空间。”^[44]大多数的左翼政党没有注意到此，由此导致了政党成员在关键时刻的逃离。

为何在这一时期弗洛姆能够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关注和研究，原因有二：一是这时他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所，并担任了讲师一职，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及马尔库塞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并相应地承担了一些社会学所的任务，对工人阶级的调查即是他所承担的任务之一。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马克思学说盛极一时，人们言必称“马克思”“社会主义”。各个政党为了能够吸引选民，也多迎合马克思学说，起一个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名字，或谓之共产党，或谓之社会民主党。就连纳粹也把自己的党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党。马克思主义兴盛的背后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极权主义或理解为单纯对物质的追求等。弗洛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被误解的原因：一是人们的无知。没有仔细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就谈论马克思，最具代表性的证据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59年才有英译本。二是苏联共产党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试图以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准绳。但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45]在这种情况下，弗洛姆不可能不对马克思学说加以关注和研究。

在此之后，弗洛姆又相继了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研究。如在1932年他就出版了《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作用》一书，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方法和不足进行了探讨。弗洛姆真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量系统的研究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此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已经逐渐显露，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危机，因此他在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积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出路，由此促使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思考。这时的代表作如《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5）、《希望的革命》（1968）。直到晚年，他还发表了《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应用》一文，对马克思学说仍在不断进行探讨。

1.马克思学说的贡献

弗洛姆对马克思的评价很高。他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都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所“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因此，“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他认为，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4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欣赏马克思思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他把思想与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状况相联系。

有关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弗洛姆谈到了三点：

一是马克思号召大家超越集团、民族、国家的利益，呼吁停止战争，维护世界的普遍和平。而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权利不对等的基础上，不是强制与服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般的情谊关系。这使“热烈地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友好往来”的弗洛姆感到“兴奋和激动”。^[47]

二是有关人的异化。马克思强烈反对人的异化，而他关于人的异化的论述也“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所有主要著作中”。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也注意到了劳动的异化，而且还关心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身、同别人的异化，异化即是人的病态。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有关人的异化论述已经触及了道德的和心理学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异化摧毁并歪曲了一切人的价值。由于经济活动和内在价值，诸如‘发财、劳动、节约和朴素’这一生命的最高价值，人失去了真正有道德的、人的价值，即‘纯洁的良心、德行等等的富有’。”^[48]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代表着一种抗议，这就是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变得不是他自己，抗议人变成物。^[49]

三是马克思提出了有关健康人的标准。马克思不但批判了异化的人，而且还提出了有关健康人的标准。精神健康的主要表现是“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和独立的人”。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中心论题是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性的、自由的劳动，而不是使异化的劳动从私有的或‘抽象的’国家资本主义那里获得更好的报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商品。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了发展，把劳动看作一种享受，在劳动中得到心理的满足，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50]。

独立性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健康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根源在于自我创造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按自由主义的意义而言，自由和独立不仅指政治和经济自由，而且亦指个性的真正的实现。”独立和自由又是和创造性密切相联的，“马克思认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能动的、与外界发生关系的富有创造性的人”。因此，“一个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即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确实对这个世界做出了回答：他是一个富有者”^[51]。

所谓富有并不是指经济上的富有，而是指精神上的富有，“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人的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的人”。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关于占有感和存在感之间的区分：人们尽管拥有了私有财产，但它却未使人变得聪明，生命未由此而完满，相反却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解放，并同人的个性的实现相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个性毁灭，变为物的奴隶。社会主义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同人的自我实现一样处在人跟自然的生产性的相关联、相统一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52]。

弗洛姆特意分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学者把唯物主义解释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享受舒适的生活，追求新奇的事物等。弗洛姆认为这些思想根本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恰恰是他极力反对的，他的目标是人们从经济的压迫中摆脱出来，充分发展人性，恢复人们与他人和自然界密切交往的能力。^[53]

除了人道主义外，马克思还把思想与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状况相联，这就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它“为理解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的概念”。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造就了精神现象，而马克思却是根据人的活动而不是人的生理，发展出了一种真正能动的有机整体的理论：“马克思则认为，思想和精神的现象应当理解为整个生活实践的产物，是个人与他人及自然的相当关系的结果”。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但他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过分强调了经济利益，从而损伤了人的完全性”。他所追求的是经济与人性的结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一种更加符合理性、因而更具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羁绊”^[54]。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在此强调了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并认为人道主义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他批驳了许多学者所认定的马克思的思想存在“青年”与“成熟”之分的观点，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美国的思想家贝尔（他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代表了早期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后来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矛盾的）。弗洛姆认为，苏联坚持二分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和国家实践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论述明显是对苏联制度的否定。而贝尔则是对异化的误解，将异化理解为一个纯经济学的概念。许多思想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时，也都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征，卢卡奇是第一个恢复马克思人本主义的人，布洛赫和马尔库塞也持同样的观点。弗洛姆也是该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他说：“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就无法准确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由青年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核心决没有改变，并且除非以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概念为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他后来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55]。

2.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在于低估了人的感情的复杂性，缺乏对人性的充分认识，“他没有认识到人性有着自身的需要和规律，这些规律同影响历史进程的经济状况不断地相互作用。由于缺乏对人的心理活动的令人满意的洞察力，马克思对人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塑造了人，而反过来，人也铸造了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他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感情和奋斗精神，而这些感情和奋斗精神正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有力的力量”。由于马克思对经济问题考虑得较多，从而“削弱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放松了在人这层含义上的社会主义目标”。他过于关注理性的思维及经济等外在力量，却“没有认识到人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56]。

与此相反，马克思对人性作了以下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的品质就会自行表现出来，如《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论所宣称的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弗洛姆认为，这个诊断包含着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57]。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低估导致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三点错误：

第一，他忽略了人身上的道德因素。“由于他认为获得实现之时，人的善就会自动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看到一个较好的社会不可能由那些不改变自身道德观念的人创造出来。”他没有明白地注意到新的道德方向的必要性，而“没有这种新的道德观，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变化都是徒劳无益的”^[58]。

第二，马克思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作了奇特性的错误判断。他对未来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他相信“好的社会”将很快来临。“也许是由于他早生了一个世纪，无论他还是恩格斯都曾坚信，资本主义的元气已经耗尽，革命也因此即在眼前，但是在这点上，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所断言的，他们犯了根本性错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端宣布他们的新学说的，但却没有预见到，距资本主义的彻底破产及最后的危机开始出现还将持续不止一个世纪。”^[59]

第三，马克思认为手段的社会化不仅是资本主义转变到相互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充分条件。这个错误的根源也是马克思对人作了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过于理性的判断，他认为“把人从被剥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自由的、互相合作的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非理性的、带有破坏性的感情力量“往往不会随着经济变化，在一天之内变成另外的东西”^[60]。

之所以产生上述弊端，弗洛姆认为，除了马克思对人的感情低估之外，另一个就是他对政治、经济安排作了过高的估计。他没有看到，“无论企业是‘人民’—国家—政府官僚机构所有，还是股东雇用的私人官僚机构所有，对工人的人格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注意到，“对工人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工作的实际和现实条件，工人同工作、同他人以及同管理企业的人的关系”^[61]。

再一个原因就是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得出的一些结论是在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得出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没有显露出来，再者因资本主义思想精神盛行，必然对产生于此时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使之浸透资本主义思想精神，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马克思“必然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及实践的某些立场、观点”。譬如，“那无论是在他的人格品质或著作中表现出的一定的权威倾向，与其说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父权思想的印痕。在其以‘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纲领中，他遵循的仍然是古典经济学的脉络”。再者，他得出的一些结论过于简单、乐观，也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他受18世纪的那种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如百科全书派的影响至深。^[62]另外，人们总是指控马克思鼓吹暴力和革命，弗洛姆认为，这种指控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他说：“政治革命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思想，而是中产阶级以及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思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因而政治革命就被看成是获得自由的手段。”因此，“马克思没有能摆脱那种过高估计政权和暴力作用的传统思想，这是他的悲剧性错误。但是这些思想只是先前遗产的一个部分，而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这种悲剧性错误归根到底还是受时代的局限，接受了当时一些现成的观念所致。再者，弗洛姆认为，革命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我们的现代民主就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63]。

由弗洛姆对马克思的贡献和局限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把人道主义的思想列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而对其他社会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很快就会来临等都归为马克思理论的失误，而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也被认为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前人的观点，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真正的精华。通过这样的论证，弗洛姆试图向我们表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是他思想的精华，而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呼唤世界和平、人与人的和睦，以及恢复人的本性是马克思的目的。总之，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继承的部分。

3.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危机

弗洛姆批评了那些谈“马”“社”色变的人。他说：“那些一听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这实在令人震惊。”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而其他人也只是极其肤浅地了解。^[64]

即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自称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但弗洛姆认为，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总的弊端：“满足于物质贪婪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征服用计划经济来控制人的欲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弗洛姆认为，这一发展并不令人奇怪，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成就超出了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们的不断贫困化，反而使工人们得益于这些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争取权利的结果，还有可能是以剥削殖民地的人民为代价换来的。总之，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他们的领导人被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俘虏”。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同，即都是“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又具有经济收效大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65]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者都对社会主义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其带来的结果是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歪曲。

其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马克思所倡导的和平与国际主义的思想，开始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支持自己的政府参与战争，与本国的将军们结成秘密同盟，允许国防建设，允许建立各种秘密的、半秘密的、半军事化的组织，这些组织成了纳粹权力的基础。即使战后，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后，他们的一些政策仍是资本主义式的。弗洛姆在此举了英国工党的例子。他说：“虽然工党采用了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掺和一些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方针，其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仍然是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方面，“英国工党创造出了集中管理及官僚化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并没有使任何关心提高人类自由及独立性的人产生好感”。另一方面，“工党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本期望”。尽管工党将某些生产资料公有化，但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或私人所有并没有本质区别，就工人来说，“他的工资、权力，尤其是他的工作条件、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然同先前基本一样”。当然，英国工党实施的工业国有化政策，对经济可能有帮助，另外，他们所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利民的大事，但“我们从人的而不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工党的措施无助于实现社会主义”^[66]。

其二，苏联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给予了肯定，“俄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所认为必须做的事。俄国的制度表明，实行社会化的经济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他又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创造一个自由、友爱和非异化的社会的充分条件”。这里他批评的主要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制度也主要是指斯大林政府制定的制度。他说：“列宁和托洛斯基仍旧希望革命最终达到如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人自主，斯大林却背叛了他们所留下的任何希望，通过对仍旧怀有希望的人肉体消灭的方式隐瞒了这种背叛。”苏联实行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一些社会主义要求在苏联都没有完全实现。

首先，马克思没有主张收入完全平等，但认为应当大量清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那种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事实是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在俄国非常严重。”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弗洛姆所设想的人的解放是相背离的，从此方面来讲，苏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他称之为“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67]。

其次，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将导致国家的消亡，社会阶级逐渐消失。“事实却是，在俄国国家的权力以及社会阶级差别至今仍然很大。”他们建立了一个官僚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差别，“无论就经济意义，还是就其命令他人而言，都比今天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更严格”。

最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中心有这样一种思想：“人，包括他的感情和智力的力量，是文化的目的和目标，而物（资本）应当为生命（劳动）服务，生命不应当从属于任何死的无生命的东西”。就这点而论，“俄国无视个人及个人的品质的程度也很严重”。这主要在于苏联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理解存在问题，他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被证明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人性意义的毁损”。苏联的体制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肯定个体性和人的全面发展。^[68]

为了飞快地积累资本，群众必须做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牺牲。为让他们与政府合作，斯大林的政府采取的是恐吓和独裁，一方面，“斯大林运用的另一种手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内所运用的手段相仿：按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有刺激地不断增加收入。这种刺激乃是用来提高工人、管理人员和农民们工作效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向群众灌输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69]这些意识形态包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我们社会中的利益兴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我们所重视的财产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压抑了对事实的认知，通过接受幻想得到了心理的满足。^[70]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都隐瞒了某些事实。但自由企业体制的国家用的手段是暗示和劝告，而苏联用的手段是恐吓和独裁。从这方面来说，“自由企业体制是远远优越于共产主义体制的，因为它一直保留了现代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政治自由——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尊重，这把我们与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传统联结起来”^[71]。

弗洛姆认为：“正如希特勒盗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增加他指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一样，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达到他的宣传目的。”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尽管是“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形式，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纯剥削形式更为接近，而不是类似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72]。

弗洛姆还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赫鲁晓夫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他施行的也是以最大限度地消费和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为目的的纯粹的经济纲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以其简单化和庸俗化道破了天机：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就在于为全体人民提供在资本主义只为少数人保留的同等消费享受。”而赫鲁晓夫在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建设也不是马克思的，而是“一种卡尔文的伦理学和一种严密的，以祖国、工作、家庭和职责为核心的道德”。

总之，“苏联政府和社会主义体系是不沾一点边际的。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的，唯物是求、唯消费是求的社会制度和唯物主义及向纯粹理智态度的倒退——无论它标志的是苏维埃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任何一致可言的”。它吸取了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纯经济因素，但是却与马克思所宣扬的人本和社会的目的剥离了。它割裂了人道主义传统，而马克思恰恰是人道主义的伟大代表之一。^[73]

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弗洛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与前两者不同的情形：他们没有工业基础，唯一的资本就是7亿人的体能、热情和思想，他们决心依靠人力的协调一致创造出所需的原始积累，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技术发展水平能赶上西方。但是弗洛姆同时又指出，这种建设方式同样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忽略了人的发展。他说：“这种整体的协调一致，是通过权力、个人崇拜和思想的灌输达到的，这与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不能忘却的是，克服自我及追求最大化的消费仍旧存在于中国的制度中，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糅合了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思想控制，这样也就损坏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观点。”^[74]

总之，从弗洛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人道主义作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同时人道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当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者都忽视了这个核心，他们都关注经济的发展，把经济的发展看成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从而招致了弗洛姆的批评。弗洛姆的这些批评无疑是深刻的，但他的一些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外，如他把政治自由作为西方优越于社会主义的标志，其实在西方国家中，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政治活动是受限制的，恐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即是如此。在对东方国家的批评中，他忽略了当时的外部环境，如中国处于列强封锁和打压阶段，没有一定的权威是无法抵抗外来的侵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