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

对马尔库塞影响最深的除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外，就是弗洛伊德。

1.批判的弗洛伊德

与黑格尔、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肯定了弗洛伊德创造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批判倾向，“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年的发展中，系统地阐述了个体这个概念，从而对备受赞扬的现时代成就做出了心理学的批判。弗洛伊德表明，压制、压抑和克制乃是构成‘自由人格’的材料。他把社会的‘总的不幸’看作绝对不可治愈的非正常状态。精神分析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理论”^[69]。

许多学者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批评，尤其是认为弗洛伊德在政治上具有保守的倾向。如弗洛姆就曾经批评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些观念是传统的，他提出的某些理论尽管是新颖的，但只是拿来为传统作论证而已，而马尔库塞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之后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尽管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改造，但是他们的批判作用却消失了。他批判赖希的性革命论。赖希反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说，反对弗洛伊德后期的元心理学。马尔库塞认为，赖希这样做的结果是“忽视了性本能及其与破坏冲动相融合的历史原动力。因而性解放本身对赖希来说成了医治个体和社会疾病的灵丹妙药。升华问题遭到了极度的轻视，压抑性升华与非压抑性升华之间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分，自由的进步似乎纯粹是性欲的释放。这样，赖希早期著作中批判的社会学洞见被扼杀了”。他批判荣格的心理学是蒙昧主义的“伪神话学”。^[70]他批评最多的还是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按照他的解释，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主要以弗洛姆、沙利文、霍尼、汤普森为代表，尤其是弗洛姆。当弗洛姆等批驳弗洛伊德迎合社会时，马尔库塞不但为弗洛伊德具有批判思想作辩护，反而反唇相讥，认为修正主义者恰恰是顺应社会的。他认为，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心理学工具，如性欲、死亡本能、原始部落的假说、俄狄浦斯情结等。这些工具是弗洛伊德用来揭露人格的破坏性本能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相反，他们多强调社会现实对人格形成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关注视角的转变，也就导致了两者在批判方面的差异。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注意的是主要本能的变迁，因此，他在那层最隐蔽的属系和个体中发现了社会。而修正主义者关心的则是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的具体、现在形式而不是其起源，因而不能理解这些机构和关系对假定它们要加以实现的人格有何作用。现在，在修正主义学派面前，弗洛伊德理论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它比以前更多地提示了其批判的深刻性，揭示了（也许是第一次）它所具有的超越现行秩序并把压抑理论和消除压抑的理论联系起来的因素。”^[71]

马尔库塞认为，修正主义片面强调个人的幸福，主张对一些具有神经症的个人进行医治，但是对社会却持肯定态度。“这种心理学除了现行的客观价值标准外，一无所有，因为它对健康、成熟、成就等事物的理解无异于现在社会对它们所作的界定。”仅仅医治个人而忽略对社会的改造，这样的结果是个人的神经症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个体幸福与生产性发展是与社会相矛盾的。如果它们被规定为是必须在这个社会内部实现的价值标准，那么它们本身就是压抑性的”^[72]。尽管他们提到要恢复人的潜能，但压抑性的社会已经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总之，马尔库塞认为，与修正主义者相比，弗洛伊德的思想更具批判性，也更接近真理。“弗洛伊德看到，社会的各种历史形式中尽管有种种差异，但它们背后共同存在着基本的非人性，以及压抑性的控制，这种控制在本能结构本身中维持着人对人的统治。由于这一洞见，弗洛伊德的‘静态社会观’比修正主义者的‘动态社会观’更接近真理。”^[73]

2.回归弗洛伊德

由此，马尔库塞主张精神分析应该回归弗洛伊德，从弗洛伊德的思想本身吸收所需的理论。马尔库塞试图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寻找对社会批判的因素。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结构是开放的，能够促进对政治术语的思考，心理学本质上是政治学科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理解当代政治一些决定性趋势的隐秘性的本质。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心理学的深层结构必须即刻显现为政治性的。心灵看来越来越即刻呈现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个体几乎等同于冷漠，甚至是内疚，而且也等同于拒绝，蕴含着革命的可能”^[74]。那么究竟哪些理论吸引着马尔库塞呢？

性本能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于性。以后的学者多批评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过于狭隘，因为除了性的欲求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的需要。而马尔库塞则认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论从根本上并没有什么缺陷，由性本能是可以升华出人类关系的。“我们刚才谈到了性欲的自我升华。这个词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性欲可以创造高度文明的人类关系，而不屈从于现存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性组织。”^[75]

弗洛伊德用性本能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最有名的就是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早期国家的产生。对于此种解说，弗洛伊德明显带有想象的成分，缺乏历史的论证。而马尔库塞则支持这种假说，尽管他知道这种假说可能是错误的。“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只因为它的这种象征价值，我们才利用了弗洛伊德的人类学思想。这个假说所规定的古代事件也许永远不能得到人类学的证明；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假说对这些事件作解释，那将会使它们具有一种被人忽略的、但能说明历史前景的意义。如果说这一假说蔑视常识，那么正是由于这种蔑视，它才提出了一种要被常识忽略的真理。”^[76]马尔库塞的解释令人困惑之处在于，他明知道这种假说与事实不符，但也认为它有合理性，因为它能够解释马尔库塞认为的一些“真理”，寻找这种可能并不存在的假说，其目的在于为所谓的“真理”作认证。这就使他的论证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当然，马尔库塞也看到了性本能理论的局限性。性本能与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性欲得到毫无节制的满足，那么势必导致社会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马尔库塞抬出了弗洛伊德的爱欲，他认为，爱欲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永久对立是弗洛伊德的革命性发现。^[77]马尔库塞一方面承认“弗洛伊德本身没有严格区分爱欲与性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性欲还是有区别的。“爱欲是性欲本身的意义的扩大。”^[78]爱欲是性欲的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也就是性欲的自我升华。他在给弗洛姆的一封信中断言，弗洛伊德没有把爱欲等同于性欲，而是将性欲看作爱欲向温柔和爱慕的自我升华。^[79]

从以上马尔库塞对性本能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承认弗洛伊德的爱欲与性欲没有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种模糊的论证无疑对他为弗洛伊德性本能的辩护是有好处的。如果学者们指责性本能过于狭隘时，他可以说，性本能是一种基础，弗洛伊德的根本目的是爱欲，而爱欲作用的范围是广泛的；如果学者们说弗洛伊德论述爱欲的方面不够详细，他可以说，此处所说的爱欲并不是真正的爱欲，就是指的性欲。

性欲、爱欲是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此相对的是死亡本能。与众多学者对死亡本能多持批评态度不同，马尔库塞对死亡本能予以肯定。他说：“死亡本能的深刻作用使它免受一种系统的、有秩序的组织的束缚；只是它的某些派生的表现才有可能被限制。它作为施虐—受虐狂满足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对性反常行为的严格禁忌的影响，而且，文明的全部进步之所以可能，也只是由于改造利用了死亡本能及其衍生物。”在马尔库塞看来，死亡是文明发展的障碍，对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死亡本能地，或确切地说，死亡本能的社会功用的最广泛的表现之一也许是对死亡和疾病这个事实的‘职业上的默认’。在一种压抑性文明中，死亡本身也成了一种压抑的工具。”^[80]

马尔库塞把性本能和死亡本能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认为它们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主要的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因而属于有机物本身。而且它们把有机物向后与无机物相联系，向前与有机物的更高的心理表现相结合。换言之，弗洛伊德理论包含了对某些主要存在方式的结构的假定，因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建立在性本能基础上的爱欲与死亡本能对衡量社会的好坏具有重要意义。如爱欲在社会中受到挫折、无法满足甚至面临灭绝的威胁，“正是爱欲的失败，在生活中的不能实现，提高了死亡的价值，提高了死亡本能的价值。形形色色的倒退，都是对过度的文明所作的无意识反抗，是对压倒快乐的苦役和压抑满足的操作所作的无意识的反抗”。但“有机体有一种最深层的倾向，它妨碍支配文明的原则，坚持要求摆脱异化”。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及爱欲各种神经症的反常表现一起参与这种反抗。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些逆流，也就指明了异化的根源。“虽然在既存文化看来，这些逆流具有破坏性，但它们恰恰证明了它们所要破坏的东西即压抑才是破坏性的。它们的目的不只是反对现实原则，即虚无，而且要超越现实原则，达到另一种存在。它们表明了现实原则的历史性、有效性和必要性的限度。”由此，马尔库塞断定“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与西方哲学的主流汇合了”^[81]。

3.对弗洛伊德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有些理论存在问题，需要改造。他坦承：“弗洛伊德后期的本能理论，将是我的观点的基础。”弗洛伊德早期理论过于强调性本能，没有认识到爱欲与性欲之间的区别。“爱欲”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在后期有所发展，这成为马尔库塞建构理论的基础。^[82]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些过时，与现实有些脱节，现实已经与弗洛伊德描述的理论形态有着很大的不同。譬如弗洛伊德有关超我、自我与本我的论述，本我要受超我和自我的约束，前者体现为道德良心，父亲是最为原始的代表，自我要照顾到现实的原则。但现实的情况是，其一，自由的空间被公共的和社会的力量所挤占，个人的思维、情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是被动地反应。其二，家庭之外权威的强化。父亲不再是现实原则有效的代表，性道德的弱化也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变得很容易被克服。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的衰落，相反公共权力取代了父亲的地位，强化了对人们的统治。技术—管理的合作，控制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们的工作和自由时间，自然和文化也控制人类的内心、本能和智力。^[83]

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理论批判最多的是其与现实社会的妥协，即弗洛伊德理论的基调是“统治”，为现实论证。马尔库塞说，从发展趋势来看，心灵的“政治”超过了“社会”，具体来说，“社会备受统治的折磨，并与统治等同”^[84]。

马尔库塞认为，“统治”是理解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核心。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包含着威权主义模式，即超我高高在上，监督着本我对快乐原则的追求，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时要受到自己内心超我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自我所指向的现实原则的限制。按此推论，自由变成一种不可能的概念，自由是统治的一种形式。快乐和社会限制、自由与不自由交织在一起，这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解决的。^[85]

马尔库塞把进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上的进步，体现为量上的变化，如财富的增长，避免与任何积极的评价发生关系。第二类是人本主义的进步，体现为质上的变化，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如黑格尔等坚持人类自由的实现，要摆脱奴隶的状态，恢复人的自由。在两种类型的进步中，技术的进步占据绝对优势。但是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本主义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自由会有所发展。^[86]在技术的进步中，社会有着严格的分工，人们在劳动中并没有体会到快乐，这是一种异化的劳动。支持该观点的理由是：人类天生有贵贱，高贵者依靠自己的智力生活，低贱者依靠感性生活。感性需要被超越，需要用理性来节制，只有做到此，才能提高生产力。马尔库塞将此看作一种恶性循环：为提高生产力压抑自己的本能，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本能压抑的合理性。^[87]

从技术进步的视角看，自由是与统治结合在一起的。马尔库塞在划分统治的基础上，描述了自由与统治的结合。对本能的统治呈现出三种形式：一是对自我的统治、对自己本性的控制，具体来说是对自己追求快乐和满足的驱动力的控制。二是对劳动的统治，具体体现为对个体的训练和控制。三是对外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统治。按照这种方式，自由也可划分为三层：其一，道德的自由。从满足自己的驱动中脱离出来，有抵制本性的自由，最终快乐为社会所接受。其二，政治的自由。脱离为生存而出现的专横的暴力和无政府的争斗，社会自由以劳动分工为特征，每个人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其三，智力的自由。支配自然，通过人类理性改变世界。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从心灵的视角来看，三种自由的实质是不自由的，与统治相对应。在马尔库塞看来，高度文明化的不自由是压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一种理性的不自由，理性的统治。说它是理性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使人类由动物变成人，使自然发展到文明成为可能。但当文明发展到很彻底时，它仍然是理性的吗？”^[88]

弗洛伊德揭示了自由真正的消极方面。在拒绝自由变得理想化的同时，却为自由保留了另一条路径，在弗洛伊德看来，回到自然或自然人的状态是不可能的，文明的发展是不可逆的。随着文明的演进，性压抑、政治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没有认识到感性和理性、幸福和自由在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时会和谐、统一，^[89]即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压抑性的现实原则变得多余，人类的幸福和快乐受到压抑，只是某个阶段的产物，但是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西方发达国家，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仍然保持压抑的、统治的形式就是不合理的。^[90]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文化源于快乐：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无论面临哪种挑衅”。快乐是人类发展的首要原则。“人类开始工作因为他发现工作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在工作之后，不是在与同事玩耍的过程中，不是在满足生命需求之时，也不是作为生活方式，而是生活本身。人类始于对自然和人本身的改造，始于合作，目的是为了保证快乐，并使获得的快乐永久化。”^[91]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把对弗洛伊德的论述结论也归结到了异化，这与他对马克思、黑格尔的论述不谋而合。按照他的理解，黑格尔、马克思分别从哲学的层面、政治经济学的层面论述了人的异化，而弗洛伊德则从心理学的层面论述了人的异化，指出了人的有机体受社会的压抑，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如死亡本能的破坏作用、爱欲的反常等。

三者另一个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态度。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对社会提出了批评，而他们的批评也预示了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所要避免的方面。由马尔库塞对三位思想家的论述中，也可看出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标准，即能够有利于人的本性得以最大潜能地发挥。

由上面马尔库塞对三位思想家的阐释可以看出，他论证的特色在于只注意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说，他在论证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时，往往只注意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忽略其他不利的证据。如他在阐释黑格尔的思想时，忽略了他的民族观；他在阐释马克思时，忽略了他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对弗洛伊德的阐释中，忽略了他的专制的观点，如对女人的轻视、统治者与人民的专制关系等；他在批驳一些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时，也故意隐去了他们批判社会的一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弗洛姆，为了为弗洛伊德辩护，他只字不提弗洛姆对社会的异化、政治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