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中医存废之争的哲学维度考察(1)
傅海辉
中医存废之争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大论战之一，其参与之众，历时之长，内容之博，领域之广，学理之复杂，过程之跌宕，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所罕见。这一论战有浓重的哲学色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场哲学争论。因此对该论战的哲学维度予以考察和反思十分必要。考察并非是对有关观点的正误进行判断，这种判断只有科学共同体方可做出。
一、争论概述
（一）历史概述
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废止汉医，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震动。1879年俞樾发出质问：“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拉开了争论的序幕。民国时期，论战围绕中医的法律地位问题展开，交锋激烈，剑拔弩张。1949年后，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了“处理旧医”建议，得到了卫生部的支持。但1954年起政策全面转向。因有关资料“可能还处于保密状态”(2)，具体原因待考。直至“文革”末期，虽然允许就具体学术问题，如对阴阳五行进行讨论，但对中医只能总体肯定，局部质疑。
“文革”结束后，质疑之声开始升级。例如1978年有学者就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向问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有的应基本否定，如五行学说；有的可基本肯定，较长期保留，如阴阳学说；有的可分家，如脏腑学说；有的可合并，如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有的必须重新认识，如三因学说。所谓“较长期保留”，只不过是时机不成熟而已；所谓“分家”，实质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造(3)。当然该文本意并非“废医”。1979年有学者提出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理论问题，不但主张用现代医学来衡量、研究中医理论，而且提出了“中医政策”问题，主张要打破“中医禁区”(4)。1980年，新创刊的《医学与哲学》杂志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问题的讨论。一篇题为“我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一些认识”的文章，言辞不再暧昧，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中医？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在对脏象论、阴阳五行说、正邪说等理论和四诊合参、辨证论治等方法一一剖析之后，坦率地给出答案：“中医和西医的差异，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是一种时代的差异。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那样是各自反映不同侧面的差异。”并认为“党的中医政策从来也不是为了单纯地永远保存中医”；中西医结合只能限于治疗方法，理论的结合“过去没有过，估计今后也难实现”(5)。当然，这些文章都引发了争鸣。
近年来随着学术自由度增加，网络普及，致使参与人数日众，影响渐大。恰逢国内外中医医疗事故频发，于是争论升级，亦不再囿于学界，终至2006年达到顶峰。该年4月，科学史专家张功耀发表文章，主张从文化进步、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告别中医中药”(6)；10月，又与美国医生王澄联名发起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活动(7)，掀起轩然大波。11月，中科院院士钟南山在一次讲座中“不客气地”对中医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提出批评，认为“它的研究方法没有更新，还是停留在经验医学阶段”，“循证方面也许做得不好”，并且对中西医结合明确表示“不太赞成”(8)。11月，科学史专家宋振海发起要求取消科学普及法中“伪科学”术语的签名活动。其公开信认为，“汉字和中医正是传统文化最好依托，也是护卫中华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呼吁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9)。这些事件，加之方舟子、何祚庥等学者对中医的激烈批评，引发了半世纪来最大规模的论战，至今余波未平。
（二）观点概略
中医存废之争大致可分为两个阵营，即“废医派”与“护医派”。前者观点可概括为“废医存药”（有学者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废医验药”(10)），即中医不是科学，无法承担医疗卫生之职责。应该抛弃中医理论，以现代医学（即通常所谓的“西医”）为标准对中医的治疗手段予以取舍。理据大致有：中医不是科学，不可轻信；中医占用本已十分匮乏的医疗卫生资源，使问题雪上加霜；中医破坏环境和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中医不符合当今公认的医学伦理原则；中医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信仰中医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碍中国精神文明的进步。护医派则认为，废医派的观点是对中医的歧视。中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百年来却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和西医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不能以西医的立场来衡量中医。
上述五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即对中医的学术评价，是争论的核心。这也可大致分为两端，姑且称之为“质医论”和“护医论”。
1.质医论
理论方面，中医不是真理性认识，而是实用主义的唯象模型。中医“取象比类”、“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完全错误，结论难免荒谬。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没有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等科学理论的基础。事实上，中医是原始巫术、自然哲学加经验医学的混合体，不具可证伪性。中医理论体系封闭、庞杂、混乱，逻辑粗疏甚至错误。
治疗方面，中医没有合理、严格的检验手段，因而真正的疗效与安慰剂效应、误诊、疾病自限性或自愈性等无法分辨。毒副作用则被缩小乃至忽略。许多药典标明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等；针灸能导致某些疾病传播。目前许多真正有效的中药里被公开或暗地添加了西药成分。中医医生设计药方极为随意，增加了风险。中医仅能利用天然药物，既限制了治疗手段，又破坏环境。
历史方面，中医理论数千年来没有实质的进步。经典文本亘古不变，接近宗教信仰。中医历史不能被认为是信史。有些中医典籍的成书年代、真伪始终存在争议；作者的资格也令人怀疑，有的作者竟然没有做过任何实证研究，也没有任何行医经历。中医历史人物中许多传说已被证明不实。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运动，历时经年而成果寥寥。半世纪以来中医在国家大力保护和扶持下，仍然不断萎缩。这说明中医自身有内在的根本缺陷。
横向比较方面，中医与许多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虽然存在各种区别，但也有共同特点和相似的起源、发展历程。与这些传统医学相比，中医并无多少优越之处。
2.护医论
理论方面，不能认为只有西医才是真理，中医是与西医角度不同的认识。中医的整体论有着永久的真理性。中医产生于本能医学，而且很早就与“巫”分道扬镳。有学者认为，中医的取象比类不仅仅是经验直观层次的活动，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类比推理和比喻方法，而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思维形式，它说明的是本体的客观性质，而非主体的主观感受(11)。关于中医的科学性，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医是科学，至少是东方科学或传统科学。说中医不是科学，是对科学的错误或狭隘的理解。另一种认为中医是“哲学医”，或“超科学”，采取的是“黑箱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体论，暗合医学发展趋势。由于必须面对医疗实践的检验，而且史上许多成见被后人推翻，因此中医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开放性。
实践方面，中医治疗疗效确切，否则不会存在至今，也不会走出国门。疗效经千百年检验，优于“小白鼠医学”。天然药物在许多方面优于化学合成药物。中医发现了许多药物的毒性，历来认为“是药三分毒”，并具有以毒攻毒、中病即止、效必更方等巧妙而有效的用药原则。在设计药方上也有一系列合理的理论，如辨证施治、配伍理论等。中医有权使用西药，就如同西医有权使用中药。至于不法问题，与中医无关。西医也有欺诈行为。
历史方面，中医的进步是事实，只是与文艺复兴后的西医相比，速度显得缓慢。中医历史虽有传说成分，但基本上是信史。中医典籍虽然成书年代和过程可以讨论，但其权威性已为历史所证明。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工作，有人认为成果丰硕，有人认为成果不多。但大多都承认中医的确萎缩了。然而这有各种原因，如认识偏差、政策法规和教育失误、科学霸权、西方资本阴谋等等。
横向比较方面，虽然中医与许多传统医学有共同特点，但更有独特的优势。是目前唯一存在而且具有生命力的传统医学体系。需要指出的是，从激进的“废医派”到坚定的“护医派”存在着一个观念的连续谱。即使在同一阵营内部，也是各种主张林立。例如“护医派”中对中医药学和中医现状持激烈批判态度者亦不乏其人。
二、哲学争论举隈
由上可见，中医存废之争在许多领域、不同层面展开，但几乎所有的争论都涉及哲学层面。由于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因应全球化等重大、敏感问题，使哲学层面的争论更加引人注目。在哲学问题上，以方法论问题和科学划界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笔者以为，方法论问题是比科学划界更为重要的问题。限于篇幅，此处通过分析方法论之争，以收管窥之效。
中医方法论的特色是什么？19世纪末，学者认为“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很快这种认识提升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至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医特色的认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著名中医理论家杨则民就提出，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局部；中医重辩证法，西医重机械论方法。但这一观点当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巴甫洛夫神经理论的整体论色彩，加之整体观与具有崇高地位的辩证法的内在联系，中医的整体特色观开始成为主流看法(12)。
（一）质医论观点
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易经》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演绎法，只有天人合一思想而没有天人相分思想(13)。“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想法，如果现在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我认为中医是没有前途的。”(14)何祚庥也认为，传统思维“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辩证’地综合。”批评西方科学缺乏整体思维，“是厚诬了当代的西方科学！”(15)
方舟子认为，中西传统医学的整体、系统、联系，都不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上。而现代医学的整体论则不同。它建立在解剖、生理基础上，是在分子水平上进行深入分析之后的综合归纳(16)。
张功耀认为，复杂性科学和系统论的目标之一是对认识对象的演化进行系统相关因果关系的说明。这一目标目前尚未真正达到。而中医则无法达到。因为客观性必须以确定性为基础。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追求的就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的确定性。由于中医缺乏确定性，因此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中医所有的“证”各自独立而不是相互联系。如此辨证施治，就不能称之为系统方法(17)。
还有学者指出，中医并非只有整体方法，对许多疾病（如老年性白内障）的治疗采用的就是局部方法。“凡是局部病变为主的问题，在理论上就以局部解决为好。”整体方法既是中医之长，亦是中医之短。整体观念远远不足以抵消对还原论方法运用的不足。中医欠缺的正是西医的白箱方法。例如，六淫学说掩盖难以得出微生物的致病因素；天人相应观“不但粗疏，还导致许多谬误”。(18)
整体论不但是传统医学，而且也是当代许多非主流医学的共同特点。国外有专家指出，“替代医疗的一个共同点是声称自己是‘整体的’疗法，许多替代医疗都有一个把身体不同部分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健康信仰体系，然而这些信仰体系却常常相互冲突”(19)。
（二）护医论观点
一般认为辩证法和整体论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然而，学者们似乎感到这尚不足以描述中医方法论，因此认识不断扩展：
中医是控制论。辨证论治是对“多变量系统”的“黑箱方法”。神农尝百草是“随机调节”；对症治疗注重“输入和输出的一一对应关系”，是“有记忆的调节”；阴阳辨证是“负反馈调节”。藏象理论是关于“如何用四诊可知的象变量来推导四诊未知的藏变量的学问”。五脏的生克关系是“内稳定器模型”(20)。
钱学森认为，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脏腑论、经络学说、六淫、七情、辨证论治“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并认为中医理论结合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将对人体科学研究有重大作用(21)。
中医是系统论，“形式朴素而内容深刻”，“与现代系统科学最重要的原理直接相通”。由此可建立一门新学科——中医系统论。“目前已经提出的基本理论有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功能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22)
中医具有非线性特征。阴阳五行实质是混沌观，中医诊病的全息理论与分形思想十分相似。(23)复方方剂是“经人工编码的特殊复杂适应性系统”(24)。
中医是复杂性科学。因此能发现西方解剖学发现不了的气和经络。“气实际上是大量细胞和器官相互配合和集体组装形成的一种态势。”而“经络与穴位应该从人体这一复杂系统内的鞍点或敏感点上来研究。”(25)“非线性科学的系统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原理与中医的整体全息观念较为一致。”(26)
中医是灰箱方法。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或两者兼有的系统称为“灰色系统”或“部分可观察系统”，对此类系统可建立“灰色系统模型”，进行“灰箱操作”。“中医师在头脑中建立起人体复杂大系统的模型，从‘望闻问切’四个信道获取病人机体系统的状态信息，开出有‘君臣佐吏’等级结构的复杂汤剂，对病人失衡的人体系统进行恢复平衡的调节，已经达到‘灰箱操作’这个科学层次了。”(27)
中医药科学性的理论基础是协同学。“中医药科学化正确的理论切入点和理论基础就是协同学理论。”(28)
中医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神似。“中医理论运用气概念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所表达的思想认识，与耗散结构理论的系统开放性、系统非平衡性、系统涨落、系统非线性等思想认识具有内在的相似性。”(29)
众所周知，许多文化的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都有整体思想。那么，中医优势何在呢？曹东义认为，古希腊、古印度的四元素说，只不过是“分析科学的基因”，而绝非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的起点。五行学说“由于提供了多因素互相作用，保持稳态平衡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然是最为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为复杂系统科学提供了最早、最成功的学术范例。……至今仍然难于被取代。”(30)中医整体论方法能够补西医还原论方法之不足。西医束手之处，中医却能大显身手。“可以说一直被现代科学奉为神明的定性定量分析，在极为复杂的中药面前失灵了，简直是‘百无一用’的摆设。这是‘现代科学’的幼稚无能，既不能说明中药汤中有什么成分，也不能说明是如何吸收、起效、代谢的。”因此杨振宁的观点是不准确的(31)。
何裕民在分析中医整体论缺陷的同时也指出，“曾有海外控制论专家获悉了五行生克模式后，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佳的调控模式”。相生就是正反馈，而相克则是负反馈。“国内曾有多位数学家作过推导演绎，结果表明：除了‘五’以外，任何其他整数都不可能建构如此理想之调控模式。”尽管西医也有整体观念，但“就此认定西医学同样强调整体，似乎也嫌勉强，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临床上西医医师的确习惯于从具体病变部位或某个局部立论，展开诊治活动。”(32)
有学者认为，“现代医学也开始讲整体，但那是组合式整体论或曰结构式整体论，任何一部分都可以被取代替换，只见物，从不考虑精神的作用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医之将人视为整体，是生成式整体论”(33)。
（三）一个案例
不妨举一个整体论之争的具体例子。
广州中医药大学张举正、蔡北源撰文，除认为整体观念并非中医独有外，还指出中医整体观并非只有优势，亦有劣势，论据有二。
其一，中医整体观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整体）思想。首先，现代系统论中整体与局部是非线性或非加和关系，而中医理论和治疗方法恰恰相反。心的功能加气的功能就是心气的功能；当归益气，黄芪养血，因此当归配黄芪就是益气养血，但实际药理不可能如此简单。其次，中医对局部认识不足，因此局部性质由整体衍生，没有自己独立的属性。虽然听觉器官是耳，但却说是肾在“听”。
其二，中医整体观只是自然哲学的思辨。表现在：首先，它是从哲学推演出医学，并且表述是模式化的，因此客观事实必须削足适履以配合之。其次，“它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并不等于作为具体学科知识的真实性和先进性。”再次，整体调节、疗效、毒副作用都由中药自身属性决定，与中医整体论无关。也没有理由认为中药的非针对性就比西药的针对性有优势。因此中医整体观“难以向现代整体思想发展”(34)。
韩成民发表文章，认为张文观点是“立足于以形态实验医学的立场”。中医的血为物质基础，气为活动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加和关系。肾“开窍于耳”恰恰是中医整体观的表现。按《黄帝内经·灵枢·脉度》“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可知，年老多病时失聪耳鸣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按此理论的辨证施治得到了上千年的临床验证。“这难道不是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吗？这能说不是科学吗？”按张文逻辑，“心开窍于舌”，那么“舌需实施心的功能？”“悖谬的立著，使人们对立著者对中医经典的认知理解程度及中医临床的实践不无怀疑，是对中医理论随意的曲解与贬低。”中医由哲学而医学，西医由医学而哲学，“都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法则，都是科学”。中医整体论的表述不是“语言上的逻辑推演，而是按五行的生克乘侮进行的逻辑推演”。因此，“中医整体观的科学性毋庸置疑，它的真理性为世人公认。它的核心与灵魂不容篡改”(35)。
针对韩文，张岚、常存库发表商榷文章。韩文称，“中医论述引经据典：一方面是中医经典系统地表述了中医的核心精髓特点；另一方面经典蕴含着中华灿烂文化底蕴；其精粹内涵、哲学理性和涉猎的内容难以用普通语言一时表达清楚，并且经典较客观地准确地论述了事物内在的运动变化规律和哲学思想。”对此张、常认为，“全文立足于对经典的推崇和对中医学的民族情感，将中医整体观的特色和优势混为一谈，将中医学实践上的有效性解释为理论上的科学性，没有用‘两点论’的方法分析中医学的整体观”。韩文所谓“血为物质基础，气为活动现象”，是没有透彻理解中医基础理论，没有详细研究哲学，故在物质与功能关系上陷入思维混乱。益气养血确实不是益气与养血的简单相加。气有无限化生之能，精、血、津、液皆来自气之化生。“气血都是物质与功能兼有的名词。”韩文认为经典“文奥涵博，哲理深远”，客观抽象地反映了事物内在运动的事实。这意味着中医经典可以解释一切，“不是做学问的态度”。“文奥涵博，哲理深远”不等于科学解释。中医整体理论缺乏解剖结构基础，强调共性而不能分化，不但不利于解决临床各科的特殊问题，而且会产生荒唐的说法。即使有上千年验证，有效性也仅为或然现象。比如并非所有失聪耳鸣都能用补肾益精的方法治愈(36)。
韩成民对上述观点做了辩驳。他认为中医存在结构观念，很早就对解剖生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关于气血，韩文举吴琨“阳化气，阴成形”为例说明中医自古就没有离开形体谈功能。解剖外科衰退，“除社会原因外与医籍成果亡失有关。并非自身理论原因。”关于中医整体观的哲学属性，“中医已从朴素的辩证法向实践医学转化”。韩文承认中医疗效“有时存在偶然性”，“但其必然性存在于正确的辨证施治和早期的中医中药应用。其实质性的变化证明了中医整体观的特性和优势。……显现了中医中药的科学性、真理性。同时也说明现代医学的局限性”(37)。但韩文没有说明如何区分疗效的偶然和必然。
由上例可见，争论给人以许多启发，非常有益于深化对中医的理解。但各说各话，“不可通约”，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三、几点反思
（一）医学与民族文化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中医存废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翻版。
1.医学的目的
按护医派主流观点，中医衰落的关键在于外因。“文化侵略”论即为一例。1950年12月29日郭沫若在政务院会议上指出，美国最注重“文化侵略”，巨款津贴宗教、文化、医疗等各项事业，“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38)但此论是否准确，尤其在医学领域，尚可研究。“西医东渐，在其初始阶段，并无武力作后盾，……西医传播一开始是在与中医共存竞争状态下进行的，是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实施的，……”(39)此后情况如何，亦需证据支持。
近年来的资本阴谋论则是一个极端的提法。“对中医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是洛克菲勒财团在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近五十年“西化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也是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作者并且危言耸听地说：“这个阴谋在今天就要实现了。”(40)此论其实是舶来品。2004年9月，美国人Han Ruesch在《医学成就》杂志上发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的文章，揭露洛克菲勒以“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的”名义，“让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和体系产生动摇，甚至怀疑、厌弃”，然后彻底操纵、控制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41)。对此观点有学者认为，“资本阴谋”论是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如出一辙，其核心是在文化生产的每一种形式中都找到资本主义的共谋。这一理论在上一世纪曾风骚一时，现在早已过气，也不适合中医的实际情况”(42)。
另一主要外因是西方的唯科学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但即使在中医界也有不同看法。一位医生认为，“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西医的冲击，可谓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知识霸权’来解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因素）。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既不是狂热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主要看重的还是疗效”。“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知识本身，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道。”(43)
中医存废似乎事关民族尊严和传统文化的命运，的确易牵动国人的心弦。曹东义先生说，“杨振宁教授对《易经》的否定，触动了我的‘中医情结’。……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44)。因此反中医是一种文化自卑。他并援引“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曼·波克特教授的观点，认为反中医“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45)。这代表了许多学者的观点。
中医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振兴传统文化，中医是否可担此大任？能否要求中医来担任？首先，中医是不是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不论怎样回答，都应当考虑一下预设的立场。既然尊重传统文化，就应当从传统文化而不是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衡量。在传统文化中，中医的地位委实尴尬。现在把中医提升到如此程度，岂不正是中了西方科学主义的流毒？弘扬传统文化，难道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恢复中医的本来地位吗？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悖论。
其次，医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人的生命与健康服务。舍此无他。要医学承担这一个目的，已属不易，再增加其他任务，实在勉为其难。如果一定要增加，就必须分清主次。在发生矛盾时，次要目的必须无条件服从首要目的。因此，如果要求中医承担这一职责，就必须论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医的这两个目的都是一致的、无冲突的。然而我们没有见到这样的证明，似乎也很难证明。
或曰，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更应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技艺的复合体，因此医学可以而且应该承担医疗和文化两种职责。医学是复合体，并不能证明某传统医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因为，第一，在复合体中，所有那些成分未必都处同等地位、相同比例的，总有占据基础地位的成分。在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基础成分显然是科学。第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与“西学”相比，中国的“国学”皆无占据太大优势可言。“西医见物不见人，中医见物又见人”，似乎并不成立。更重要的是，如果以医学包含人文因素为由，否定医学的科学属性或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就更危险，更得不偿失了。
2.双重标准
不少人认为西医歧视中医，对中医不公平。例如，有人用西医的理论（如抗病毒等）解释预防SARS的汤药，“那西医就要问，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病毒？你要说清楚，否则就不要开口，西医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对中医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谈不上歧视中医。”(46)
然而对祖国医学的感情甚于西医，这恐怕是有的。加上其他原因，使得人们容易对中医作过高评价，而对西医则反之。这些人不但对西医和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不信任，而且对西医的潜力似乎也估计不足。这可能在客观上构成一种歧视。例如，尽管学者们承认中医的整体论是“朴素”的，但却极力论证其合理性与超前性。字里行间，人们可感受到学者们捍卫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与聪明才智。但是疑惑并没有消失。比如，既然阴阳五行的整体思想是无远弗届，“包举宇内”的，为什么它仅仅对中医理论有效，而对其他领域如物理学就无效？既然整体方法是整体施治，那么对一种疾病有效，就应该对同类所有疾病都有效，为什么还有治不好的“疑难杂症”？缺乏细节的整体论与建立在细节基础上的整体论相比，哪一种更可靠？蔑视局部的方法论也符合辩证法吗？为什么“老三论”、“新三论”没有一个产生于中国？既然西方也有更为系统的整体论，为什么医学的发展要来倾听“东方的声音”呢？据信当今医学正面临深刻转向，正在从化学层次上升为生命层次，从生物医学上升为人类医学，从疾病医学上升为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上升为生态医学。有学者认为，在所有这些转向中，中医似乎都有先天的优势。比如，不用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的医学才是真正的生态医学(47)。但是，既然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原理“直接相通”，甚至高于现代科学，为什么中西医结合进行得如此艰难？为什么还需要中医现代化？为什么中医还会萎缩，急需拯救呢？既然中医和西医都对许多疾病无能为力（事实上中医无能为力的病更多），何以西医就“黔驴技穷”呢？
这种歧视有没有可能影响人们对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医循证医学化、中医理论创新等工作的看法，从而产生某些偏差，最终反不利于中医的发展？西方循证医学兴起后，有学者认为中医也有循证的传统。“中医学关于证候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明证。‘证’是‘证据’、‘证明’……中医学还十分重视医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并强调历代医著在理论、实践上的指导意义。这和循证医学强调从医学研究文献所获取的系统信息指导临床决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循证医学着重从人体对于干预措施的整体反应去选择临床试验的结局指标，和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观，其思辨方式则几乎是一致的。”(48)再如，近几十年，中医理论的创新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也有一些所谓创新是尽量保留中医原有框架和术语，拿西医的理论来重新诠释，以期使中医现代化，甚至给西医以启发。这种工作既劳而无功，又不符合学术伦理规范，徒留笑柄。更具雄心的，是把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嫁接，创造一种超越中西的新的医学模式。有学者认为，这种希望“恐怕只能落空”。因为西医的发展由实证科学与创新科技推动，“它不会整体地思考‘新的医学模式’”，也“不会采纳以阴阳五行经络脏腑学说为本的中医学说”(49)。
（二）理据与逻辑
存废之争的特点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色彩由淡转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章，涉及哲学之处不多，且都是官方哲学的术语和思路。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逐渐为争论双方各取所需，大量运用。比如质医派多运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划界标准和萨嘉德、邦格等人的多元主义科学划界理论。护医派运用较多的是历史主义学派（尤其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理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哈耶克的反科学主义理论。
然而在论证中，有时过于对理据的注重超过了逻辑。科学哲学中，有的理论以匡正前人陈见为目的，立意新奇，不无睿智，作为一家之言，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但也难免“深刻的偏激”。如库恩的“范式”理论，本是为纠逻辑主义之偏，但其相对主义的进路，“暴民心理学”的特点，早已广受诟病，以致库恩本人的观点也未能始终如一，在科学是否进步、不同理论是否不可通约等问题上，不断修正立场。又如后现代主义各派，在文艺批评等领域或许发人深省，但科学毕竟不同于文学艺术和建筑，对科学的批判仅靠标新立异是站不住的。于是淮南之橘，终不免沦为淮北之枳，自20世纪90年代“科学大战”以来，已被科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批驳得体无完肤。运用这些理论作为论据，应当慎之又慎，否则很有可能事与愿违，严重影响论证的可信性。有的理论在运用时有张冠李戴之嫌。比如，“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对这种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愚痴予以了痛斥：……”(50)。但是哈耶克所“痛斥”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思潮，针对的是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并没有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指手画脚。因此，如果要援引哈耶克的思想，为逻辑严密起见，就应该指出哈也曾经针对医学等领域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或者证明哈的理论也适用于医学问题。
运用历史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理据，实质是将科学之争转化为文化之争。那么，其学术视野就不应仅限于医学领域。如果中医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面临西方科学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挤压的“地方性知识”，那么“中国物理学”、“中国天文学”、“中国数学”等又何尝不是？因此它们也应该享受同等礼遇，并在振兴民族文化大业中承担同等的使命。论者有义务为其“平反”，证明它们的合理性与超前性、它们与西方相应学科的互补性，以及在中国当代科学建制中应占有的地位。
（三）“形上”与“形下”
在中医存废之争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哲学意味非常浓厚。这固然说明了哲学反思的重要性，但有时似乎过多地在形上层面着墨，过于执著于哲学层面的辩论。有的理论似乎还有烦琐哲学之嫌。就是医学工作者的论证，哲学理据也占相当比重。
科学哲学家黄顺基先生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论据，是引发争论最根本的原因。只要这个论据没有令人信服地被驳倒，‘废除中医’的论调便会阴魂不散，时显时没，困扰人们”(51)。的确，中医的科学性是论战的一个焦点。然而，这是不是整个论战的真正“枢纽”呢？从世界范围看，许多传统医学、另类疗法都不断引起争议，但争议的起因不是科学属性，而是疗效。因为患者求医问药，并不理会其科学属性问题。方法论问题也一样。整体论再高明，但如果仅仅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原理，在具体医疗实践中无法提高疗效，就只能是一种屠龙之术。反过来，如果“朴素”整体方法确实能提高疗效，那么无论怎样质疑，也没有实际意义。另外，形上争议一般很难达成共识，一方很难被另一方“令人信服”地驳倒。即使被驳倒了，又能怎样？疗效问题不解决，争论仍然不会停止。常存库先生认为，“其实，中医本是应用领域的学问，其科学性如何，只能由实践去检验，由事实去证明，哲学至多只能作出一种解释性说明，根本无力为中医是否科学提供任何依据。”(52)
形下问题很多，比如，对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的评价，对中医退出国家医疗卫生体制的利弊的评估等。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也都是中医疗效的评价问题。以中医现代化问题为例，许多人都同意中医现代化，但什么叫“中医现代化”？现代化是不是就是科学化？是不是就是被西医同化、消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老中医印会河先生撰文认为，不能搞“先继承后发扬”的继承发扬阶段论，“继承没完没了，则发扬遥遥无期”。也不要幻想当“纯中医”。“吐故纳新”才有出路，才不会被西医吃掉(53)。此文引来许多商榷文章。同为著名中医的方药中先生认为，没有人主张“不发扬的继承”，先继承后发扬自有其道理。“纯中医”“也不知道出于何人之口”。那么如何现代化？“临床上在西医理论方面头头是道，但在实际上解决问题不多者大有病在，……西医能否吃掉中医，关键在于自己，关键在中医的疗效。而疗效的提高关键在于能否突出中医特色。”(54)一言以蔽之，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就在于是否保持特色。事实上，中医与西医互补的依据也在于此。其他商榷文章大意类似。为什么许多中医在一派废医声中稳如泰山？就是源于对疗效的信心。值得指出的是，直到现在，同样性质的争论仍然不时见诸专业期刊和公共媒体。可见，疗效问题不解决，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不可能达成共识。
那么，双方有没有可能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比如中医疗效应运用循证医学方法验证？马伯英先生认为，循证医学“在西方医学界也引起了极大困扰。……因为医学是离不开经验的，什么病人都要先取得充分证据后才下诊断，什么治疗都要先找到P＜0.01的有效药物后再治疗，不知多少病人将死于这样的‘循证医学’之手。”这是“急惊风撞着慢郎中”(55)。如果把“在通过循证医学方法验证之前不可进行治疗”这一观点称为强标准，而把“在通过循证医学方法验证之前不可承认疗效（但可进行治疗）”称为弱标准，则马伯英先生的观点似乎是针对强标准的。那么在弱标准意义上能否达成共识？如果不能，为什么？是专业层面的分歧，还是哲学分歧？抑或两者兼有？如果存在前者，那么后者不妨暂时“悬置”。
即使为了形上争论的解决，形下问题也是重要的。以护医派热衷运用的库恩历史主义理论为例。按库恩理论，科学的划界标准应诉诸理论的“解难题”传统。因此，欲证明中医是科学，其进路自当以经验证据说明中医的解难题传统是怎样的。尤其当中医主动现代化、处处运用西医手段、自身不断萎缩之时，这更是一个必须充分论证的问题。而在中西医“范式”差异如何、方法论怎样区别、术语是否不可通约等问题上纠缠，似乎意义不大。
中医问题之所以有如此浓重的哲学属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已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还承载了民族文化、政治体制等多重问题。这样就容易使一场论战变成一场混战。
涉及哲学的学术争论一方面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开拓思路；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焦点、转移论题，使“形而下”问题被“形而上”的争论所掩盖，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是人们又不能等待在哲学层面上达成共识后再调整对实际问题的看法和策略。如何使哲学更有效地介入实际问题，尚需研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本文受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资助，特表感谢。
(2)张效霞：《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3)陈大舜：《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方向提几点看法》，《辽宁中医杂志》1978年第4期。
(4)赵德田：《谈中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报》1979年第3期。
(5)沈耀然：《我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一些认识》，《医学与哲学》1980年第3期。
(6)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4期。
(7)http://www.med8th.com/humed/6/20061015gyzjcs.htm.
(8)http://news.163.com/06/1111/17/2VLQTMDB000120GU.html.
(9)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7618162256781182259.html.
(10)方舟子：《“废医验药”是发展中医药的必由之路》，《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4期。
(11)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320页。
(12)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4期。
(13)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杂志》2005年第1期。
(14)陈少宗：《中医学理论的发展现状及其多元化走向——兼评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6期。
(15)何祚庥：《对“〈易经〉文化”的反思》，《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4年第12期。
(16)方舟子：《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7)张功耀：《中医诸“优势”辨析》，《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12期。
(18)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4期。
(19)温亮、唐燕综述，祖述宪审校：《有关替代医疗的若干问题》，《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2000年第3期。
(20)华国凡、金观涛：《中医：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
(21)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
(22)祝世讷：《论中医系统论》，《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23)吕冬梅、黄璐琦、杨洪军、戴汝为：《浅谈中医药领域中的非线性特征及应用》，《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4年第2期。
(24)陈建南、赖小平、周华：《试从非线性视角看中医方剂实质》，《世界科学技术》2001年第3期。
(25)朱清时：《中医是复杂性科学》，《中华养生保健》2004年第18期。
(26)朱清时：《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中医学的科学性》，《江苏中医药》2005年第8期。
(27)闵家胤：《系统科学是中医的科学基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8)陈清梅：《协同学——中医药科学性的理论基础》，《中医研究》2007年第6期。
(29)关行邈、胡化凯：《中医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比较》，《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年第9期。
(30)曹东义、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第12期。
(31)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兼与杨振宁教授商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2期。
(32)何裕民：《发现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贾谦、仲海亮：《保持中医特色，弘扬中医优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增刊。
(34)张举正、蔡北源：《中医整体观是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吗》，《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11期。
(35)韩成民：《亦论中医整体观的特色与优势——评〈中医整体观是中医的特色与优势吗〉》，《医学与哲学》2003年第11期。
(36)张岚、常存库：《也论中医整体观的特色与优势——与韩成民先生商榷》，《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4期。
(37)韩成民：《再论中医整体观的特色与优势——与张岚女士常存库先生商榷》，《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11期。
(38)陶飞亚：《“文化侵略”源流考》，《文史哲》2003年第5期。
(39)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期。
(40)吕嘉戈：《挽救中医：中医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资本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1)罗荣汉：《中医药的未来光辉灿烂——斥“废医验药”论兼议“发展中医，路在何方”》，《实用中医药杂志》2007年第8期。
(42)廖育群：《中医能否如此解读与捍卫》，《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2期。
(43)蔡进：《医道与医术——关于中医未来走向的思索之一》，《读书》2008年第1期。
(44)曹东义：《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兼与杨振宁教授商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5年第2期。
(45)曹东义：《反中医情结根于文化自卑——再驳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中医药通报》2006年第5期。
(46)陆广莘等：《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读书》2005年第9期。
(47)陆广莘：《21世纪中医学向何处去》，《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1期。
(48)赖世隆、胡镜清、郭新峰：《循征医学与中医药临床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9)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三联书店2005年版。
(50)郝光明：《呼吁摧毁对“中医科学方法论”的糊涂崇拜》，《医药世界》2003年第10期。
(51)黄顺基：《从现代科学技术看中医存废之争》，《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2)常存库：《何种哲眼看中医——中西医的科学与哲学论析》，《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53)印会河：《当今中医必须走向现代化》，《湖南中医杂志》1985年第3期。
(54)方药中：《就〈当今中医必须走向现代化〉一文与印会河中医教授商榷》，《北京中医杂志》1985年第5期。
(55)马伯英：《中医科学性的内涵兼论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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