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科学哲学的反思与展望

六十年科学哲学的反思与展望⁽¹⁾

成素梅

从起源上讲，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的诞生理应与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相伴随。然而，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哲学界的视域，成为哲学系独立开设的一门课程，并拥有了专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教授、国际性的学术刊物，却是“二战”之后的事情。60年的科学哲学发展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从对这条发展进路的大概梳理与反思中，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重要启迪，也许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从分析公认的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逻辑经验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主要观点出发，通过对传统科学哲学面临的内在困境、受到的外在挑战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走向的考量，宏观地透视与反思60年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展望与把握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生及其影响

第一个科学哲学流派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学派的主要奠基人像许多近代哲学家一样也拥有丰厚而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特别是理论物理学背景。这就决定了我们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与观点的考察，只关注当时的哲学发展背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与当时的科学发展和代表人物的学术背景联系起来，才能找到逻辑经验主义思想观点的真正来源。

从学术背景来看，逻辑经验主义的创始人石里克（M.Schlick）曾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物理学，他于1904年在柏林大学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完成了“论光在非线性媒介中的反射”的博士论文，1917年出版了《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相对论与引力入门》一书，1922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教授。赖欣巴赫（H.Reichenbach）曾在柏林、哥廷根和慕尼黑等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重点研究相对论力学的意义、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概率等问题，至今仍然有影响的物理学哲学著作有《原子和宇宙：现代物理学的世界》（1933年）、《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1942年）、《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1944年）等。卡尔纳普（R.Carnap）曾在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他的博士论文“空间与时间的公理化理论”是一篇被哲学家认为是纯物理学、而被物理学家认为是哲学味太浓的论文。弗兰克（P.Frank）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并成为职业物理学家，出版的物理学哲学著作主要有《物理学的基础》（1946年）、《爱因斯坦：他的生活与时代》（1947年）、《当代科学及其哲学》（1949年）、《科学哲学：联结科学与哲学的纽带》（1957年）等。费格尔（H.Feigl）曾跟随石里克学习物理学与数学，192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物理学中的理论与实验》。亨普尔（C.G.Hempel）曾在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物理学、数学和哲学，1934年在柏林大学完成了概率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量子力学诞生的时代。当时，实证主义的趋势在量子物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玻尔（N.Bohr）和海森堡（W.Heisenberg）等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都曾发表过用实证主义的观点理解量子力学理论的重要言论。石里克曾用量子力学对决定论的因果性概念的抛弃，作为辩护逻辑经验主义信条的证据。弗兰克没有把玻尔的“互补原理”理解成是一种哲学解释，而是理解成关于有意义的陈述的语言预防剂。赖欣巴赫认为，量子力学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新的观念，这种新观念与传统的知识观和实在观完全相反。因此，需要对物理学的知识观与实在观作出新的哲学说明，这种说明不仅一定要“远离形而上学”，而且根据“经验主义的操作形式”，反对把量子力学关于原子世界的陈述看成是与普通的物理世界的陈述一样真实，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量子“现象”理解成是“在严格的认识论意义上可观察的”⁽²⁾。弗兰克把哲学的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鸦片”，认为“自然科学哲学”这个术语的意义应该与“学院哲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正如麦克斯韦尔（G.Maxwell）所言，“玻尔和海森堡倡导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³⁾。

从这个学派诞生所占有的无形资源来看，当时德国的几所重要大学（例如，慕尼黑大学等）是量子理论研究的国际中心，那里既汇聚了一批智慧聪颖的国际顶尖人才，他们随时不断地传播着许多革命性的新思想与新理念。石里克于1917年出版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一书，是关于相对论力学哲学的最早文献之一，也是最早试图把这个理论介绍给非物理学家的著作之一。1918年，他又出版了研究认识论和一般科学理论问题的《广义知识论》一书。这本书中的许多观念后来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论点。1922年，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继任马赫（E.Mach）和玻耳兹曼（L.Boltzmann）的席位成为归纳科学哲学教授之后，不仅仍然坚持与当时一流的科学家，特别是玻尔、爱因斯坦（A.Ein-stein）和希尔伯特（D.Hilbert）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小组，定期地讨论他们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由于大多数人都具有物理学背景，再加上当时的理论物理学的发展确实产生了许多非常革命性的认识，所以，他们很快在一些反传统的观点上达成共识，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反形而上学的态度；坚定地相信以实验操作为基础的经验主义；高度地信任现代逻辑方法；深信哲学的未来在于其成为科学的逻辑。这个小组的成员把他们的观点看成是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马赫和玻耳兹曼的实证主义传统，同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了罗素（B.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早期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试图只以逻辑和经验的方式研究与基本科学概念相关的哲学问题。

从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相对论力学与量子力学的产生，对在经典物理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经典实在观的颠覆性冲击，对理论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的传统理解的致命性挑战，使得这些理论物理学家们真正地意识到，经典科学观所预设的许多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合理的。于是，他们反对形而上学预设的情绪，以及他们从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感悟到的关于理论与实在关系的新理解，使得他们在传播新理论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科学观的叛逆者。一方面，不仅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能够发现物理学理论中固有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语义学的假设；而且，爱因斯坦对当代时空概念的第二次革命性的论证，在基本意义上，也与他的狭义相对论相平行，是建立在对以太理论的经验主义的批判之基础上的。⁽⁴⁾另一方面，量子理论要求的统计因果性概念，量子测量过程中体现出的微观粒子之间的非定域性关联，更是强烈地映射出一种新的物理实在观。

在这种新旧理论正处于更替时期的物理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些主要代表人物，一方面，他们接受了以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新理论的冲击下，在抛弃经典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过程中，企图用科学的方法与思维方式改造传统思辨哲学的研究进路，颠覆“哲学是科学之母”的信条，完全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的任务定位于把握科学概念的意义与澄清科学知识的表述，认为哲学本身不是知识系统，只是活动系统。他们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成为分析哲学时代到来的引擎，被艾耶尔（A.J.Ayer）称之为是“哲学上的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经验主义立场，使他们无意识地把研究问题的目光锁定在理论问题上，而把经验事实的无错性假设默认为论证问题的前提。这样，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科学观与知识观建立在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时，他们除了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把科学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还原论的思想，并提出了还原论的意义证实理论。

然而，尽管逻辑经验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式的冲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它作为第一个公认的科学哲学流派则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逻辑经验主义第一次明确地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对象域。在此之前，关于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通常是很零散的，主要集中在科学方法论层面，还谈不上形成了一门学科。逻辑经验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和崇尚经验证实的做法，以及卡尔纳普详尽地阐述的由理论命题、对应规则和经验命题构成的夹心蛋糕式的理论结构观，虽然现在看来是很有局限性的，也是最容易受到批判的。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系统地突出了从哲学视角反思科学理论的结构与逻辑的重要性，是科学哲学这门学科正式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并被科学哲学家广泛地誉为公认的“标准观点”加以评判。科学哲学家正是在批判、修正与超越逻辑经验主义的过程中，演绎了近60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轨迹。

二、传统科学哲学面临的内在困境

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推崇的逻辑分析方法无法与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与具体决定一致起来，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他们要坚持所辩护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出现下列情况：科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违反所辩护的推理规则，科学史上的具体案例充分表明，科学的新进展没有一个不是基于颠覆过去的理论或思想的基础上诞生的。逻辑经验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这些内有困难，招致了许多批评。1951年，奎因（W.V.O.Quine）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逻辑经验主义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不可能性，以及还原论的哲学观进行了深刻的批评。1958年，汉森（R.N.Hanson）在《观察》一文中，基于感知本性，对观察/理论和事实/说明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认为纯粹的观察是不存在的。波普尔（K.Popper）在《科学发展的逻辑》（1959英语版）和《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两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证伪主义的科学观。他认为，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科学不是在证实中进步，而是在证伪中发展。因为科学理论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只能被经验所证伪，而不能被经验所证实。因此，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静态结构，而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动态发展，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只是猜测与假说，波普尔把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总结为：P₁—TT—EE—P₂。即，科学家先提出问题，通过大胆的猜测，提出尝试性的理论，然后，再通过证伪来排除错误，进而产生新的问题……

但是，就理论与观察的关系而言，波普尔的证伪方法与证实方法在本质上并没有很大区别，仍然坚持了经验的不可错性，保持了观察事实的优先地位。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事实上是由库恩（T.Kuhn）奠定的。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既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彻底衰落，也标志着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的诞生。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他们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把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区分开来的观点，吸收了波普尔所主张的把科学哲学的研究集中于探讨科学发展问题的观点，以整体论思想为基础，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从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中揭示科学发展的真实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已经走出逻辑经验主义的阵营，接受并学习科学史，他们准备从科学史中建构科学哲学理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都是从科学史的案例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这些观点拒绝接受把理论概念看成是逻辑的公理化体系的标准解释，而是主张把科学进步理解成是理论变化的结果。他们认为，并不存在选择理论的中立的规则系统，更没有使共同体中的每位科学家都作出相同选择的决定程序；用库恩的术语来说，基于相互竞争的范式理论是不可通约的；理论变化是范式转变的结果。用拉卡托斯的术语来说，理论变化是研究纲领的更替。于是，关于理论变化的模式与科学发现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便构成了20世纪整个60、70年代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论题。问题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的思维习惯，一旦这些研究完全抛弃了占有主导地位的辩护主义者的科学哲学，那么，就相当于承认，不可能把科学理性还原为一套可靠的科学方法论规则与认识论信念。于是，这些历史学家的科学哲学虽然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非辩护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却在不同程度上走向相对主义。这个时期，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内部，还是外部，由于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处于十分活跃的地位，为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危机。

到20世纪80年代，以劳丹（L.Laudan）、夏皮尔（D.Shapere）、萨普（F.Supper）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一方面，继承了历史主义学派坚持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研究进路；另一方面，又试图彻底批判和否定不断扩张的非理性主义与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的进路，从而诞生了科学哲学的新历史主义学派。新历史主义学派以坚持理性主义为出发点，对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引起的一系列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虽然都承认科学进步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科学是一项理性的和进步的事业。但是，他们对科学成功的说明，对科学目标的认识，对科学进步方式的论述，对科学知识基础的解释，特别是对科学中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的回答，对科学术语的指称、真理的意义、理论与观察、经验与证据等概念的理解却是截然的不同，从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范·弗拉森（B.van Fraassen）论证的建构经验论和哈金（I.Hacking）阐述的实体实在论把这种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使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始从过分集中于理论表征，转向对实验过程的关注，从只重视理论与概念的语义分析转向了对语用问题的关注。⁽⁵⁾

但是，他们提倡或强调理性主义传统，并不等于就能由此消除了相对主义的倾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丹等人在剖析证据与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基础上所阐述的“非充分决定性论题”，对科学实在论的现有论证方式提出了致命的挑战。⁽⁶⁾1991年，佩拉（M.Pera）从分析传统科学方法论的悖论出发，通过对大家熟知的著名科学史案例的剖析，揭示了近代科学在传播与辩护过程中实际隐含的修辞因素，⁽⁷⁾标志着科学修辞学的诞生。接着，“索卡尔大战”的爆发更是激发了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文学者重新理解科学的意愿。这个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论域空间由重视辩护的语境扩展到重视发现的语境；研究方法由对科学陈述与概念的逻辑分析，扩展到重视科学实践的语境分析；基本信念由拒斥形而上学、倡导理论与观察二分，转向观察渗透理论的整体论信念；研究视野由对理论结构的静态分析，转向对科学发展的动态分析。问题在于，面对传统科学哲学陷入的内在困境，科学哲学家至今还没有提供一条新的进路来替代逻辑经验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没有科学哲学大家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走向多元的结果之一。

三、传统科学哲学受到的外在挑战

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除了面临着内在困境之外，还受到来自一批人文社会学家的外在挑战。我们知道，在50多年以前，科学一直被誉为真理的化身，是一项理性的事业，这种观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是对科学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解，我们不需要为此进行更多的辩护。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科学观。可是，自从1959年斯诺（C.P.Snow）以物理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双重身份哀叹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并试图鼓励双方进行相互理解与交互作用以来，⁽⁸⁾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在斯诺的笔下，人文学者虽然不关注科学，但也从未断言，科学理论提供的不是真知识。在当时，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不仅与传统科学观相吻合，而且助长了科学主义思潮。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样是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启发下，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文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已经从漠不关心转向了不信任，甚至有些敌意。首先，社会学家开始普遍地把他们研究问题的目标瞄准了对科学权威的质疑。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对于社会学家和一般公众而言，经受良好的科学训练，是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处于权威和决策地位的基础。可是，当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立足于实验室的跟踪研究对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分析之后，他们开始对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提出质疑，对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产生怀疑。特别是，当社会学家把科学探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重新概念化时，他们更注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内含的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注重揭示内在于科学活动当中的政治因素。他们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是政治谈判的结果，认为科学的成功并不是由能够得出正确结果的科学方法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共同决定的。

其次，传统的科学观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并且，每一种攻击都否认科学能够向我们提供真知识。不管是由于固有的性别偏见、欧洲中心主义，还是因为科学家的社会与职业兴趣，科学都不再像从前所认为那样可靠，成为不可信赖的和有致命缺陷的。1991年，罗斯（A.Ross）曾对近些年来流行的这种人文主义者的科学观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可靠地说，近代科学创立的许多确定性已经被废除，科学实验方法的实证论、科学公理的自明性以及证明科学断言本质上是独立于语境的真理，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客观性的相对主义者的批评。历史地看，某些有意的批评把自然科学描述为是特定时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发展；这种观点对自认为是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提出异议。女性主义者也揭示出，在科学的‘普遍’程序与目标中，存在着男权主义的经验与俗套的狭隘偏见。生态学家密切关注超越机械论科学世界观的环境语境。而人类学家则揭露了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即，把本能地追求与语境无关的事实的西方科学与看成是伪科学信念的其他文化区分开来。这些批评的最终结果是，极大地侵蚀了宣布和鉴别真理的科学体制的权威性。”⁽⁹⁾

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Sokal）所做的“社会实验”，明确地揭示了人文学者在只具备初步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对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地位妄加评论的社会现象。索卡尔认为，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一种社会与语言的建构，而不是对客观实在的某种反映的观点，不过是用隐晦、比喻或模糊的语言取代了证据与逻辑，是重新把被人们早已抛弃的理论诡辩术充当了理论的功能。⁽¹⁰⁾这场“科学大战”不仅彻底地暴露了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而且揭示了以绝对主义为基础的实在论与哲学相对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体现了科学家对人文知识分子把科学理论理解成是社会文本的极端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观点的反驳。“科学大战”引发了对科学本性、科学真理、科学理性及科学方法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与理解。

然而，从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新近出版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与教科书，就会很容易发现，人文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家的研究成果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以评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为背景，要想了解新的发展趋势，需要研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到20世纪80年代，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范·弗拉森等人的思想成为关注的核心焦点，关于科学变化、科学进步、科学评价、理论与证据、事实与价值、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以及科学术语的指称等问题，成为当时科学哲学的研究重点，并突出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如果说，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科学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与发展的结果，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相并行，则出现了一些相当不同的论题。

这些论题不是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根据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延伸出来的，而是一批人文社会学家从思考科学知识的本性出发，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规范，对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出的怀疑。199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的探索：科学哲学选读》一书的第二部分“历史主义及其后果”把社会建构论与女性主义列入其中，⁽¹¹⁾在2000年出版的《科学哲学：从基础到当代问题》一书中，有关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社会建构论、科学的文化批评、叙述与隐喻等方面的内容近占有一半的篇幅。⁽¹²⁾同样，这方面的内容也收入到近几年来再版多次的《科学哲学指南》一书中。⁽¹³⁾2002年出版的《科学哲学：当代读物》一书收集了有代表性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的重要文章，其中，在最后一部分“语境中的科学”收入了拉图尔（David Bloor）的《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及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的《科学的社会维度》三篇文章。⁽¹⁴⁾甚至有人把由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称为科学哲学的“新时代”。⁽¹⁵⁾不过，就科学哲学的发展而言，这种替代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却是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在从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科学哲学论题。或者说，科学哲学并没有因为面临的内在困境和受到的外在挑战而丧失其发展动力。

四、当代科学哲学的论题与走向

21世纪以来，在当代科学哲学家中，整体论和多元论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作为方法论内化到他们的学术研究当中。例如，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职务的朗吉诺（H.E.Longino）在获得2002年美国科学、知识与技术社会学会的默顿最佳图书奖的《知识的命运》一书中，基于对“科学大战”引发的诸多问题的诊断，试图打破当前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争战的僵局，从科学整体论与多元论的视角，把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说明和认知说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阐述知识的社会化论点，提出了语境经验主义的观点。她对知识的这种综合说明代表了我们在理解知识的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进展。⁽¹⁶⁾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苏裴斯（P.Suppes）在获得2003年度英国拉卡托斯奖的《科学结构的表征与不变性》重要著作中，当运用集合论的方法阐述科学结构的表征与不变性问题时，运用集体论的思想，立足于概率论的讨论，从多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多元论观点的合理性。⁽¹⁷⁾

当前，科学哲学的主要论题与基本走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集中和单一，多元化的趋势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不管当代科学哲学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有多么的不同，从整体上看，他们都试图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规范的科学哲学与描述的科学哲学之间找到更合理地阐述科学哲学论题的第三条路径，达到融合、沟通、超越的目标。除了量子力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等具体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之外，当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走向可大致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如何基于整体论与多元论的观点，在兼收并蓄反实在论立场的基础，运用新的方法为当代科学提供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和更加合理的实在论解释，仍然是科学哲学家不懈追求的主要方向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实在论的争论不仅有辉煌的过去，而且更有光明的未来”⁽¹⁸⁾。综观现有文献，不难看出，在近20多年来，关于实在论方面的文献仍然在逐年增加，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1989年出版的《语义学的理论观与科学实在论》，⁽¹⁹⁾1990年出版的《实在论与人类的面孔》，⁽²⁰⁾1993年出版的《科学的进步》，⁽²¹⁾1997年出版的《科学实在论的新颖辩护》，⁽²²⁾1999年出版的《科学没有规律》⁽²³⁾和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之一《那会是正确的吗？》，⁽²⁴⁾2003年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今日科学哲学》一书中收入的《科学实在论争论的当代状态》，⁽²⁵⁾2006年出版的《科学视角主义》，⁽²⁶⁾等等。

特别是，随着量子理论的成功应用和微观客体的非定域性与整体性等特征的普遍确立，如何基于微观世界的新特征，提炼出新的科学哲学体系，仍然是一项重要而艰难的工作。这是因为像光子和电子之类的理论实体无论在存在方式上，还是拥有的基本属性方面都与我们熟悉的宏观实体完全不同。宏观实体通常被称为“物体”。物体既有质量也有时空定位，并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一旦已知初始条件，根据运动方程总能因果性地决定其未来任一时刻的运动状态或存在状态。但是，理论实体的出现，彻底地摧毁了我们曾经对物理实体的鉴别标准。例如，光子，是无质量的粒子，而且，我们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都能知道光子的准确位置。这样，拥有质量和时空定位已经不再成为确定理论实体的存在性的基本标准。⁽²⁷⁾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标准来鉴别理论实体吗？理论实体的隐藏性、人类感知能力的不可及性，以及描述这些实体特性的语言图像的宏观性，使得科学哲学家根据过去的实体观无法赋予它们本体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抽象的理论描述与间接的观察推论出来（即，不能被直接地“看”到）的这些实体，还能被称为是“实体”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理论实体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称为“实体”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理论实体的本体性的否定，必然意味着对科学认知目标的否定，会涉及重新理解科学和重新定位科学的重要问题。

其二，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全面兴起与不断深入。科学实践哲学家认为，传统科学哲学聚集于科学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冒着无视科学实践的风险。科学的人文与社会学研究则过分关注科学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忽略了与世界的关系。这两条进路各有优劣。因此，他们试图把这两者整合起来，基于分析框架考虑理论，基于实践基础考虑世界。科学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对自然主义、操作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科学哲学的不同程度的拓展。实践认识论必须阐述要求在什么样的活动中产生知识，并以这种活动为基础重新整理传统认识论中关于真理、事实、信念、确定性、观察、说明、辩护、证据等问题的争论，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中的模型、测量、实验、模拟、类比和隐喻等问题。特别是，重点突出对作为理论与世界桥梁的实验仪器、技术手段和概念模型等中介的研究。这些研究极有可能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甚至工程哲学之间架起有意义的桥梁，从而突出科学实在、技术实在和工程实在的研究，有可能把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从传统的物理学和数学延伸到生物学、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使科学哲学的论域空间更丰满、论题更深入、论点更全面。

其三，语境论科学哲学研究进路的突显。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是把语境作为阐述问题的基底，把语境论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认为科学家的所有的认知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社会、语言、认识等语境中进行的，科学理论是一定语境条件下的产物，在一个语境中是真的科学认识，在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语境中有可能会被加以修正甚至抛弃。这种修正或抛弃是在再语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试图在语境的基地上，将规范的科学哲学与描述的科学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传统科学哲学的内在困境，化解其受到的外在挑战。语境论与整体论在看法上是一致的，但是，侧重点完全不同。语境论强调即时性，此时此地的经验与认识，或者说，“存在于当前的事件”；而整体论则不以此为前提，整体论所感兴趣的是现象的不同方面的联系。语境论者认为，世界是变化不定的，变化过程中的因与果既不可分离，也不能离开它们所发生的语境来理解，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语境，这种认识总是一头联系着过去，另一头联系着未来。因此，对世界的当前认识永远不会是最终形式，更不是绝对真理，同样也强调研究科学实践中的测量技术、仪器等认知中介的地位与作用。⁽²⁸⁾

其四，科学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推广开始得到重视。科学哲学研究的目的不是玩弄晦涩的语言概念游戏，更不是书斋里的奇思怪想，而是在更合理地理解科学的过程中，把关于科学的思考现实地内化到科学教育、科技政策、科研立项、科技开发、科技评价等方面。特别是，相对于我国现有的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培养目标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会还有怎样的启示？目前，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项昂贵的事业，当前对科技资源的投入是对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吗？特别是在像粒子物理学那些高深莫测的领域内，不计成本地追求科研目标是合理的吗？在21世纪，科学技术还仍然会像20世纪那样，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科学哲学的应用研究将会鼓励我们以一种更加明智的方式去面对刚刚开始的新世纪里真正重大的问题。⁽²⁹⁾

其五，兴起了关于专家知识的哲学（philosophy of expertise）的研究。2002年，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巴斯学派的创始人柯林斯（Harry Collins）与埃文斯（Robert Evans）联名在《科学社会研究》（简称SSS）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把关于“专家知识与经验研究”说成是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³⁰⁾这篇文章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引证率位于该杂志以后几年的首位。这说明，关于“专家知识”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方向，已经形成了不同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的称之为“知识学”（knowledge science）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强调对知识的元理论研究，包括对专家知识的认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等研究。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2)Thomas Ryckman：Logical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s，In Alan Richardson，Thomas Uebel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gical Empiri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218—219.

(3)Grover Maxwell：“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oretical Entities”，In Maitin Curd/J.A.Cover ed.，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entral Issues（New York/London：W.W.Norton Company，Inc.，1988），p.1052.

(4)Lawrence Sklar：Foundational Physics and Empiricist Critique，In Marc Lange ed.，Philosophy of Science：An Anthology（Malden/Oxford/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143.

(5)成素梅：《理论与实在：一种语境论的视角》，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6)参见成素梅、荣小雪：《什么是非充分论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7)Marcello Pera：Scienza e Retorica（Gius.Laterza＆Figli S.p.a.，Roma-Bari，1991），中译本《科学之话语》，成素梅、李洪强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C.P.Snow：The Two Culture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17.

(9)A.Ross：Strange Weather：Culture，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Limits（London：Verso Press，1991），p.11.

(10)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Intellectual Impostures：Postmodern philosopher’s abuse of science（Pro-file Book Ltd，1998）.

(11)R.Klee：Scientific Inquiry：Readings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J.McErlean：Philosophy of Science：From Foundations to Contemporary Issues（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2000）.

(13)W.H.Newton-Smith（ed.）：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1）；中译本《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殷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4)Yuri Balashov，Alex Rosenberg，editor，Philosophy of Science：Contemporary Readings，London：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2002.

(15)Noretta Koertge：“New Age”Philosophy of Science：Constructivism，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day，Edited by Peter Clark and Katherine Hawley，Oxford：Clarendon Press，2003，pp.83—99.

(16)Helen E.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17)Partrick Suppes：Representation and Invariance of Scienti fic Structures，California：CSLI Publications，2002.

(18)Stathis Psillos：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cientific Realism Debate，In Peter Clark and Katherine Hawley ed.，Philosophy of Science Tod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9.

(19)F.Suppe：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heories and Scientific Re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9）.

(20)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Cambridge M 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1)P.Kitcher：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2)J.Leplin：A Novel Defence of Scienti fic Re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3)R.Giere：Science without Law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24)A.Franklin：Can That Be Right？Essays on Experiment，Evidence，and Science（The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

(25)Stahis Psillos：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cientific Realism Debate，In：Peter Clark，Katherine Hawley，eds.，Philosophy of Science Toda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9.

(26)R.N.Giere：Scientific Perspectiv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27)V.Karakostas：Nonseparability，Potentiality，and the Context-Dependence of Quantum Objects，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phy of Science，28（2007）279—297.

(28)参见H.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成素梅、郭贵春：《语境实在论》，《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3期；《语境论的真理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5期。

(29)参见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殷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0)Harry Collins＆Robert Evans：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2，Vol.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