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自由维度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的兴起和现代文明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科学给现代世界造成的影响，或者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追问科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两位西方非常著名的科学史家关于科学技术在西方刚刚兴盛的那段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来看看科学到底是什么。韦斯特福尔在他的《近代科学的建构》当中这样来说科学，我们要注意这段话当中的几个关键词。他说，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学的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起来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机制。”

这段话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他们以几何学的关系来看待自然，另一个是确信自然是一部巨大的机器。那么，很快一个问题就来了，请问人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人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人是不是机器？如果人是机器的话，那么人是不是要完全受着机械必然性的制约？如果认为那样的话，那么人的一些行为还要不要人自身为其负责。换句话说，那么我们人还要不要有责任，还要不要有自由，还要不要有选择，还要不要有德性。我饿了，我就要怎么样啊，就要去抢？只要我一饿，我看见食堂有人在那儿吃饭，我冲上去？因为我告诉你，我是自然的人，我受着严格的自然必然性的影响，所以，现在对不起，我一定要吃。

另外一位著名学者伯特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说：现在，世界变成了一部无垠的、一成不变的数学机器。不仅人类丧失了他在宇宙目的论中的崇高地位，而且在经验学者那儿构成了物理世界之本质的东西，那些使世界活泼可爱、富有精神的东西，都被聚集起来，塞进这些动荡渺小临时的位置之中，我们把这些位置称为人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和这样一种科学之兴起同步的是，一种新的人的自我理解产生了。我们可以以培根为例简要说明这种新的人的规定的基本内容。

培根说：“万物因之而存在的终极原因，乃是人为的产物，而人类能够制作的最佳事物就是理想的共和国，人类的终极目的一点可以在人类政治世界中找到。”依照这样一种理解，宇宙和我们人类再也不是一体的，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一个有机部分；相反，宇宙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把宇宙目的论排除，并且坚信，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么，接下来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现代人再也不像古希腊人那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人的生命的本质是如何驯服欲望，使之服从理性的？培根说，人的本性是欲望，国家之共和国的起源正在于这些欲望之满足与实现。当然，近代人并不排除人的本性中包含理智的成分，只是这种理智并非“欲望的导师”；相反，它是“欲望的奴隶”，理智是为了帮助欲望更好地得以实现，而不是节制或者驯服欲望。这种理智的最终产物就是近代科学。我们人类依赖理智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后，可以拯救人类的，就是各种发明创造。从培根到笛卡儿，从霍布斯到斯宾诺莎，都有一个隐含的对于古希腊的批判，他们的批判指向古希腊哲学贬低实用知识，没有使科学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从培根开始，近代哲学家都否认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之前设想理想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所以，从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明是唯一重要的事情，甚至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如何组织科学共同体进行规模化的科学研究。培根在《新工具》中说，通过一种普遍的方法而建立起来并扩充人类种族自身对整个宇宙的权势和控制的势力，要比任何政治模式和政治秩序的学说更为仁善，“因发现而带来的好处可以遍施于整个人类”。

我们还要看到，在古希腊，在传统的中国和西方社会当中，他们看待自然都不像近代人那样看待。在传统的自然观当中，自然是一个活泼泼的自然。所以，自然在近代以来就好像我们今天全部的人类都仅仅把自然看作我们巨大的能源和资源的宝库。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无非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以勘探石油的方式，我们以寻找铀这样稀有的元素的方式，我们为了某种军事目的而去开采某个宝藏的这个方式，我们以葛洲坝水电站、三峡大电站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身外的世界；而完全忘记了，其实这个世界有它自身的本性，而且和我们人一样，是完全有机的，有独特的生命感受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当中所曾展示给我们的全部崇高的德性，勇敢也好、虔敬也好、友谊也好、节制也好、智慧也好，那些东西全部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现在人类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欲望动物；而且，我们也确信只要我们的理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用这种理智所带来的后果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光彩，并且把我们带到那个最终的极乐世界。其实，那样一个极乐世界当中的人无非是欲望得到完全满足的动物而已。而且，事实上甚至连这都不可能；因为他们在对这种人的本质进行设定的时候，他们还忘记了另外一点，就是欲壑难填。而且，人类是分种族的，人类对于欲望自身的增殖性没有深刻的认识。

按照康德的理解，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而他同时是两个世界的成员，受到两种法则的影响。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受制于必然的自然法则，因而没有自由。作为有理性者，他虽不必然但却应该遵守理性法则而行动，在此领域他为自己立法，而自己也必须遵守这个法则，因而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人同时居于两个世界“之中”：他是自然的一分子，但不完全是自然存在者；他是有理性的，但也不完全是理性世界的成员，也有自然的成分。由此可见，康德继承了启蒙主义的精神，仍然高扬理性的大旗，不过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人的理性，而是纯粹理性，而且始终视之为理想而不是现实。因为人终其一生都受制于自然法则，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法则行动，而且理性法则对他表现为“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法则。这就引出了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与自由，它们源于有限的人类理性的两种功能，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近代哲学主要把理性理解为认识能力，科学作为其成果亦是其力量的证明，因而所谓理性即是科学理性。虽然真正意识到理性主义的局限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那时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熄灭了理性头上的神圣光环。但是，康德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科学理性的发扬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证明的是人的有限性，不能证明人的自由，证明的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科学理性作为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论信仰还是道德，皆非理性所能企及。因此，理性无论如何不能承担上帝的职能。当上帝被迫逊位而理性却不能登基坐殿的时候，人们面临的就是虚无主义的威胁。对康德来说，科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也是有局限的。如果不加限制地扩展到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其后果十分严重，那将使一些对我们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面临毁灭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时刻，康德哲学的第二部分，那个受到卢梭启发的部分应运而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康德是一个启蒙者。康德说：“我的哲学的全部归宿，严格地说，是我的道德哲学。而我的道德哲学是要寻求自由，因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康德所说的自由绝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这是近代以来自由的含义。我认为严格地说，这种自由是一个认识论上的自由。什么是自由？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上这样定义：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其实，这样一个自由不能说它完全错误，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这样一种自由，它来自于近代。它的这个必然性只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可是，康德说，人之为人在于另外一种自由，这是一种本体的自由。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为什么在我感到饥饿的时候，旁边一个力量远不如我的小孩拿着馒头或者说别的美味，我能够不为所动？我不会冲上去，拿起就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我为什么能够做到克制我自己？其实，某种意义上说，自由可能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克制更有关系。而有学者提到自由就是由自。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一种任性，它更多的是别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康德曾经这样说过——其实我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一方面，作为自然世界的公民我服从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全部重大的科学进展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要相信人类的智力，它能够达到知识的这种不断增长，同时所有这些知识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他说，我是一个道德世界的公民。作为一个道德世界的公民，我应该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体现出人性的尊严。在这个时候，所谓的自由就是由自，就是一切行为都是应该由我自身发出。譬如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我现在已经非常饥饿，可是看到一个小孩，他手里拿着东西，很好吃的东西，我不去抢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不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如果我冲过去抢他，那么我的行为不是由我自己发出的，其实我是受制于自然的欲望。恰恰相反，道德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一切行为由我自己发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最终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康德说，一个真正的人，严格地说是一个道德的人。

自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叫free from，即从什么地方、怎么样自由地退出来，这个是和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free to，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在哪方面我们要去怎么样帮助别人。用康德的话来说，真正的自由是我们伟大的、崇高的、高尚的人格得到人道敬重，全部哲学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培养起一批又一批具有崇高人格的人。而在这样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明白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全部的人类行为严格地说都应该服从一个最起码的准则。这个准则，康德用一个定言命题给出——我们该做什么。它不属于那种如果怎么样我才怎么样。我要做一个人，就是我要去做一个人。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就是我要去做一个好学生。我来听课不是害怕老师点到，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学生。我要做好我的本分。当然，康德用另外一个词，叫义务，我的职责，我的义务；我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康德看到了全部近代哲学那种知识哲学和以知识哲学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独自借助一种特殊的、所谓的、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在这样一种伦理学当中，康德说，我要告诉全部希望自己能够像人一样生活的人，你们作为人所必须具有的第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全部的行为都必须依照那样一种东西而发出来。什么东西呢？他说，那么我就必须认定全部人类都希望发出这个行为，不是仅仅我一个人愿意做。西方有的学者把这种规则称之为金规则（golden rule）。我们中国有一个与之相似的规则，我们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是说，人之所欲，施之于我。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人类才可能建立起一种更为美好的关系。

所以，康德的哲学，严格地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他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要为知识所具有的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寻求它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要为人类所谓的安身立命寻求一个基础。所以，康德说，因此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为信仰保留地盘。这就是康德全部哲学的归宿。

最后，我们以康德对自己哲学的理解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段话为很多人所吟唱，但是我想我们今天重温这段话对于我们自己将来的道路，对于我们自己将要踏上的那种生活的（道路），以及我们要去影响的更多的人应该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康德这么说：“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高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