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文化

四、理性和文化

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总是烙上一种文化符号。因为一定的传统或文化对经济活动有着显著影响。然而，容易由这一事实滑入“文化决定论”，以及根据文明划分采取“单一”身份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李光耀等人宣扬的“亚洲价值观”就是最典型代表。他们在坚持如下两个根本性主张的同时，也深深怀疑和限制了理性的范围。一是“文化界域说”，根据文化、文明或传统区分世界不同地区。按亨廷顿的观点，在后冷战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划分；全球政治和世界秩序以文明为基础，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自东亚经济腾飞之后，李光耀等一些东亚领导人开始强调东方价值观的优越性，鼓吹“亚洲价值对西方价值”、“儒家伦理对新教伦理”和“西方与东亚在社会观和政府观上存在基本差异”。二是“文化冲突说”，以为不同文化养育的人民缺乏相互认同感、尊重和理解，无法交流，更多是相互冲突。亨廷顿指出，当代世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⁸⁶⁾“9・11”事件似乎强化了“文明冲突”的命题，宣告世界陷入严重的文化冲突和不信任之中。

人们是不是一定束缚于他们的文化传统而无法摆脱？能克服“文化仇恨”吗？能通过理性活动实现相互理解吗？森告诉我们，如果把自己作茧自缚于各种文明“盒子”之中，把单一分类看作唯一或占绝对统治地位，那就难以避免“文明的冲突”。作为亚洲人，森着重以“亚洲价值”为突破口，对简单的文化分类进行了尖锐的责难。

物质成功会带来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会衍生出软权力。工业革命中欧洲国家率先发展催生了西方价值观优越于其他地区价值观的主张，如今亚洲经济增长迅猛自然把亚洲价值观抬高到上层价值世界中。但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领会方式，无论“新教伦理”还是“亚洲价值观”，两种提法都犯下了简单归案的错误。考虑文化的重要性不等于要用孤立的、不变的和简单的方式对待文化。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以全有或全无的态度看待某种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森建议，在认识文化对发展的作用时，应把文化置入一个充分开阔的理解框架内，既反对完全忽视文化的意义，也反对把文化视为有独立和静止力量的特权。对价值观的分析要更多关注差异，而非简单归纳和冠以特定原型。

第一，文化不是个体的唯一身份特征和行为决定性因素。文化富有影响，但没有成为决定人们身份的唯一力量，阶级、种族、性别、职业和政治等其他因素也至关重要。文化只是影响人们做什么的众多因素之一，人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和秉性，还取决于制度的存在及其产生的激励。而且，就算特定基本文化态度和信念影响了我们的推理性质，但它们并不可能永远决定理性。存在影响推理的各种因素，我们不必为了认同某种文化就失去考虑其他推理方式的能力。

第二，文化具有非同质性和内在多样性。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有差异，同一国家和文化内部也有极大差异。不协调的声音经常是“内在的”，而非来自某种文化的外部。文化决定论者往往低估被视为“单一”文化内的多样性，对各类文化进行简单的大归纳，对各类文明进行粗糙划分。

亚洲内部的巨大差异和复杂多样的历史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可能概括出一个所谓“亚洲价值”来适用于如此众多和异质的人口，进而把亚洲人作为一个群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群分割开。就算东亚地区，也不可能用“东亚价值”来作为典型的普遍价值观。甚至亚洲各国内部，也有大不相同的文化传统。那些历史上一直影响着亚洲各地区的、来自内外的不同文化，至今仍以不同方式存在。当亨廷顿描述“印度教文明”时，低估了印度有着除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外第三大穆斯林人口，有着佛教徒、锡克教徒、帕西人和基督教徒。印度传统经常被视为与宗教牢牢拴在一起，可人们忽视了系统论述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大量梵语和巴利语文献。再看日本，既有信仰神道教的人，也有信仰佛教者。不同文化影响，至今仍见于现代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中，同一个日本人可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在新加坡，国民之间和平友好共处，但不要忘记他们具有极为不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亚洲价值观”却想把这些差异一笔勾销，把不同信仰和信念的人们强迫性地、蛮横地联系起来，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三，文化非静态不变，而是运动变化的。文化决定论者试图以一种停滞方式定义某种文化，不仅忽略了其内在巨大变化，也无视了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尽管行为准则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是这些结合着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行为准则会随时间、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趋向于复杂多变。亚洲地区的价值确实在最近该地区经济成功中发挥了作用，可如果亚洲价值观如此重要且范围日益扩大，那么什么使它花了如此长时间直到今天才表现出来呢？

可见，各种道德准则的性质是变化的，它们在促进经济成功方面的效率也会变化。一种价值观可能在某个时期对经济发展毫无作用，到了某个时期有了推动作用，在另一个时期又变成了阻碍力量。价值观作用的演变，很可能来自价值观内部异质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突出和消沉。森特别提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与“好商业行为”相偏离的现象，如腐败。这当然并非要引发关于日本价值观有利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争论。也不是要对日本价值体系简单赞美或全盘否定，而是要对日本传统和习俗的不同部分，及其各自对日本经济运作的意义进行信息丰富的分析。因此，关于文化和价值观作用的研究，必须更加细致和丰富，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大归纳。必须把价值问题置入错综环境下，而不是被淹没在关于“亚洲价值观”之类的泛泛谈论中。探究价值作用的必要前提是“认识到价值分析必须适合于特殊性而不是广泛的普遍性”。⁽⁸⁷⁾

第四，文化不是孤立的结构单位，各种文化互相作用和相互交流。有些人误解文化特殊性的意义，盲目贴上不受“他们的文化”侵袭的所谓“我们的文化”的标签，以为文化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反而激烈冲突。

首先，这仍旧是一种纯粹性和唯一性的文化观。对一个特定社会来说，很难区别哪些东西是外来的，哪些是内在于本土文化中的。世界并非“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从来不会相遇”的状态，而是不同文化之间早已就有交流活动。“我们的多样性、我们的开放性，恰是我们骄傲的地方，而不是羞愧之处。”⁽⁸⁸⁾

其次，区分“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貌似关注特殊性，其实质却以非常简化的归纳抹杀文化内部的差异。

有一种不乏支持的观点，把以分析和怀疑为特点的理性活动归属于“西方文化”，非西方文明缺乏此种传统，无法培育出具有“西方”性质的理性观。持此种立场的丹尼尔・贝尔说：“当你检视通常与理性假设有关的价值时，你会不由得问：这在其他社会也有效吗？比如在有严格宗教规范和正统观念的穆斯林社会。我不得不说：‘否’。因为在穆斯林社会，他们对理性的看法有不同的标准，故而也采用不同的法则。所以，理性有文化环境的特性。”⁽⁸⁹⁾

森承认理性与文化之间有关联性，但由此说有些文化天生不容纳理性那就错误了。凭借渊博的历史知识，森特别批驳了所谓“非理性的印度”的观念，揭示了印度文化传统的内在丰富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印度，存在一种流行看法：印度文化“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事实上，印度除了宗教、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之外，还有逻辑学、数学等成就。印度也不乏理性主义传统，例如，具有理性思想的古代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就坚持“理性之路”，认为追求理性和拒绝传统主义至高无上、无需论证，并断定若传统主义是正当的，那么就不会给其追随者带来新的启示。⁽⁹⁰⁾虽然是穆斯林，阿克巴对不同宗教却给予一样的关注，主张公开对话和自由选择。他对一种宗教信仰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而是喜欢对每一种宗教内的多样性构成要素进行理性思考。宗教信仰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理性和选择，而非来自“盲目信念”。这种带有合理审查特点的理性观，决定了阿克巴采纳一种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来自西方共同体主义的“发现”观，不会引起阿克巴的共鸣。因为按照他的想法，“我们确实选择我们的信仰、交往和态度，而且我们必须对我们最终选择的东西（即使是不明确的东西）负责”。⁽⁹¹⁾

再者，区分“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也许本意是保留自己的传统。可传统是变动的，何种传统要素被保存下来是一个理性选择的事情。传统问题上的真正冲突来自“如何取舍传统”的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允许人民自由地决定哪些传统是他们愿意服从的或不愿意服从的；另一个立场是，服从已经建立的无论什么传统，或服从那些宗教或世俗当局所决定的传统。前一个原则体现了人类自由的重要性，它要求应该由生活在传统中的人民来评估和选择传统，如何对待传统应该是一个向全社会大众开放并进行讨论的问题。

森坚持第一个立场，相信生活在传统中的人们都有参与决定的自由权。保不保留传统，保留多少，采取什么行动保留，这不是已有定论的问题，也不是政治统治者、宗教当局或历史遗产的人类学崇拜者单方面做出决定的问题，而是必须向整个社会公众广为开放，让他们讨论并共同做决定的问题。当传统被放在公共论坛中，反思的审察代替了无质疑的接受，由理性对保存传统的利弊进行评估。理性评价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所有人都被允许积极地参与制定决策。并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一定要保存正在消失中的生活方式的每一个方面，但确实存在让人民能够参加这样社会决策的需要，如果他们选择参与。

最后，“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所构筑的对立阵营，加上身份认同的配合，成为当今世界许多暴力和不人道现象的根源。这些丑恶现象运用的“憎恨的”武器，经常是一元化和好战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化决定的成员身份。“在当代世界，承认不同文化内部的差异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断受‘西方文明’、‘亚洲价值’、‘非洲文化’等这些过于简单概括的攻击。这些对历史和文明的无事实根据解释，不仅在理智上是肤浅的，而且它们还强化了我们生活之世界的分裂。”⁽⁹²⁾把人们看成特殊文明的成员、身份命定的成员和受传统支配的成员，那么顺从而无批评的接受自然代替了推理的运用。文化决定论和无推理运用的身份认同将成为特定习俗和传统要求的不平等或剥夺的“保护伞”，顽固捍卫那些旧东西可以免受理智检查。进一步，还淹没了其他从属关系和任何人类的同情心或自然的仁慈，甚至严重导致恐怖主义、暴力和仇恨。人们会突然被教导，他们是与某个敌对群体相对的另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不容他们再进行合理审查。森的生活中就存在这样恼人的记忆：独立后的印度立刻发生了印度人、亚洲人、作为人类成员等各种身份突然屈从于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锡克教徒等各种教派身份的事情，从而导致大规模冲突和众多暴力事件。

避免文明的冲突乃至仇恨取决于跨文化交流，而得到理性培育的理解和认识最终会战胜文化间互不理解而造成的冲突。个人虽受特定文化影响，可并不是永远无法逃脱文化决定的命运，或者一定局限于自己生活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中。“跨文化交流的困难是现实，此乃文化差异之重要性所产生的常见问题，但这些困难没有要求我们接受‘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之间的标准区分”。⁽⁹³⁾核心问题并非不同社会之间会有多大差异，而是某一个社会成员是否有凭借理性发展出欣赏和理解其他社会的能力。当然，以单一的理性准则统一多样性，无疑会低估价值、情感和传统的解释能量。凭借宽泛理性的框架，人们可以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地感受和对待其他人民、其他文化和其他观念，并且考察有什么不同的理由使人们相互尊重和宽容。

通过纵观而透彻的剖析，森言之成理地总结了他的文化观：只要文化被看成是非同质的、非静止的和相互作用的，只要文化的重要性与影响的多样性根源结合在一起，那么文化就能在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和建构性的作用。因此，应该同时承认：“1.文化变化的意义；2.必须避免文化原型及笼统归纳；3.采取动态文化观而非静态文化观的重要性；4.认识特定社会内部异质性的必要性。”⁽⁹⁴⁾与关于“西方理性”和“亚洲价值”的简单归纳相比，这也许有点繁琐，但“复杂性必定是该主题的本质。毕竟，简单性不是唯一的美德”。⁽⁹⁵⁾深入而言，个体拥有“文化自由（cultural freedom）”，这是他有理由珍视的能力之体现。一个人在获得更多知识或进一步反思或评价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有自由决定保留或改变自己的优先认同和生活方式，可以通过合理审查充分认识到其他选项和选择，决定自己有理由想要什么。⁽⁹⁶⁾

理性无疑是根基性的观念，是人能动性的拱顶石。“理性必须是至上的，因为即使我们对理性的有效性进行批评，也必须要诉诸理性”。⁽⁹⁷⁾理性的作用在于批判和审查人类的一切行为，详细检查有关人类发展的各种目标，而不只是手段或者程序。理性有权对人们珍视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现存的习俗和传统都要经受检视。理性进行着作为产生恰当度量的公共讨论和判断，它培育出的理解和认识能够成为文化交流的源泉。理性运用的最终结果必定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不同人们能够分享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并赞同对自由的共同承诺，这是一种有着强烈普适主义的价值，而且是人的理性应该去实现的价值。

【注释】

(1)阿马泰亚・森.理性行为，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25.

(3)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20.

(4)Amartya Sen.Rational Fools：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6，No.4，1977，p.336.

(5)阿马泰亚・森.理性行为，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56.

(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20.

(8)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

(10)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0-131，pp.254-255.

(11)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16.

(12)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61-162.

(13)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

(14)Amartya 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66.

(15)P・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14世纪法国哲学家J・布鲁丹提出，推理决定我们如何在两可之间作出选择，而我们会选择推理告诉我们的最好选择。为了反驳这一理论，有人设计了一个例证，一只饿得要死的驴被置于两个干草堆之间。这两个干草堆与它等距，并且同样地有诱惑力。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就没有更多的理由选择这一堆草而不是另一堆草。因此，根据布鲁丹理论，这只驴将被饿死。（尼古拉斯・布宁著.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3-214。

(18)Amartya Sen.Moral Codes and Economic Success.In Samuel Brittan and Alan Hamlin（eds）.Market Capitalism and Moral Value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5，p.23.

(19)库尔务印书馆1999特・勒布和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吴珠华译.北京：商年版，

(20)阿马泰亚・森.理性行为，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2)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4)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Morality：A Reply.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526.

(26)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Morality：A Reply，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527.

(2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6-217.

(28)Amartya Sen.Choice，Orderings and Morality.In Alan P.Hamlin（ed）.Ethics and Economics，Vol.I.Cheltenham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6，p.488.

(29)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4.

(30)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145.

(3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2)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p.15-16.

(3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Amartya Se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Expans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acific Economic Review，Vol.6 No.2，2001，p.181.

(35)阿马泰亚・森.理性行为，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36)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20.

(37)Amartya Sen.Moral Codes and Economic Success.In Samuel Brittan and Alan Hamlin（eds）.Market Capitalism and Moral Value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5，p.32.

(38)Amartya Sen.Does Business Ethics Make Economic Sense？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3，No.1，1993，pp.52-53.

(39)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p.19-20.

(40)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Amartya Sen.The Formulation of Rational Choi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2，1994，p.389.

(43)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17.

(44)Amartya Sen.Symposium On Amartya Sen’s Philosophy：4 Reply，Economic and Philosophy，Vol.17，No.1，2000，pp.58-59.

(45)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17.

(4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4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8)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9)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4)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

(55)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p.19.

(56)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

(5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6.

(5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9)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p.145-146.

(60)阿马泰亚・森.理性行为，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1)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9.

(62)Amartya Sen.Why exactly is Commitment Important for Rationality？Economics and Philosophy，Vol.21，No.1，2005，p.10.

(6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4)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7)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46.

(68)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2.

(69)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71)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2)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0.

(73)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1.

(74)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6)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87.

(77)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胡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8)Amartya Sen.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 ＆ Co，2006，p.20.

(79)Amartya Sen.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In Irene Tinker（ed）.Persistent Inequalities：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25.

(80)Amartya Sen.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 ＆ Co，2006，p.5.

(81)Amartya Sen.Reason before Ident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8.

(82)Amartya Sen.Reason before Ident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24.

(83)Amartya Sen.Reason before Ident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1.

(8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5)Amartya Sen.Humanity and Citizenship.In Joshua Cohen（ed）.For Love of Country：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Martha C.Nussbaum with Respondent.Boston：Beacon Press，1996.

(8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87)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26.

(88)Amartya Sen.Our Culture，Their Culture.The New Republic，Vol.214，No.14，April 1，1996，p.34.

(89)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0)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91)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92)Amartya Sen.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In Tibor R.Machan.（ed）.Business Ethics in the Global Market.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9，p.62.

(93)Amartya Sen.Our Culture，Their Culture.The New Republic，Vol.214，No.14，April 1，1996，p.34.

(94)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27.

(95)Amartya Sen.Economics，Business Principles，and Moral Sentiments.In Georges Enderle（ed）.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9，p.28.

(96)Amartya Sen.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 ＆ Co，2006，pp.113-114.

(97)阿玛迪亚・森.东方和西方：理性所及的范围.石一日译.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哈佛燕京书社、三联书店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