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的培育和理性的均衡

(三)科学理性的培育和理性的均衡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使我们民族精神中日益增长着科学理性的力量。但由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落后和市场经济经验的匮乏，我国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实践是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的最好课堂，因为只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才是科学动机、科学理性的持久动力。出于好奇本性的求知欲望难以支持科学探索和理性思考过程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经济理性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转化形式，是市场经济中科学理性的具体化。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及经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乃至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等，一切都需要精巧的理性计算和控制。我国社会生活中种种丑恶现象的大量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种种障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理性、科学理性能力的欠缺，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科学主义、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强大思潮。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科学理性的实质是技术理性，科学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控制论的亦即技术的特征，科学上的真理是操作假设的真理性，其真理性是与在研究的进步范围内的效果或功效相等同的，“哲学之终结显示为对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6]设计、操作、控制的技术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这一方面是对人的自由的威胁，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意识到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高度的同化力量，认为启蒙走向了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本体世界的丧失，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使人丧失了存在的根据和生活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的真正疑难是一种价值抉择。一方面，我们全民族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需要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乃至新的工作伦理等技术操作性思维能力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则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摧毁。我们的现代化能在何种程度上避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我们能够创造出一种融会东西方理性精华的新的哲学理性吗？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肯定有它自身发展的强大逻辑，它一经启动就已踏上了不归之路。

因此，我们只能积极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科学理性的经济理性。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现在的问题是，勤劳要有效率，要有传统文化中欠缺的新的工作伦理，要有把职业活动作为一种安身立命之本的新的人生态度，如此才能有恪尽职责的敬业精神，否则减员恐怕也难以增效；智慧也要效益的证明，计算、操作的理性使智慧具有当下兑现的直接明证性，甚至有了可货币化度量的价值，技术专利、技术资本、学历工资等都是智慧的技术和货币化形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最鲜明地表达了智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科学理性，需要更深刻地变革我们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是一个艰苦漫长的变革过程，这不仅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本投入，更重要的是其中必然贯穿着激烈的价值冲突。经过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科学的价值已为国人所认可，到今天科学不仅具有技术的合理性，甚至具有道德上的应当性，“科学的”就是好的、善的。然而现代意义的科学概念终究是舶来品，是罗蒂所说西方文化的“媒母”或“基因”，让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上“嫁接”成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便学习和掌握了许多科学知识，我们的实践理性却未必真的是科学思维方式的。黑格尔所说的支配着人作为“自然物”而活动的自然冲动、没有达到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私自利等，更多地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正的价值冲突则是自觉的理性层面上的，这不仅有来自西方文化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道德抗拒，还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人对技术、技艺作为“小道”的轻视，也有政治权力对科学和知识的随意定义和处置，等等。可以肯定，我国民族精神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还将经历漫长的精神历程。

前文讲到，“真理标准”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从而也使传统哲学自我解构，即是说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已经终结，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海德格尔进而认为：“哲学之终结就是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这鲜明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是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的开端吗？现代化就是欧洲化或西方化吗？二是传统哲学终结之后还留下什么“思想的任务”？哲学如果还叫哲学的话它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怎样的理性作用？对第一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我想仅从我们民族精神的理性化的论题再做一些思考。

如果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民族精神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当代中国哲学必须赞同、肯定这一价值选择，以使我们建造、控制一个高效运转的科学技术世界和一种技术合理、控制有效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哲学的任务吗？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曾承担宗教批判、理性批判、文化批判和语言分析等不同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批判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看来批判地思考是哲学本己的任务。哲学批判通常是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和不协调的声音，它展示一种与大众思维不同的可能的思路，从而为人们和时代的选择提供另一条可能的道路。这正是哲学思想的价值所在。

哲学思想的道路并不一定是实践选择的道路，但是哲学思想、哲学理性总是对实践理性形成有效的制衡，它参与到多种理性活动样式的互渗互补之中，从而真正的哲学也总是具有实践的效力。在中华民族精神科学化、理性化的进程中，中国哲学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认为，展开理性样式的多样性，限制科学理性的界限，避免科学理性的专制，以求得多种理性力量的均衡，应当是哲学的重要使命。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终结之后思想的任务是思“存在之澄明”，实际是要为科学理性之光建造存在的根基，以哲学理性为科学理性奠基，从而即是用哲学理性限制科学理性。罗蒂在《一种关于理性和文化差异的实用主义》一文中也指出，需要寻求对于科学和技术的最安全和最可靠的平衡力量，他认为实用主义会赞成今天“我们必须在科学之外的其它的地方去寻找对于民主的各种价值的支持”。他认为，实用主义者杜威更偏爱艺术，主张艺术提供了平衡科学的力量，也有人主张用宗教去平衡科学和技术。^[7]从我国的民族精神传统和文化资源来说，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用道德作为科学和技术的安全可靠的平衡力量，从中体西用、东洋道德西洋艺到今天的新儒学，都显示出这样的致思取向。无论是用艺术理性、宗教理性、道德理性还是其他何种理性形式限制、平衡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在当代的思想背景下，人们可能难以接受一元主义的理性观，多种思维方式、理性样式的互补和制衡可能是现代思维方式的实质。因此，我国民族精神的科学化和理性化仅仅是我们迈入现代化的开始。

【注释】

[1]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2]参见［美］罗蒂著，蒋劲松译：《一种关于理性和文化差异的实用主义》，《哲学译丛》，1994年第6期。

[3]［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5]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6]［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58页。

[7]［美］罗蒂著，蒋劲松译：《一种关于理性和文化差异的实用主义》，《哲学译丛》，1994年第6期，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