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历史假设的重要性在于，自由民主制、市场经济和国际透明度作为增加繁荣、健康和幸福的方法，除了进行哲学论证，我们还能够做一个科学辩护。正如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论证的，[108]尽管在道德版图上存在很多山峰，但科学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定量分类。也许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者、茶党、绿党以及其他派别能够共存于道德版图上由可能性构成的山脉的不同山峰上，这些山峰比其一簇不同的但强调专制统治的山峰要优越得多。而我们能够通过科学定量地衡量这些不同。
可能存在多种类型的民主制度（例如直接的和代议制的）和经济制度（有各种各样的贸易协定或者贸易集团的成员资格），但这一事实仅仅是表明人的福利是多层面和多因素的，存在多于一种活下来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是平等的。它们不平等，我们有科学数据和历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每当我们不得不眯眼打量政治派别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看看它们选举是为了什么，直到下一次大选之前获胜者如何独行其是而失败者又如何容忍这一点；看到的结果是，不论哪一派，差异微不足道。
换言之，我们不仅能够把人的价值和道德奠基于哲学原则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康德的绝对命令、穆勒的功利主义或者罗尔斯的公平伦理，而且能够将之奠基于科学。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理性和科学缓慢但系统地代替了迷信、教条主义和宗教权威。正如康德的宣言所言，“Sapere Aude！——敢于认识！大胆运用你自己的理性。”他解释，“启蒙就是人走出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没有他人引导时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理性时代就是人类的再生，不是从原罪中再生，而是从原初的无知、依赖权威和迷信中再生。我们永远不应该再一次让自己成为他人理智的奴隶，这些人用教条主义和权威的枷锁束缚我们的心灵。作为替代，我们要使用理性和科学并使之作为真理和知识的仲裁者。
●不再是从古代的圣书或者哲学著作的权威中感悟真理，而是人们开始自己探索自然之书。
●不再是看金色封面的植物学书籍中的插图，而是学者们走进自然去观察大地上究竟长出了什么。
●不再是依赖古老的医学文本中的解剖尸体的木刻版画，而是医生们自己动手打开尸体，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不再是用人的牺牲来平息发怒的天气神灵，而是博物学家们制定了温度、气压和风速的量度来建立气象科学。
●不再因一个民族的人较少而去奴役他们，而是我们通过进化科学拓展了知识，把所有人都包括进了人类成员的范畴。
●不再因某本书说女人低男人一等男人就有权利这么对待女人，而是我们发现了自然权利，它规定所有人在道德科学中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不再是君权神授的超自然信念，而是人们对民主制度下合法权利怀有自然信念，而这给我们带来了政治科学。
●不再是一小群精英分子把人民控制在文盲、未受教育、未受启蒙的状态，进而攫取大部分政治权力，而是通过科学、识字和教育，人民自己看到控制他们的权力和腐败倒塌了，他们开始挣脱束缚的枷锁并要求权利。
●不再视同性恋为令人厌恶的事物，不再视无神论者和无信仰者为不道德的非公民，不再视动物为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利用方式的自动装置。今天，我们积极参与了一场伟大的针对漫长的权利革命中的这些最后的法律障碍的法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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