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道德

二、理性和道德

影响个体行为的道德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产生，如情感、内省、传统和习惯，这是否意味着理性不再有权对它们进行考查了呢？森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仅能运用合理审查的能力追求自己的消费、福利和个人目标，还能运用此种能力去审查自己的价值观。森身上有着康德的身影——把一切放置在理性天平上进行批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一切都要经受理性的审视，道德自然也不能“幸免”。

首先，森批评一种把道德情感与理性截然对立起来的主张，如当代牛津大学哲学家格劳维尔（Jonathan Glover）就是一个代表。后者把20世纪许多令人恐怖的事情——大屠杀、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归罪于作为欧洲启蒙运动遗产的理性主义，进而指责启蒙运动与现代专制密切相关，认为众多“罪行”的根源在于过度的理性信仰和忽视除理性之外的人类心理活动反应。如果人们有本能力量反对残暴行为，那就可期待每当非人性行为出现之时他们能自发地反对和抵制野蛮事件。因此，未来的希望在于培育人类身上确实存在的两种本能心理反应，即“尊重”和“同情”。⁽⁶⁹⁾

森不否认本能心理和同情有其重要性，未来希望很大程度上也确实需要人们以同情和尊重回应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然而，格劳维尔没有公正地对待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大部分学者明确认可情感的重要性，把理性和情感看成是相互联系密切的活动。斯密就没有像现代经济学时髦做法那样，把人的行为看成只是冷静地算计私利，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可是，斯密也没有因此像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休谟走得那么远，断定情感排斥了理性。

问题实质不在于是否重视情感，而在于情感是否受理性活动的影响、培育和制约。斯密的确讲过，通过经验感受到某些行动趋势始终令人快乐或痛苦，人们才进一步确立道德的一般准则，“理性不可能使任何特殊对象因为自身的缘故而为内心所赞同或反对……任何东西若不直接受到感官或感觉的影响，都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得到赞同或反对”。⁽⁷⁰⁾然而，斯密并没否认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相反，它承认理性可以辨明哪些对象是获得令人愉快或令人不快的某些其他东西的手段，并因为某些其他事情的缘故而得到赞同或反对。所以，应该这样理解斯密的观点：就算人们对正确和错误的最初感知活动不能作为理性的对象，而只能是直接感觉和情感活动的对象，也无法排除本能和情感依赖于人们以理性方式去理解各种各样不同情况下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其实，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大旗，置理性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根本不是任何统治者意识形态和盲目信仰的盟友。恰恰相反，理性是超越它们的巨大力量，它使我们能够质疑一切事物。“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常常并不是来自任何破坏世界的愿望，而是由于缺乏考虑和缺少理性的行为，而这最终能够造成可怕的后果。为了防止由于人类的无知，愚昧或无情而引起的灾难，我们不仅需要同情和承诺，而且需要实际的理性。”⁽⁷¹⁾而且，就算理性犯了错误，人们还可以理性审思自己所犯错误，努力不再重复它们。因此，在一个由于恐怖行为而变得黑暗的世界里，理性活动的可能性是希望和信心的一股强大源泉。

其次，内省和习惯与理性也并不矛盾。内省涉及个人对责任的直接关注，或者是对良好行为后果间接价值的认识，比如好声誉和诚信所带来的益处。遵守一种价值观还可出于个人对惯例的自愿服从，依照历史上形成的风俗习惯所倡导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理性在这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推理的作用范围可以大大延伸，不局限于一个人自己批判性评估，因为一个人还可以模仿其他人做自己认为有理由做的事。另一方面，明智推理没有要求在每个选择行为之前都进行一种详细检查，在每天的选择中，人们不得不依赖于现存规则和运用基于过去经验的原则。合理审查的理性并不排斥人的传统、习惯、情感、直觉、本能等因素的存在。森没有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对每一件事情进行推理和审查的不现实性。“遵从合理审查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在每一次选择和每一个选择行为之前，都明确地诉诸这样的审查”。⁽⁷²⁾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服从于所习得的规则和以往经验得来的直接理解力，这并没什么不合理性的。

可是，传统习俗、各种价值观，仍然需要人的理性去缜密分析和推断。不错，斯密确实断定人们对合宜还是不合宜的“第一感”主要来自于本能情感而非理性的推理，但这没有否认本能、习惯等被审视和批判性选择的可能性。“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进行了更缜密的合理审查，所做出的本能选择能否幸存”。⁽⁷³⁾借用古印度阿克巴国王所言，“道德可以受批判的理性活动指导”，“在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使理性活动附属于宗教命令，或者依赖于‘传统的沼泽地’”。⁽⁷⁴⁾亚里士多德对价值观批判研究也采取了一种探究和“筛选”方法，“如其他问题一样，在这里也是先要把各种现象摆出来，并且开始讨论其疑难之所在，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指出有关感受的一切公认的意见”。⁽⁷⁵⁾

再者，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最终应该在经过大众开放、透明和检视的公共讨论之后形成。一方面，一种非正义现象不管从基本伦理原则来看如何明白无误，在实践中要为大家一致认同，仍仰赖于对问题和各种可能性进行公开明晰的讨论。另一方面，如若没有讨论，一种不正义的现象也会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在妇女歧视盛行而且被视作当然的社会，理解歧视本质的前提是：对传统观念从实践性和价值观两方面进行公开辩论，从而使公众认识到该现象正义与否。尤其是当面临各种社会剥夺和灾难之时，如果不依赖理性去深邃思考，那么就会错误假定，无法通过直接的公共政策来防止它们发生。要避免错误和灾难，只能鼓励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展开批评讨论，这样才能不会摆出一副以现实主义和常识为基础的镇定模样，放弃公共责任。

森的上述观点并非独创，许多经济学家表达了相似主张。奈特说过，价值标准通过讨论而被建立、检验并得到承认，而讨论直接是一种社会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詹姆斯・布坎南认为，把民主定义为通过讨论来治理国家，就意味着个人价值观能够而且确实在决策过程中改变。⁽⁷⁶⁾弗里德曼强调，“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合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⁷⁷⁾

最后，道德、理性和自由应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道德的基础是理性和自由，因为唯有自由，人才能够自如地运用理性，对一切事物和现象进行审查。自由和理性的人，受着各种价值观、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的影响，他们不可能只是追求自利的理性者。不过，各种影响他们的因素，决不是神圣不可检查的，一个人只要是自由的，就有能力和权利合理审视即便嵌入其生活之中的价值观。自由保证了人们对众多问题可以展开公开讨论，运用各自的理性能力去明智地选择。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的变化和进步离不开理性和自由。

我们可以区别价值观的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在一个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另一种是可以预期在开放讨论之后获得广泛支持的价值观。森赞成后一种方式，因为它允许了信息的自由获得，不同意见能够被自由表达和辩护，不被压制也不用害怕。如果公共讨论在形成和利用社会价值观方面必定起到作用，则公民基本权利和政治自由不可缺少。参与至关重要价值标准形成的自由，对于社会来说属于最紧要的自由。社会价值标准的选择，不能仅仅由控制政府的当权者通过宣布来做出，应该肯定每个人理性的自由运用。

回想一下，森对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的区别。大量非基本价值判断的可争论性，无疑为人的推理理性和自由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而经济学拒斥价值判断的同时，也排斥了人类理性的审查和推理能力，因为它竟然认为价值判断无法进行事实性争论。与此相反，倘若坚信价值的可争论性，不是限制了理性之运用，而是为理性提供了宽广的舞台。诚然，个体不必然自私透顶地只是追求自己的福利，他会受到价值观驱使，但价值观本身也非牢不可破，作为主体的人能够时常审查自己应当的目标及其怎样实现。森在这里跳出了经济行为到底道德还是不道德的争论“圈子”，因为无论何种情况，人总是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审慎推理和合理考查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