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

三、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

标准自利模型的最大症结在于“自我中心”，它假定不受他人目标或任何行为准则影响的个体将选择最有助于他自己目标（包括道德目标）的行动，或者说在纯粹私利驱策下肯定能产生最优结果。就个体必定生活在一定群体中而言，“自我目标选择”的真正困难在于：在一个目标各异的个体所构成的群体中，只顾个人目标最大化所促成的支配策略会导致非最优结果。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囚徒困境”之典例中。其核心内容是：两个囚徒遵循“自我目标选择”，总是追求自己的目标最大化，采取非合作策略，其结果却比采取合作的策略差。此处的实质问题在于：（1）双方都从自利理性出发所导致的结果并非最优；（2）个人理性和社会最优之间存在一个冲突，当个人无法影响他人决策时，个人理性无法导出集体理性。用强制性协议约束两个囚徒相互之间达成不坦白，这自然是一条解决方案，但无助于对理性的任何理解。

森建议通过运用与个人理性相对立的集体理性来摆脱自我中心造成的困境，这样一种企图必然涉及道德观念。因为，要使“集体理性”有效，就需要承认人的理性行为会受到他人目标和行为规范的限制或影响，这些因素会改变个人在博弈中的偏好结构。森专门设计了囚徒困境（PD，即Prisoner’s Dilemma）博弈的两个变体来说明道德观念对博弈参与者的偏好影响，以指明走出困境的可能性。“信心博弈”（AG，即Assurance Game）和“关注他人”（OR，即Other-Regarding）博弈。后两个博弈模型中，“基于个人利益的偏好（被森称为PD偏好）保持不变。但是个人并不根据PD偏好行动，而是根据另一个效用矩阵，这个矩阵取决于‘行为的道德密码’”。⁽²⁴⁾

在“信心博弈”中，每个囚徒不是根据PD偏好而是AG偏好行动。AG偏好坚持“互信”原则：如果其中一个囚徒感到另一个囚徒会失约坦白，那就偏好坦白；如果相信另一个囚徒会守约不坦白，那他也不坦白。两个囚徒的支配策略是：只要对方合作，另一方就合作；只有当对方不合作时，才停止合作。究竟每个囚徒采取什么策略，取决于他怎样预期另一个囚徒的行为，还有双方的互信。如果他们都认识到不坦白的契约有益于双方，并且基于互相信任没有激励去破坏契约，就能摆脱合作难题。“在这里，信任的基础在于承认，在每个人的自利中有着对信任的尊重；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去欺骗，除非另一方欺骗了，但另一方显然没有兴趣独自这样做。”⁽²⁵⁾

“关注他人的博弈”背离自我中心的味道更浓：一个人总是采取合作的策略，而不管其他人是否如此。根据“关注他人”的偏好，出卖自己的同伙比入狱更糟糕，因此，不论他人坦白与否，自己永不坦白。与PD偏好支配的境况相比，两个囚徒如果行为好像都出于OR偏好，他们的结果应该更好。“关注他人”的偏好是不是非理性呢？森说，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考虑其他人的偏好，我们中一些人会对他人苦难感到很痛苦，感到自己对这种苦难的发生有责任。我绝没有看到有OR偏好就‘非理性’了，即便这种偏好实际上很少发生。”⁽²⁶⁾OR偏好与承诺或认同相关，后者把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目标的追求分离开来，不管自我目标如何，个体都会出于认同某个群体而遵守特定行为准则去行动。“认同感能起作用的方式之一是，使共同体成员接受某些行为规则，以作为对共同体内其他成员责任行为的一部分。不必每次问，我从中获得什么？我自己的目标怎样以这种方式被促进？而是把对待其他人的某些行为模式视为理所当然。”⁽²⁷⁾由此表现出来的对固定行为规则的遵守，以及对自我目标最大化追求的拒斥，使得不需要契约强制就可实现较好结果。这意味着，较差结果能通过一个行为道德准则被避免，此种行为道德准则在偏好和福利之间作出权衡。

人们的行为“好像”有哪些改善过的偏好（AG偏好和OR偏好）将实现对所有人都较佳的结果，这在自我中心支配一切的状态下很难达成。“如果所有人追求的是道德命令而不是理性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那么所有人的境况将会更好”。⁽²⁸⁾只要道德与实现社会最优有关，三对偏好的道德排序就是：OR偏好、AG偏好、PD偏好，而且社会也可能演化发展出遵循这样排序的传统。当然，人们在类似“囚徒困境”的境况中是否总以“信任”和“承诺”的方式行为，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全面理解森提出两个博弈变体的意义，从中把握他的“平衡感”。

第一，自利理性不是囚徒困境中的唯一策略，也不是最好策略，它严重限制了实际世界的意义。自我目标选择的真正困难在于：相比较于遵守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结果，个人仅出于自我目标选择而行为，也许导致个人目标永远无法充分得到满足。假如群体内不同成员只以“自我为中心”制定占支配地位战略，貌似绝对有利于自己的策略结合在一起却产生一种按群体目标衡量的较差结果。与此相反，在有各种动机的一群人中，有时关注价值的人群而非重视私利的人群实际上可能做得更好。个体采取“反偏好”乃至偏离自利的“道德推理”，并以此来处理自己相关于其他人的行为，将会促进社会最优。

第二，个人理性并不排斥集体理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传统囚徒困境把个人行为简化为根据个人偏好排序去实现最大化，或把个人行为和个人目标牢牢捆绑在一起。如此，无论最大化自利目标还是道德目标，相同困境都会产生。“‘理性的傻瓜’就像愚弄利己主义者一样容易愚弄道德主义者。”⁽²⁹⁾问题关键在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个人选择依赖于他人行为，与他人偏好有联系。个体不仅互相竞争，还可能出于认同成功的相互依赖性而互相合作，关心他人或集体目标，从而遵守某种利于合作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则使人们确信他们能互相预期到什么，自我目标的选择也许因此被拒绝，而且是非常有效地被拒绝。行为规则可以创造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处境”。⁽³⁰⁾

第三，AG和OR并非解决囚徒困境的唯一最好方式，它并没有最终“解决”逃避“协作”之类的问题。森只是指出引入伦理考虑有克服孤立悖论的可能性，还能表现出比自我中心行为更强的合理性。不过，合作解不止一个，道德只为其中一种方案。AG和OR绝没有保证人们必定会追求道德，只是清晰地揭示了被主流理性假定所忽略的道德规范所能起的作用。其实，森意在证明个人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社会价值观影响下的个体会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重新定位或对自己的偏好进行排序。他仍可以保持PD偏好，但为了认识到的互利，会“貌似”有其他合作性偏好。因此，对囚徒困境中的偏好模式作某些变化，使道德和理性行为完全一致，在解决囚徒困境时很有意义。

许多解决囚徒困境的博弈理论坚守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把个人与他们的社会环境看成是“分离的”和“独立的”。森则指出，“思考、选择和行动”的确为个人所做出，但不能漠视社会对它们深刻而普遍的影响。人们“生活在一起”的结构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自我的组成部分。个体是一定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他的机会和前景依赖于制度的存在及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不去理解社会相互性、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人的作用，就难以理解个人的一切。“任何行为总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什么应该是‘我们的’策略这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包括对他人目标和相互依赖性的认同。虽然他人的目标并不可能被纳入一个人自己的目标中，但是对相互依赖性的一致认同，会给出某种特定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不必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对于促进团体中各个成员的目标实现却具有很大工具价值”。⁽³¹⁾

当然，这也不是要否认个人特性。以研究个人排序如何形成一个社会排序的社会选择理论为例，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一个关节点。个人和集体存在一种双向关系，集体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偏好的排序和强度，个人偏好反过来也依赖于社会的特性。社会选择理论昭示了：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环境孤立地去分析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进行预测或解释；另一方面，社会也不是有着给定特性的组织，有所谓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偏好和排序。所以，不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只是描述个人反应的科学，而应该看成研究个人作为一个大的社会体系中的一员的反应，即社会群体中的经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独立“石板一块”的实体，而是作为有着众多个人在其中行动的社会，即个人相互关联的社会。承认相互依赖性下理性本质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需要的行为规范，这恐怕才是森在阐述和解决“囚徒困境”时给我们的最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