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

作为产业文化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经济，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其属性是消费文化。它抛弃了单一的文化意识形态，让文化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资源，形成一种消费文化，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商品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在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中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消费，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愈加彰显，消费从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的附庸”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最终目的，并在经济领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35]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重大大降低，而商品品牌及消费的符号意识不断增强。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社会中，“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36]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物品本身的消费，而是符号的消费，是物品意象的消费。而这一切的转换或实现，是与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符号消费也不会像如今这样让消费者趋之若鹜。大众文化构成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符号崇拜开始成为继拜物教文化之后的另一种文化，并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反映在大众文化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新闻传播的管理、运作机制直接源于政治逻辑，按意识形态的指令实施信息资源的配置。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利益原则开始侵入传播领域，信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已由市场进行自然配置，从而使大众传媒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经济）生产出现了交叉与互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加剧，与此相关的大众文化也染上了浓厚的消费主义色彩。受消费主义的熏染，大众传媒主动或被裹挟着参与和营造中国社会虚幻的消费景象。受市场经济和商业逻辑的支配，大众传媒中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发生很大的变化，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话语方式不仅渗透到文化娱乐领域，就连一向正襟危坐的新闻报道也出现了注重消费的倾向。一些新闻报道或者放弃客观性，追求自我视角；或者放弃事实追问，强调事件展示；或者追逐娱乐，淡化社会意义与责任；或者讲究新奇，语言崇尚调侃等。这一切所暗含的深层经营逻辑是，要适应和遵从消费时代的商业法则，市场就是一切，话语就是商品，高台教化难免孤芳自赏，迎合芸芸众生才是生存王道，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导致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消费主义倾向弥漫于大众传媒中，人们将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电视、电影、杂志、报纸、网络等传媒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受到传媒的深刻影响，并且渗透进了他们的消费生活层面。正是市场经济着眼于消费的运作机制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才使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呈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不断地创造大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的欲望，强调物（商品）的符号意义，极力营造“消费社会”的氛围。

中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表现在内容方面，首先是传播内容发生了转移，出现了大量的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报道”、娱乐新闻、娱乐节目民生新闻，对大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并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享受。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可被称为“生产的社会”，其新闻多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生产方式报道”，最典型的莫过于报道农业生产的“四季歌”。因消费居于次要地位，此时有关消费的报道则处于缺位状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传媒的报道内容逐步实现重点转移：由“生产方式报道”转向“生活方式报道”。^[37]大众传媒在传播重点从生产方式向生活方式转变之后，它已牢牢地掌握了市场经济的主导权。这种“生活方式报道”的核心是社会的消费行为，包括休闲娱乐、购物旅游、居室装修、卫生保健、服饰化妆、烹饪美食、节日消费指导等内容，同时还包括大量的生活消费的行情、趋势、热点、时尚与流行等。只要我们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扩版潮、各种新创办的都市报、生活报和一些专业广播电视台及其栏目，就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方式报道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同时，生活方式报道也闯入严肃、高层次的各级党委机关报，成为其中专特刊的内容；就连《人民日报》也于1998年创办了《假日生活》周刊，专门报道消费、旅游、购物等信息。

这类生活方式的报道既是对于人们现在生活的一种再现，同时也带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成分。特别是一些以发达国家和国内富裕阶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各类影视片、宣传片、广告片，通过镜头将豪华名车、豪华住宅、典雅装饰、时髦衣着、高档消费等“充满诱惑力的商品世界以鲜明的色彩、影像及丰富的意境展示在人们面前，直接刺激人们对这些商品的占有欲和享乐欲”。^[38]它在客观上诱导并开发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欲望，以及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新的理解。这种情形在广告中尤其突出。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国广告的内容已从注重产品信息的传播逐步转向注重生活方式的营造。广告是现代社会最直接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吁求和推销。铺天盖地的广告往往调用各种方式，以社会、情感、生理因素等掩盖促销功能，通过反商业的话语来实现其商业目的。这些广告要么诉诸怀旧情感，要么诉诸伦理亲情，要么诉诸某种生理体验，要么诉诸社会地位。这些被称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抒情诗”的广告，同样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它把美好生活、高品位、亲情、感官快乐等附着于世俗、日常商品上。这种审美化趋势往往淡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强调其象征意义，使人们在对物进行消费时，同时激发自我想象和生理、精神的愉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它已不再以满足传统意义上的物质需要作为最大欲求，而是以刺激人们的欲望作为最大的满足，而作为这种欲望的形象编码最大众化的体现者，电视无疑在制造人们的欲望，刺激着大众的欲望，而且也最善于将这种欲望转化为一种心理实际需求。“商业电视所做的生意，主要是将潜在的消费者卖给广告商，而电视节目只是吸引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广告的必要手段”，“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是双重消费者，既是媒体的消费者（作为观众），又是媒体正在展示的商品的消费者（作为潜在的顾客）。电视屏幕就是橱窗，电视机就是仓库”。^[39]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报道，在对日常生活做审美化处理的过程中，打造品牌，拟定品位，标示档次，构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符码世界”，它既开发、诱导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教育人们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品位，同时其符号的象征意义又标志着人的关系和差别性。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事实上是他的个性及社会地位的显示。“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40]传媒通过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实施着社会的认同与分层，将对现实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深远的影响。这也就决定我们对于“实物商品及其生产、交流与消费、需要放在一个文化母体中加以理解”。^[41]

其次，是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感官享受。一些综合媒介的专特刊及文化体育艺术类媒介，争相对中外各种文艺活动、文体赛事和各类明星做报道，包括广播特别是电视中各类影视、娱乐、休闲节目，报纸上大量的情感化散文小品，还有各种社会、自然的奇闻轶事，乃至一些男女纠葛、凶杀、灾害事故等，空前地占据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这类新闻信息和节目，并不具有多少实用价值，主要作用于人的兴趣、感官和本能，供给受众以消遣享受。娱乐性新闻和节目，是信息与娱乐的合成，呈现出明显的媒介、文化娱乐化的倾向。大众传媒特别是其中的电视，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的不再是物质对象，而是影像符号。这些影像符号不再以逼真为目的，而是一种“想象的能指”。它以娱乐、感官刺激压倒信息和叙事。电视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的工具。它们成为“快乐大本营”，进行着全社会的“欢乐总动员”。媒介事实上是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借人的快感满足以增值。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

从市场的逻辑规则看，所谓新闻消费主义倾向就是奉行观众至上的新闻理念，一切以观众的认同为目的。这种观众至上的传播理念在受制于商业逻辑支配时，也引起传播模式的改变，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让位于受众中心。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受众，甚至是控制受众，将受众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从而赢得最大的收视率和收看率，进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境内播出的卫星电视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它利用国内观众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了解的急迫心理和国内资讯贫乏延迟的尴尬局面，成功地从“9·11”以后抢夺了重大事件报道的主导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对硬新闻的争夺，而且利用自己的评论员团队，挖掘时事背后的新闻，全方位地为观众提供最新最快的资讯。我们应该看到，凤凰卫视的新闻不是宣传，相比较某些电视台在俄罗斯别斯兰事件时利用短信竞猜的低劣方式来吸引观众，凤凰卫视却在“我在场”这种强烈刺激下完成了对自己商品的高明包装，潜移默化地给观众灌输着“我永远在场”的强烈信念，从而完成了从对资讯迷恋到对凤凰卫视的崇拜的观众引导之路，这种拜物教式的符号崇拜恰恰是消费主义的一大特征。从硬新闻的我在场到时事评论的我在讲，凤凰卫视实现了对客观事实的隐喻转换，其时事评论强烈的主观特征伪装在对客观事实的评述上，特别是对有些敏感国际问题的评论上，无不显示出其对国内民粹主义的体谅，这貌似客观的评论中实际上满足着国内观众潜意识中的心理需求，在不动声色中将观众推到了貌似自由选择的优越地位，从而实现了对内地观众的心理控制。“嘉宾观点与本台无关”，这一凤凰特色既是凤凰卫视区别于内地传媒的一大特色，也是境外商业电视的一般惯例，它除了对法律等的种种考虑之外，也让内地观众在习惯了高台教化、名人点拨之后，猛然发现，电视仅仅是一种传播，它让电视终于回归到了它本身。如凤凰卫视宣称的所谓风靡华人世界的《时事辩论会》，就是对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的针锋相对的解读。在这里，观众看到，嘉宾原来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解读者，这里并没有权威，它在树立权威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权威的解构，在对新闻事实分析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理解，使重大事件成了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事件，从而也完成了对新闻真实的解构。所谓解构，就是多元而非一元，这里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中心；没有绝对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定解，能指是不确定的，其所指也是多重取向。在这里，新闻事件的消费者成了事件的生产者，客观的事实变成每个人心中的新闻事件。对重大事件的新闻解读无疑成了一种集体的狂欢。“狂欢式——这是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知使人解除了恐惧，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一切人全卷入自由而亲昵的交往）；为一切变得相对而愉快，并以此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狂欢式世界感受正是从这种郑重其事的官腔中把人们解放出来。”^[42]正是在这种狂欢化的解读之中，重大新闻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庄重，从而显示出无比的轻松感，重大事件也在嘉宾的相互争辩中完成了对情感的宣泄和放纵，成了众声喧哗与市民间的街谈巷议。新闻也完成了从事实到消遣的顺利转换，此时此刻，新闻就是一种消费品，一种对百姓欲望的满足。

相比较卫星电视，国内地方台的新闻消费主义却呈现另一种景象，这就是民生新闻的风起云涌。地方台在无力竞争重大新闻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芸芸众生，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喜怒哀乐，观众的兴趣也就成了他们采集新闻、设置议程的关键。民生新闻的抓人方式不外是用民众的事让民众快乐。或者是文化娱乐节目吸引的狂热的目光引来了嫉妒，或者是电视剧曲折复杂、引人入胜的情节叙述受到了启发，新时期，大众传媒无不将新闻节目引向娱乐化方向。全国各地方台民生新闻的兴起，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如西安台的大型新闻栏目《西安零距离》，当初创办之时的内容包括新闻时事、方言点评、笑话段子等，形式上则是一个大的卧室作为背景，两个漂亮的女主持人穿着性感艳丽的服饰说着新闻，这种设计思想就明显是一种民生新闻的娱乐化表现。民生新闻的娱乐化在内容上表现为：抛开时政报道，注重百姓生活；加强软新闻，注重新闻事件本身的展示，对暴力、灾害、犯罪新闻的偏爱，揭露阴暗面满足于揭示和展示，而不注重问题的解决等，从报道语言上尽量显得轻松幽默，主观色彩浓厚。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加强新闻的故事性，注重情节，放大细节。在传播方式上尽量加强与观众的互动，积极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这一切都使这些新闻栏目带上浓厚的娱乐化色彩，颠覆了新闻原有的庄重严肃的品格，从而融入娱乐文化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走进百姓”的口号下，记者将摄像镜头伸进百姓的生活，将百姓私密的生活公之于众，用百姓的酸甜苦辣叫卖吆喝，在貌似平等体贴的报道方式中将新闻转化成剧情。新闻视角的民生化使民生成为新闻的主角，昔日的观者成了今日的参与者，传播者与受众、讲述者与听众成为平等的对话伙伴，成为新闻的共同制造者和参与者，成为新闻事件的亲历者，传统意义上的高与下，尊与卑，上层与下层都在新闻事件中解放出来，化解为狂欢节式的平等、自由、欢乐和坦率的气氛。民众的视角、民众的参与、民众的语言讲述，都让民众在这场民生新闻的大战之中虚幻般地扮演了一回社会和人生的主角，使民生新闻在这场插科打诨式的众声喧哗当中完成了对民众的俘虏，在貌似平等的参与对话中又使大众传媒成功地将民众当成了自己营运的资源，“文化产业的致命一击在于把艺术品彻底商品化的同时把它以非卖品送给消费者……但是表面的没有交换是在消费行为之外的一系列商业交易所制造的幻想”，^[43]交换是在消费行为之外的一系列商业交易所制造的幻想。然而，在娱乐化的民生新闻中，消费者感恩戴德般地将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拱手送给媒介，而媒介却在体贴关怀中成功地推销了消费者自己的作品，从而完成了自己潜在的商业逻辑，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大众传媒消费主义倾向的突出表现是对热点事件的畸形追逐和“舆论营运”的滥用。在现今的媒体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一个矿难、一次火灾可以引来成百上千的记者，尽管不排除有很多正义的媒体，大部分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其中一部分报道的重心是把眼光放在了事件背后的隐秘，用受难者的眼泪吸引读者或观众，把受难者的悲欢离合当成卖点，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真相。在他们眼中，新闻仅仅是一个“事件”，事实仅仅只是一个故事，报道就是一种讲述，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也仅仅作为工作程序。社会经常把这种斥之为小报做法，把这些记者称为小报记者，其实在中国，小报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追逐这些新闻的，这其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回避和隐瞒。“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它同时也暴露出大众传媒中的隐患，追逐利润使新闻业忘记了道德和真相。在大众传媒中，这几年还流行一种做法就是炒作，就是人为地制造新闻，制造热点，新闻策划成为一种时尚。这种策划其实就是先入为主，主题先行，新闻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点子”出发，不是根据事实采访而是根据事先预设制作，他们从满足观众读者的欲望出发，人为地制造新闻事件，营造一种虚假的社会真相。即便是对真实新闻的报道，也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和想象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组织材料，安排人物，设置议程，在断章取义中完成了对新闻的制造。在策划新闻中，新闻仅仅被当作一种“事件”，这里淡化了崇高和正义，模糊了正面与负面，在读者意识和观众情结的掩饰下，完成了对新闻事件的重新包装，在符号化的操作中为新闻事件无形中添加了更多强加的意义。而另一方面，“记号的过度生产和影像与仿真的再生产，导致了固定意义的丧失”，^[44]这种新闻，使“身外世界”变成了“脑海图景”（李普曼语），为大众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媒介环境和虚幻的符号世界，新闻传播成为斯蒂芬森描绘的“传播游戏”。不知道是因为新闻道德的淡化导致了对新闻事实的奇巧化，还是因为对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注重而导致了对新闻的断章取义，总之，对读者观众的无限迁就导致了对所谓卖点的疯狂追逐，而这种本末倒置式的追逐恰恰消灭了新闻本身，事实上，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已渗透到大众传媒的每一个细胞。

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已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有论者担忧这种现象会解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颠覆新闻本身的品格，失去新闻应有的责任和良心。对舆论导向的淡化可能会使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对高尚神圣的拒绝可能导致庸俗文化的泛滥，而对感性价值的追求客观上将消解社会公共理性价值的地位，造成思想品位与“守门人”的缺席和失职，奇观的视像化和细腻的过程展示，不断膨胀着人们对符号欲望和感性本能的追逐，使人们开始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渴望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和辨别能力，成为马尔库塞说的畸形的单向人。“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在根本上改变了性质：一度曾经是理性批判辩论的特权论坛成为仅仅是另一个文化消费领域，而兴起中的公共领域则沦为一种受文化产业塑造和控制的虚假的私密世界。”^[45]这种忧虑不是危言耸听，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目前新闻宣传中的一种倾向，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媒体的管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对媒体的这种影响过分夸大，“人们从来不是社会化进程和反复灌输的总和；他们从来不是顺从地表演为自己编定角色的演员。他们作为人类的那份本性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善于同其感受到的社会进程保持距离，善于反思这些进程，批判、辩驳、嘲笑及在某种情况下拒绝这些进程”^[46]。市场化的冲击无时不在，全球化的到来就在眼前，让媒体躲进象牙之塔已是掩耳盗铃般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如何有效管理和积极引导才是问题的关键。再者，我们也应该看到，强调对受众的尊重，强调观者的参与，等于给了普通大众一个参与社会事务、发表个人意见、点评时事政治的机会，而强调多元化的解读则对形成普通大众的个人意识和个人自觉，对构建新型的公民社会应该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平等、公开、参与，它让民众在大众传媒中模拟展示了自己的权利。对感官化生活的追求在消解大众中的愤懑和不满，满足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需求，对构建感性和理性一体的新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意义。平等话语的追求、独立人格的自觉，也会为顺利实现向成熟和谐的新型社会的过渡铺平道路。我们应该在警惕中欢呼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它的到来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必然，应该认真地对待。

【注释】

[1]Storey，J.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2]惠敏，《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述评》，《山东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

[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3页。

[4]［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

[5]［美］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余其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6]惠敏，《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述评》，《山东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

[7]Raymond Wil iame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Fontana，1976，p.199.

[8]［英］斯图尔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页。

[9]Storey，J.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 sity Press，1996.

[10]张捷鸿，《大众文化的美学阐释》，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5页。

[11]Fiske，J.Television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87.

[12]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343页。

[13]［美］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4]Storey，J.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15]惠敏，《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述评》，《山东外语教学》，2010年第4期。

[16]王亚南，《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17]陈晓明，《填平鸿沟，划清界限——“精英”与“大众”殊途同归的当代潮流》，《文艺研究》，1994年第2期。

[18]尹鸿，《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19]王亚南，《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20]秦勇，《消费历史与价值重构——中国当下历史消费主义文艺思潮概观》，《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2期。

[21]王亚南，《中国语境下的消费主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22]这一段主要参考了以下作者的相关内容：王一川，《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艺术广角》，2001年第2期）；陈钢，《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07－25第020版）；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陆扬与路瑜，《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张捷鸿，《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研究述评》（《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梁亚芬《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综述》［南京农业大学论文（2007）］；胡勇与梁亚梅，《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述评》（《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胡守勇，《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等。

[23]陆扬、路喻，《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4]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07－25第020版。

[25]王一川，《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艺术广角》，2001年第2期。

[26]何兰萍，《我国大众文化研究最新动态述评》，《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27]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28]李德顺，《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理论探讨》，2001年第3期。

[29]周宪，《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0]［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5页。

[31]何兰萍，《我国大众文化研究最新动态述评》，《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

[32]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电影艺术》，2000年第5期。

[33]扈海鹂，《大众文化和女性发展——兼论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34]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35]程建军、赵硕，《转型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分析》，《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36]［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22－223页。

[37]秦志希、刘敏，《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

[3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39]［英］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40]［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41]同上，第123页。

[42]［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3－224页。

[4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4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45]［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46]［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