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

我们已经在第三篇第八章明确了一点,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的思路将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深化。在既定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乘数来表示收入和投资之间确定的比例关系,再采取某种简化的方式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我们称为第一级就业量,Primary Employment)之间建立一个确定的比例。这一步是我们整个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了这一步,在消费倾向既定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收入量和投资量之间构建一个确切的关系。乘数(Multiplier)的概念是由R.F.卡恩(R.F.Kahn)先生在其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中首先创造性地提出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消费倾向在各种假设情况(还有其他一些条件)下都被视为一个确定的量,如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或其他公共机关采取刺激或抑制投资的措施,则就业量的变化就是投资净增减量的函数。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建立一些一般性原理,并用这些原理来估算净投资增量与因此而引起的总就业量增量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在讨论乘数之前,有必要先引入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to Consume)这个概念并进行说明。

一

在本书中,我们所说的实际收入的波动是指在资本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就业量(也就是不同数量的劳动者单位)变化而产生的收入波动,所以,实际收入会随着被雇用劳动者单位数量的增减而增减。如果在一定数量的资本设备上增加劳动力时有报酬递减(Decreasing Return)现象发生,那么用工资单位(Wage-units)计量的收入增加比例将大于就业量的增加比例,后者又大于以产品计量(假设这是可能的话)的实际收入的增加比例。由于资本设备在短期内的变化微不足道,因此,用产品计量的实际收入和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实际收入会同增同减。由于实际收入无法用精确的产品数量来计量,因此衡量实际收入变动的实用指标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Y_w)。一般情况下,Y_w的增减比例往往比实际收入的增减比例要大,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但它们总是同时增加或减少,这几乎可以使它们相互替代。

通常情况下的心理定律(Psychological Law)是,在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减少时,其消费也会增加或减少,但增减的速度没有实际收入那么快。Y_w既然可以替代实际收入,在某些条件的约束下,这条正常心理定律可以被改写成这样一个命题(这种改写并不绝对准确,还应有一定的修正,为形式上的完备,把这些修正点列入也并不难):ΔC_w和ΔY_w的正负号相同,但ΔY_w＞ΔC_w。其中,ΔC_w是用工资单位来计量的消费量。这里只是把上面已经建立的命题(第三章第二节)再重复一遍。我们可以把dC_w/dY_w定义为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因为当产量增加时,我们可以从这个变量知道,下一期产量的增量在消费和投资之间是怎样分配的。由于ΔY_w=ΔC_w+ΔI_w,其中,ΔC_w和ΔI_w分别代表消费和投资的增量;故有:ΔY_w=kΔI_w,此处,1-1/k等于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把k称为投资乘数(Investment Multiplier)。由此我们知道: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等于投资的增加量乘以k。

二

卡恩先生的乘数与此有微小的差别,我们可以用k′表示,并称为就业乘数(Employment Multiplier)。卡恩先生的这个乘数衡量的是,投资品行业的第一级就业量的增量和由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即如果投资的增量ΔI_w所引起的投资品行业的第一级就业量是ΔN₂,则总就业量的增量即ΔN=k′ΔN₂。

一般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假定k=k′。因为没有必要假定不同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相关部分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使得一个行业需求增量与由此引起的就业量增量的比例与其他行业都相等。^[7]事实上,不难想象,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相差很多,那么ΔY_w/ΔN大概不会等于ΔI_w/ΔN₂,此时消费品需求的比例改变与投资品需求的比例改变将大不相同。两个行业的总供给函数在相关部分的形状可能不同。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而把以下论证改写成更一般的形式也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为了阐明它所包含的思想,采用简单化的方式使得k=k′,还是很方便的。

由此可见,如果社会的消费心理使得人们采取这样的消费方式,比如说,消费掉其收入增量的9/10,^[8]那么乘数k就是10。以政府公共工程为例,假定其他方面投资不减少,因公共工程增加所带来的总就业量,就等于公共工程初期所提供就业量的10倍。只有当社会的消费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就业量增加并进而导致实际收入增加,就业量的增加才会被限制于公共工程本身所提供的初期就业量的范围内。反之,如果社会愿意把任何收入的全部增加部分都用于消费,则物价将无限制地上升,经济将会变得不稳定。在正常的社会心理下,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倾向也同时发生改变,然后就业量的增加和消费量的减少才会同时发生,例如在战争时期,人民受宣传的影响而减少其消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投资品工业的就业量才会不利于消费品工业的就业量。

以下所说的其实是把读者应该已经明白的东西再简单总结一下。显然,如果公众不准备增加储蓄,那么,投资量将不可能增加(二者都用工资单位计量)。一般来说,除非总收入得以增加,否则公众的储蓄不会增加。公众想把收入增加量的一部分用作消费,从而刺激产出增长,收入增加。因此要改变收入分配,使储蓄的增加正好与投资的增加相符合。乘数告诉我们,就业要有一定量的增加,才能使实际收入增加刚好能够引起公众必须的额外储蓄,因此是公众心理倾向的函数。^[9]假如储蓄是药丸,消费是果酱,那么额外果酱的多少一定与额外药丸的大小成比例。如果公众的心理倾向和我们所假定的一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条规律:投资所增加的就业量必定会刺激消费品生产行业,进而增加总就业量,而增加的总就业量是投资本身所必需的初期就业量的一个乘数。

由上文可知,当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1时,投资量的轻微变化就能使就业量产生很大的变化,而较小的投资增量就能引致充分就业。此外,当边际消费倾向趋近于0时,投资量的轻微变化只会使就业量产生相应的轻微变化,这就需要很大的投资增量才能引致充分就业。在前一种情况下,“非自愿”失业的增大固然很麻烦,但很容易补救;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业量变动虽然很小,却很容易停留在一个低水平,除非大力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处理起来会很棘手。实际生活当中,边际消费倾向似乎处在0～1,但更接近于1。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际结果的两种最坏的情况同时存在,就业量的波动相当大,同时,为达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投资增量也大到难以达到的程度。不幸的是,这种巨大的变动使我们对疾病的性质和危害并不了解,更无从下药。

在实现充分就业后,不论边际消费倾向取什么数值,任何进一步增加投资量的努力,都将使价格产生无限上升的趋势;即我们达到了真正通货膨胀的状态。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前,实际总收入则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加。

三

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是投资的净增加量。所以,如果想要把上述理论不加限制条件地运用在(例如)分析增加公共工程的作用上,我们就必须假设:没有因其他方面投资量减少而产生的抵消作用;当然也没有与其相联系的社会消费倾向的改变。上面引述的卡恩先生的论文的主旨就在于探讨那种比较重要且不容忽视的抵消因素,并设法对其作量化的估计。因为,在实际情况中,除了某一种既定投资类型的具体增加额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最终结果。例如,政府在公共投资上增加了10万人就业,假设乘数为4,但我们却不能贸然地说总就业量增加了40万人。因为这个新政策也许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有不利影响。

根据卡恩先生的观点,以下所述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而且不容忽视的因素(前两个因素在没有读本书第四篇以前可能不容易完全理解):

(1)对公共工程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及因就业量增加和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周转现金的增加,都有可能使利率上升。除非货币管理当局采取纠正措施,否则将阻碍其他方面的投资。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使私人投资者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这也要求以利率的实际下降来补偿。

(2)由于经常出现的心理混乱状态,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会对“信心”(Confidence)产生影响,从而可能使流动性偏好(Liquidity-Preference)上升,或使资本边际效率下降。除非采取抵消其作用的措施,否则其他方面的投资将会受到阻碍。

(3)在一个有对外贸易联系的开放体系中,投资增加的乘数作用,一部分会因为促进了外国就业量而被消耗。因为,一国的对外贸易顺差(Favourable Foreign Balance)将因本国多消费外国商品而减少,我们要讨论本国而不讨论世界的就业量所受的影响,就必须降低乘数的值。此外,由于乘数作用在外国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增加,会对我们国家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国会因此而收回一部分外流的利益。

另外,如果我们所考察的变化具有相当大的数量,就必须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发生的累进的变化,因为边际的位置逐渐移动时,乘数也在逐渐改变,并不是在任何就业量水平下边际消费倾向都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一般的规律是,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边际消费倾向有下降的趋势。换句话说,实际收入增加时,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逐渐降低。

除了以上一般规则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可以使边际消费倾向发生改变,进而使乘数发生改变。一般而论,这些因素似乎并没有使上述一般规则的趋势减弱,而是使其加强。首先,因为短期内有报酬递减现象,所以,当就业量增加时,企业家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增大,而企业家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小于社会整体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当有失业现象存在时,大概同时会有另一部分人(私人或政府)作负储蓄行为,失业者维持生活之道,要么是自己或亲友的储蓄,要么是政府的救济,而救济金的来源一部分又靠政府发债。当失业者再就业时,这种负储蓄行为会逐渐减少。因此,假如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那么,一是让失业者重新就业,二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方法。如果实际收入的增加相同,那么,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速度在前一种情况下较大,后一种情况下则较小。

无论如何,当投资净增量小时,乘数值就大;投资净增量大时,乘数值就小。因此,当投资增减很大时,我们必须以乘数的平均值为依据,而乘数的平均值则又是基于该投资增减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值。

卡恩先生曾设想用一定的特例来讨论各种因素的可能性结果,但很明显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有几种情况却可以确定,例如,现代社会大概会把实际收入增加的80%左右用于消费;在一个封闭体系里,失业者的消费从别人的消费转移而来,在考虑到抵消因素以后,乘数值大概不至于比5小多少。如果一个国家与别国有贸易关系,假如进口商品占总消费的20%,失业者以借钱(或其他类似)方式来消费约占平常有工作时正常消费的50%,那么,乘数值可能降低到2～3。对外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失业救济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债(如1931年的英国),与这类因素不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如1932年的美国)相比,如果投资量的变动在两国相等,则由此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动,前者远远小于后者。

投资只占国民收入中的较小部分,但当投资数量变动时,却能使总就业量与总收入量的变动程度远超过投资量的变动。这种现象在有了乘数原理以后,就得到了解释。

四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总投资的变动事前已经被预料到,所以,消费品行业和资本品行业能在事先足够长的时间里同时增加产量;而除了产量增加所产生的收益递减之外,消费品价格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要考虑这样的情况:有时投资品行业产量增加而产生的变化并没有完全被人预料到。显然,这种原因产生的变化,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对就业量的作用才能全部发挥出来。但我发现,在讨论这一事实时可能会引起混淆:一方面,乘数这个合乎逻辑的理论在任何连续的时点上都是成立的,而且没有时滞(Time-lag);另一方面,资本品行业扩张的影响,由于时滞的原因,其作用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逐渐发挥出来。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做出说明:首先,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出乎预料或没有被充分预料,对总投资量不会立即发挥它的全部影响,只能使投资量逐渐地增加;其次,边际消费倾向在它的影响下会暂时偏离正常值,然后又逐渐回归到正常值。

因此,资本品行业的扩张在一段时期之内,产生一个各期投资增量的数列,而在同一时期中还会产生一个各期边际消费倾向值的数列。这两个数列值,既与预料之中的资本品行业扩张时的数列值不同,又与整个社会新建立的总投资已经稳定在一个水平后的数列值不同。但是,在每一段连续时期中乘数理论都适用,即总需求的增量,等于总投资的增量与乘数的乘积,乘数则由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

如果资本品行业中就业量的增加事先完全出人意料,那么,消费品的产量开始时根本不会增加。这种极端情况最容易说明上文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行业中新增就业者想以其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品,于是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品价格提高的结果有三种情况:①一部分消费暂时延期;②利润增加,收入重新分配,有利于储蓄阶级;③存货量减少。这三种情况都使消费品的供需达到暂时均衡。均衡的恢复,既有一部分是由于暂时的消费延期,因而边际消费倾向及乘数都暂时降低;又有一部分是由于存货减少,因而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小于资本品行业中的投资增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品工业也逐渐适应新需求,当延期下来的消费得到满足时,边际消费倾向值会暂时超过其正常值,其超过的程度正好与以前不足的程度相抵,最后又回归到正常值。当存货量恢复到原状时,总投资的增量大于资本品行业中投资的增量(当运营资本随产量增加而增加时,暂时也有同样的效果)。

某些出乎预料的改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对就业量发挥其全部影响,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重要的。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像我在《货币论》中依据的思路那样)情况尤其如此。但这对本章所建立的乘数理论的重要性并没有什么影响,当资本品行业扩张时究竟对就业量能够产生多少有利的影响,乘数这个概念是不妨作为指示器来衡量的。而且,除非消费品行业已经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要增加产量时,不能在现有设备上增加劳动力,而需要增加设备,否则,只要经过很短一段时间,消费品行业的就业量就将与资本品行业同时增加,乘数的值也与其正常值相差不远。

五

从上文中可知,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对于一个既定的投资变化来说,对就业量的影响也会越大。这也许会产生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一个储蓄只占收入很小部分的贫穷社会与储蓄占比重较大的富裕社会相比,其乘数值也比较大,其就业量的变动也比富裕社会更大。

不过这个结论没有明确区分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与平均消费倾向的作用。因为,如果投资变化的比例一定,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越高,它产生的影响也较大;但是,当平均消费倾向的数值也较高时,它影响的绝对量却依然是比较小的。现以下列数字为例进行说明。

社会消费倾向如下:假如实际收入不超过500万人在现有资本设备上工作能够得到的产量时,全部收入都用来消费;以后增加第一个10万人时,其增加产量的99%用于社会消费;增加第二个10万人时,其增加产量的98%用于社会消费;增加第三个10万人时,其增加产量的97%用于社会消费。以下依次类推。则当就业量为500+ n∗10万人时,其边际乘数值为100/n,而投资量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n(n+ 1)]/[2(50+ n)]。

如果就业量为520万人,乘数极大,为50;但投资在收入中的比例只有可怜的0.06%。因此,即使投资减少很多,例如2/3,但就业量只减少到52万人,约减少2%。假如就业量为900万人,那么边际乘数值相对很小,只有2.5,但投资在收入中的比例则相当大,约占9%。如果投资也减少2/3,那么就业量就减少到690万人,降低了23%。如果投资量降到0,那么就业量的减少,前一种情况为4%,后一种情况为44%。^[10]

在两个社会中,贫穷的社会之所以比较贫穷,一定是由于就业不足。但如果是由工作不熟练、技术和设备落后等原因造成的,那么,上述论证只要稍作修改就可适用。虽然贫穷社会中的乘数较大,但在富裕社会中,由于当期投资在现行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大,那么,投资量的波动对就业量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由上所述,在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时,政府通过投资增加一定量的劳动力就业,其对总就业量的影响比在几乎达到充分就业时要大得多。在上面的例子中,假如就业量已经下降到520万人,那么政府投资增加10万人就业的话,就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到640万人。但假如就业量已经是900万人,则政府投资增加10万人就业,只能使总就业量增加到920万人。因此,即使政府这样的投资效果值得怀疑,但是只要失业问题严重,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较小,那么,仅就节省失业救济支出一项而言,就已经超过政府投资的费用。而当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政府这种投资的价值就值得商榷了。在充分就业限度内,边际消费倾向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降低,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使就业量增加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只要有总收入和总投资的相关统计资料,就可以做出一个表,列出在经济周期的各阶段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但我们现有的统计不够正确,或当搜集统计数据时并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略的估计。据我所知,这方面最好的数据还推库兹涅茨的美国数据(第八章第四节中已经述及),但也很不确定。从这些数据和国民收入的估计中能够得到的投资乘数值比我预料的要低、要稳定。如果把各年单独观察,则结果有些不近情理。如果把各年数据按对分组,那么乘数值似乎小于3,徘徊在2.5附近。由此可知,边际消费倾向似乎不超过60%～70%。这样的数据在经济繁荣时期还说得过去,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显得过低而不近情理。一方面,也许是美国公司的财政在不景气时期仍然非常保守。换句话说,如果因为不维修设备而使投资降低很多,但设备的折旧费还照常提取,那结果将会阻止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我担心是这个因素加深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另一方面,统计资料可能过于夸大投资的降低程度。据说1932年的投资量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75%以上,而“净资本形成”则减少了95%以上,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如果这些估计稍微改变一下,乘数值就会有很大改变。

六

当存在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Marginal Disutility)小于(甚至会远远小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效用(The Utility of the Marginal Product)。对一个长期失业者来说,一定量的劳动产生的是正效用,而不是负效用。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那么,在收支相抵之后,“浪费式的”发债支出(Loan Expenditure)还能使社会财富增加,就可以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当我们的政治家们所接受的古典学派经济学理论阻碍了产生更好的方法时,建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等天灾人祸都可以被视为增加财富的途径。

难以理解的是,人们依据常识想摆脱古典经济学的荒谬结论,往往倾向于采取全部“浪费式的”发债支出方式,而不采取部分浪费式的发债方式,这是因为,部分浪费式的发债方式没有把全部都浪费掉,是要按照严格的商业原则(Business Principles)进行判别的。例如,人们更容易接受用借款筹集来的资金发放救济,而不愿接受把筹集来的资金用于效益小于现行利率的设备改造。所有办法之中,人们最肯接受的是在地上挖窟窿(Digging Holes),号称采金,而开采金矿对于世界的真正财富非但不能增加,还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

如果财政部把旧瓶子里塞满钞票,然后把它们埋在废弃矿井中合适的深度,再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最后,经过招投标任由私人企业按照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失业的问题了;而且社会的资本财富和实际收入受此影响后,都会比现在有大得多的增长。当然,建造房屋或类似的大兴土木也许会更有意义,如果在此过程中会遇到政治上或实际上的困难,那么,我们宁愿选择挖洞的方法,也聊胜于无。

这个办法与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开采金矿完全相仿。经验告诉我们,当黄金的埋藏深度适于开采时,世界的财富会急剧增加;而当可供开采的金矿很少时,财富的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下降。金矿对于文明最有价值,也最重要。正如战争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的唯一正当用途一样,开采金矿,在地上挖窟窿,就是银行家认为不违背稳健财政原则的唯一活动。金矿和战争对于人类的进步都有贡献,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有一个枝节问题在此应该一提:在经济衰退时期,用劳动和实物来衡量的金价趋于上升。这个趋势可以帮助经济复兴。因为经济上值得开采的金矿,其矿床可以由此而加深,同时可供开采的金矿品位也在降低。

金的供给增加,也许可以促使利率下降。此外,如果我们没有既增加就业又增加有用财富的其他办法,那么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开采金矿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投资形式。一是淘金有赌博的性质,因此,从事淘金的人不太注意现行利率;二是采金可以使黄金供给增加,但黄金不同于其他物品,不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导致边际效用递减。房屋的价值由其效用决定,所以,多建房屋则房租就要下来。除非利率同时降低,否则继续盖房子的利益也将逐渐降低。采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当工资单位用黄金计量而提高时,采金才会受到影响。而只有当就业状况大为改善时,用黄金计量的工资单位才会提高。而且,非耐用消费品提取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时会产生不利反应。采金业没有这类缺点。

古埃及真可谓双重幸运,因为埃及修建金字塔和搜索贵金属两种活动的产物都不能作为人类消费之用,因此,不会嫌其太多。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古埃及才如此之富。中世纪则是造教堂和唱挽歌。造两个金字塔,为死者做两场弥撒,福利自然是两倍于一个金字塔和一场弥撒。但在伦敦和约克之间修两条铁路则不然。现在我们变得理智了,我们把自己训练得越来越接近于一个谨慎的理财家,当我们为后代建造房屋时,都要认真考虑给后代增加的“财务”负担,这样,我们就失去了避免失业问题的简单办法。我们必须接受社会中存在失业的现象,它产生于把私人的“致富”之道运用于国家事务,但私人的“致富”之道只是使私人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对于享用财富的权利,他们并不打算在任何一定的时期行使。

【注释】

[1]参阅第十四章。

[2]参阅第十八章第三节。

[3]实际数字被认为无关紧要,所以在两年或两年以后才公布。

[4]从1929年4月到1930年3月,地方当局用于资本支出的数目为8700万镑,其中偿债基金就占了3700万镑; 1932年4月至1933年3月,相应的数目为8100万镑和4600万镑。

[5]参阅所引书第117～138页。

[6]录自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公报”(第52页)。该公报将库兹涅茨即将出版的书中内容预先摘要披露出来了。

[7]更精确一些,令e_e为全部工业的就业弹性,e′_e为投资品工业的就业弹性,N为全部工业的就业量,N₂为投资品工业的就业量,则有

[8]以下数据都用工资单位计量。

[9]如果再推进一步,那么乘数也是投资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生产情况的函数。

[10]以上所谓投资量用资本品行业中的就业量衡量。设就业量增加时劳动力报酬递减,则若以劳动力计算的投资增加1倍时,以物品计算的投资量(如果可以的话)将不到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