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倾向理论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严重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是无可否认的社会弊端。本章第二节所引美国收入分配的两项政府统计数字，表明政府对这种弊端也并不隐讳。这种弊端严重地妨碍着社会基本消费群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限制着整个社会总消费量的增长，从而形成消费需求的不足：“生产（收入）增长＞消费增长”这种病症，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理。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理论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以十分离奇而矛盾的态度对待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弊端：他在确认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病象以后，一方面，在进一步寻求消费需求不足（病象）的病因（根源），编制消费倾向规律时，把收入看作消费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却回避、抹煞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社会弊端，而把“人们爱好储蓄的天性”作为这种病象的根源；另一方面，他在进一步考察消费倾向函数的特征——在短期内相对稳定，要大量增长殊为不易时，却又不得不用贫富悬殊：富人与穷人在消费、储蓄习性上的差异去加以解释。

凯恩斯对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社会弊端抱着这样十分离奇的矛盾态度：既要完全回避、抹煞它；却又无法回避、抹煞而不得不触及它。病情诊断思路上的这种牵强附会，导致他的消费需求不足理论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矛盾。如果我们引述罗斯福和本·巴·塞利格曼对大萧条中消费不足病症的诊断进行对比，这些内在矛盾就更为明显。本节主旨在于着重剖析这些矛盾。

如前所述，凯恩斯面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危殆局势，明确承认这种病症的极端严重性，进而确认“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病象，并特别赋予消费需求不足以独特的首要地位。同时，他把视野扩展到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过程，确认“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整个历史中经常存在的病态。他对这种病象的确认是具有现实感的。这是他对待这种病症在态度上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他进一步追查消费需求不足的缘由和根源时，却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消费结构的阶级实质，完全回避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所形成的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的严酷经济现实，而采取虚妄手法，用“人们爱好储蓄的天性”为中心思想，编制一个统一的、超阶级性的、适用于全体消费居民的所谓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用这个“规律”来解释消费不足这种病象的根源或缘由，完全是文不对题，似是而非。这种虚妄性是他对待这种病症在态度上应当加以否定的一面。

凯恩斯对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在态度上的二重性：在确认病象上的现实感与在诊断病因上的虚幻观，这是他的消费理论的首要内在矛盾。其他诸多矛盾说法都是同这一矛盾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是从这一矛盾派生出来的。

如前所述，罗斯福的“新政”是凯恩斯《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的先导。现在，试将罗斯福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病情的诊断简要地与之类比，这对揭示凯恩斯消费倾向规律的虚妄性是大有助益的。这位“反危机”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的先行者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当时大萧条危症的病情作过如下的诊断⁽²¹⁾：

我们的农产品过剩太多，我们自己无法消费，而其他国家也没有现金可资购买，除非我们以破产性的低价出售。我们的工厂生产的商品超出了我们可能的消费，同时却面对着不断下降的出口需求。我们的运输能力大于我们可以运输的工业和农业所提供的商品……我们的人民受到错误的引导，相信他们难以无限期地继续增加农场和工厂的产品，总有什么魔术家会想出办法把这些增加了的产品消费掉，还保证生产者有合理的利润。

我们在致力于一项具体的目标，就是要防止重新出现会使我们所谓现代文明濒于毁灭的条件（“第二次‘炉边谈话’：我们做了些什么，计划要做什么？”1933年5月7日）。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发现或开采自然资源，或者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更冷静、更平稳地管好已有的资源和工厂，为我们的剩余产品重新开辟市场，处理消费不足的问题，按照消费调节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和产品……（“新的情况对政府及其领导人提出新的要求”，1932年9月23日在联邦俱乐部所作关于进步政府的竞选演说）。

……在那次“繁荣”（指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虚假繁荣⁽²²⁾——引者）的狂欢中，无法无天的投机活动为投机家积累着巨额利润，而你们广大民众却落得“给别人背黑锅”……在那次“繁荣”的狂欢中，贫民窟的状况无人过问，教育的改善无人关心，高利贷利息飞涨，童工盛行，挨饿的工资不再是例外情况，而是常成为普遍现象。的确，在那些日子里，财神老爷统治着美国。

……当前一般美国公民吃的医生们所说的三等伙食。如果全国都吃二等伙食，你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耕种比今天所用的更多的农田来为国内生产食品。如果全国都吃……一等伙食，我们就需要比我们历来所开垦的还要多的土地来生产更多的东西，供美国人吃食。

上述情况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吃三等伙食？关于这一点，我所知道的最好答案是：广大美国人民购买力低，吃不起更多更好的食品（“进步不仅意味着稳定的工商企业和农业，而且意味着美国生活的稳步改善”。1935年11月29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演说）。

从以上各段引言，罗斯福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病情诊断，可概括为下列各点：

其一，在病象方面罗斯福确认，工农产品无限制地继续增长，而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以致商品过剩太多。凯恩斯则确认为“有效需求不足”。这样，两人在病象的确认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二，在病势的极端严重性上，罗斯福认为这次大萧条使“我们所谓现代文明濒于毁灭”。凯恩斯断定它使现行经济形态陷于“全面毁灭”。两人论断可谓完全一致。

其三，罗斯福对病症根由的诊断，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虚假繁荣，明确指出，财神老爷统治着美国，资本家积累了巨额利润，而广大民众却“落得给别人背黑锅”：贫民窟无人过问，教育改善无人关心，高利贷风行，童工盛行，饥饿工资成为普遍现象。他严肃而紧密地以美国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弊端为依据，作出病因诊断。他确认，这种社会弊端构成广大民众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只能吃三等伙食这种病象的缘由。他用这种社会弊端去解释消费不足、产品严重过剩这种病象，在大萧条病情的深一层探索上，这是合乎当时美国经济的严酷现实的。

总之，罗斯福对待大萧条这种病症，在病象确认上具有现实感，同样，在病因诊断上也具有现实感。两者在经济探索的思路上是彼此调协的，绝没有什么互相矛盾。他丝毫也没有如凯恩斯那样，在病因的诊断上完全回避和抹煞上述社会弊端，而另外巧立名目，虚妄地以“人们爱好储蓄的天性”为中心思想，编制成似是而非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去解释其所确认的病象。这样，同罗斯福的上述病情诊断相对比，即可判定凯恩斯消费倾向规律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格格不入的要害之所在。

除罗斯福外，还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病情的诊断上，也比较明确地把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弊端归结为这次严重病症的病因。例如，本·巴·塞利格曼在论述美国大危机和新政时说：⁽²³⁾

工业生产在20世纪20年代增加了40％左右……1925年到1929年，工业品产值增加了80亿美元……有了这些成就，本可以降低物价或增加工资。但在企业主的统治下，这些都不可能实现。绝大部分的好处，都以巨额利润的形式被抽走了。利润的增加确实比生产的增长要快2倍……收入分配的不均暴露无遗，贫富的鸿沟更加扩大，因而（生产的增加）事实上无补于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总之，在全体人口中间，购买力并未公平地分摊。

上述塞利格曼对大危机病情的论断指出，病象是“生产增长＞总需求提高”。这同凯恩斯所确认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一致的。但当他进一步追查病因时，就明确地归结为：20世纪20年代生产增长的好处，绝大部分以利润的形式被资本主抽走，收入分配的不均暴露无遗，贫富的鸿沟更加扩大，购买力并未公平地分摊。由此可见，塞利格曼探索大危机病情时，在病象的确认上是具有现实感的。他正是用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社会弊端来解释大萧条病症的根源，因而在病因的诊断上也是同样具有现实感的。两者在经济探究的思路上是互相调协的，完全没有彼此矛盾的痕迹。

综括上述关于大萧条病因诊断的对比分析，可以确凿不移地看出，罗斯福和塞利格曼的诊断是合乎资本主义经济中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的，而凯恩斯则适得其反，病因诊断是背离这种严酷现实的。

总之，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病象在病因诊断上的上述两种观点，差异十分明显，一经对比，就可以看出，凯恩斯消费倾向规律是同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弊端相矛盾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不能言之成理的。

凯恩斯对待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社会弊端，采取这样一种离奇的独特手法：既回避、抹煞了；又没有回避、抹煞。在他确认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病象以后，进一步探求病因时，完全把它抹煞了；在他建立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以后，再进一步论证消费函数的具体特点时，却又联系这个社会弊端来加以解释。

关于消费倾向的特征，他说：

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是决定于总所得量……消费倾向本身的改变可以看作次要的。⁽²⁴⁾

除了几处偶然的题外之文以外，本书将不涉及重大社会改革产生的后果或长期进步中慢慢发生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把主观储蓄动机以及主观消费动机之主要背景看作已知数。财富的分配办法，既取决于社会结构，而后者又有相当永久性，故前者亦只能在长期中慢慢改变，故本书亦视为已知。⁽²⁵⁾

从上述两段引语可以看出，凯恩斯坚信：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只能在长期慢慢改变，在短期内要它大量提高殊为不易。这就牵涉到财富分配办法，而收入分配又取决于带有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凯恩斯坚决拥护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结构，就必然认定它是“既定的”、“已知的”，属于《就业通论》考察范围之外的既定前提。然则凯恩斯究竟如何用财富分配境况——贫富悬殊去解释消费函数比较稳定，短期内大量增加殊为不易这种特点呢？凯恩斯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论断：⁽²⁶⁾

个人往往先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标准，然后再把其实际所得与维持该标准所需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消费开支随所得之改变而调整，但在短时期以内，调整程度不会臻于完美。故所得增时，储蓄亦增；所得减时，储蓄亦减；储蓄之增减程度，初大后小……满足个人及其家属之目前基本需要，乃第一要着，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积聚资本。

资本之生长乃系于个人储蓄动机之强弱；大部分资本之增加乃从富人过剩所得中储蓄而来。

在一富裕社会中，设欲令富人之储蓄倾向与穷人之就业机会不相冲突，则投资机会必须较之贫穷社会增大许多。

从凯恩斯上述三段引语，可以概括为下面两点：

首先，他承认个人与家庭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乃第一要着，比储蓄更为重要、更为优先。只有舒适界限达到以后，尚有剩余的财力，才加以储蓄。

其次，大部分资本积聚乃从富人过剩所得储蓄而来。富人的储蓄倾向如果处理不当，则与穷人的就业机会发生矛盾，使投资机会大受损伤。

这里，我们可以把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的理论构思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确认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病象，并强调消费需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及其重要性。第二层是追寻病根，编制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其思路是十足的宏观总量分析，完全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结构的阶级分野。第三层是论证消费倾向——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短期内难于大量增加的具体特性，这才联系到贫富悬殊、收入极为不均的社会弊端来进行解释。

同凯恩斯的推理思路不同，罗斯福在病情诊断上却只分两个层次：第一层，罗斯福确认病象是购买力不足，以吃食一项为例，美国广大民众只能吃三等伙食，吃不起更好更多的食品。这里必须指出，凯恩斯确认的“消费需求不足”，乃系笼统地、一般地、不分贫富地包括全体消费居民而言的。而罗斯福确认的“购买力不足”实际上却是特指家境贫寒、吃不起二等伙食、更吃不起一等伙食，而只能吃三等伙食的美国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并不包括那些境况丰裕，吃得起二等伙食、一等伙食的富裕户和巨富户。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罗斯福确认“购买力不足”这种病象时，就是特指广大贫苦民众而言，绝非把穷人与富人混为一谈，泛指全体消费居民而言，这使罗斯福的病情诊断在出发点上就显示出同凯恩斯有着重大的不同。第二层，罗斯福进一步追查病因时，直接追溯到穷人与富人间收入极为不均：在20年代虚假繁荣中，生产大增，投机盛行，财神老爷统治着美国，一方面利润大为增加，另一方面饥饿工资成为普遍现象。这样，贫富鸿沟日益扩大，购买力悬殊日益严重。本·巴·塞利格曼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病情诊断在推理思路上也只分两个层次，内容与罗斯福总统基本相同。他们两人在病因诊断上都丝毫没有涉及爱好储蓄的人类天性问题。

从上述凯恩斯、罗斯福与塞利格曼三人在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病情诊断的对比分析，罗斯福和塞利格曼的两个层次病情诊断是把病因同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直接紧密结合起来，是合乎资本主义消费的阶级结构的现实情况的。而凯恩斯的三个层次病情诊断，其第二个层次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是同资本主义消费的阶级结构完全背离的，是十足虚妄的。因此，同罗斯福、塞利格曼的病情诊断相比，凯恩斯病因诊断的第二个层次完全是多余的。如果他摒弃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这个虚妄范畴，改采罗斯福和塞利格曼那种合乎经济现实的诊断思路，那对大萧条病情的诊察反而要显得顺理成章得多。

罗斯福根据其上述两个层次的病情分析，制订并大力推行了以拯救资本主义危机为战略目标的一整套“新政”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当时在美国确实收到了明显“疗效”，而且日后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样，如果凯恩斯能够如罗斯福那样采取两个层次的病情诊断，完全摒弃“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这个虚妄的经济范畴，在确认消费有效需求不足以后，直截了当地把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这种社会弊端归结为病症的缘由，同样能够制订出一整套关于提高消费需求的救治措施。事实上，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一书所挈示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救治措施，同罗斯福“新政”这一方面的对策相比，总方针很相类似，甚至大体相同，那就是，通过调整税制设置社会救济和保险福利措施，举办公共工程解救失业等各种形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收入重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差距，使贫困户的收入有所增加，从而增大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至于两者在具体细节上的一些差异，那是次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凯恩斯完全摒弃以“人们爱好储蓄的天性”为中心思想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那个诊断思路，改采罗斯福式的两个层次病情诊断为其理论基础，也同样能够开具在其《就业通论》一书中所提示的那套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救治方案，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如果凯恩斯改采罗斯福式的上述两个层次病情诊断，则他的消费理论，甚至整个就业一般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势必大大改观：其一，在病象确认上，消费需求不足就不会是笼统地、泛指全体消费居民的消费不足，而必然是特指广大贫困居民的消费不足。其二，在病源诊断上，就必然不会是“人们爱好储蓄的天性”，而会是归结为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这种社会弊端。这样，凯恩斯特定意义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就根本被摒除了。其三，凯恩斯在《就业通论》第八、九章论证分析的消费倾向：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特别是以储蓄动机为主要内容的主观因素，势须全部改写，有的因素要根本加以摒弃。其四，“边际消费倾向”这个经济范畴也就失去了依据，必须重新加以论证，才能被保持下来；否则就须加以摒弃。如果它被摒弃了，则倍数原理的计量化、公式化也就大成问题了。如果倍数原理出了问题，则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特别是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的投资效应理论，就得重新论证。总之，有效需求原理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是支撑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整个体系的三根支柱。现在，如果消费倾向规律这根支柱折断了，那么，作为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理论依据的“就业一般理论”，就得重新构思，重新组装，构成另一种形式的理论体系了。

这里还须提出一个关于经济危机病情诊断应当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凯恩斯果真按照罗斯福的探索思路，改采两个层次的病情诊断，那么他这种改进过了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能否就算是深刻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呢？那又不然。我们认为，不论是罗斯福的病情诊断，还是凯恩斯的“罗斯福式”的消费不足理论，虽然具有现实感，把消费不足同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这种社会弊端直接挂钩，值得加以肯定，但是，他们毕竟基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围绕着现象形态兜圈子，不可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试引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论断进行对比，就可以使问题探究得更深入。

关于“经济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引起的”这一论断，马克思反驳道：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²⁷⁾

这是马克思反驳洛贝尔图斯（Rodbertus-G．G．K．）经济危机学说的原话。洛贝尔图斯说：只要工人阶级从其产品得到较大的部分，即增加一点工资，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危机表现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这是一种同义反复；说经济危机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工资太低，这是洛贝尔图斯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马克思这种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罗斯福和塞利格曼等对经济危机在病根上的解释。

本书第十三章“经济危机理论评论13.3”中，将分四个层次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旦达到了激化的境界，就必然爆发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²⁸⁾

截至这个层次的诊断为止，罗斯福关于经济危机在病根上的论断，如一方面指责资本家漫无限制地扩张生产，另一方面揭露贫民窟、饥饿工资、贫富悬殊、收入分配极为不均等弊端，广大民众购买力不足，只能吃三等伙食等，同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确实有些近似。罗斯福能够不加隐讳地揭露这些矛盾现象，确实具有现实感，是可贵的，应当加以肯定。如果凯恩斯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能够改采罗斯福式的两个层次的推理思路，那就同样值得加以肯定。

但是，罗斯福式的“病源”诊断停留在这一探究层次上，而不能进一步地、更深一层地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去进行发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去发掘，则毕竟只是围绕现象形态、次要因素兜圈子，因而只能算是粗浅的，而不是深刻的诊断。基于其资产阶级属性，穷源探索就只到此止步，不可能再深入下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不足怪。

试看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病情诊断却绝不浅尝即止，而是紧紧地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根主线，进一步层层深入地进行阶级分析：其一，一方面，揭示资本家不断扩张生产，使商品滚滚洪流冲击市场；另一方面，从剩余价值剥削、被剥削关系，论证消费在生产过程中早已被破坏了，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市场的相对狭隘之间的矛盾。其二，再进一步探索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这样确凿不移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

这个结论是凯恩斯、罗斯福等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的阶级本性注定只能作出上述粗浅层次的病情诊断，绝不可能深入到真正的病根，要害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