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内在困境

尽管莱易斯的生存生态学思想有上述理论特色，但是他的理论的内在困境同样也非常突出。

第一，作为一名学者，莱易斯从理论上对控制自然及其对人类生存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所做的具体探索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这种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控制自然问题本身的思考，而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考却是不深刻的。虽然莱易斯提出了解放自然作为控制自然的反题，但它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其一，莱易斯一心想实现从控制自然观念到解放自然观念的转向。难道这样就能彻底解决当今的生存危机吗？马克思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对思想问题的批判根本上要通过物质批判来完成，虽然思想对思想的批判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还不是最深刻的批判。我们承认，转变思想观念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务，但不等于它是最根本的任务，生存危机不可能靠人们转换某个新观念就能清除的，还必须经由社会实践来解决。莱易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观念转换上，这是不可取的。其二，他还把“解放自然”视为一场生态革命，进而视之为当代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难道说生态革命就能彻底消除当代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吗？马克思指出：“承认人类平等，承认每个人生存的权利，是以一切人所具有的对人的本性的意识为基础的，正像爱、友谊、正义以及一切社会美德是以对人类自然联系和一致的感觉为基础的一样。如果我们一向把它们称为义务，要求人们来履行这些义务，那么在不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而是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们就变成了生命的自由的、自然的表现了。”^[60]我们也认为，莱易斯的生态革命着眼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换，着眼于开发和分散地利用小型技术，按人口规模及其需求量来安排适度生产和消费，发展稳态经济，减少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它的现实性却令人怀疑。因为他的“生态革命”不是通过物质武器的批判来进行的社会革命，更不是以当代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可想而知，一个没有当代无产阶级参与的社会革命是现实的革命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姑且不说他的生态革命是不是那种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空谈，单就这一革命的主要工作——纯粹的经济变革和技术革命——而言，它又怎能帮助人类构建一个真正的宜于生存的社会呢！

第二，莱易斯广泛地引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是不等于他的观点就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前文所述，他的理论被人们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汲取了多少呢？比如：他回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观点，这样一来，他的生态革命就逃脱不了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命运而沦为某种纯粹的经济运动，甚至不可避免地把观念革命视为这一革命的首要任务；他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控制自然上的根本性影响，而把生存危机归咎于控制自然的消极性和矛盾性，归咎于人类大规模和集中化使用技术，归咎于控制自然观念的自明性等。可见，这类的判识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再比如，他还从控制自然的分析上否定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看不到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科学、从科学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艰难进程，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原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更看不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的实质和真正的根源所在，甚至把这类问题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而不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矛盾地分析问题，却不能矛盾地解决问题；看不到矛盾分析法只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而不是其全部内容，更看不到把辩证地分析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矛盾地分析问题而忽视了联系观、发展观、规律观在分析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的错误，甚至看不到自身理论夸大观念能动性作用的危害等。有了诸如此类的理论缺陷，又怎能说莱易斯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呢！

第三，莱易斯的“宜于生存的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美好家园，不是现实的生存景观，它在客观上缺乏可操作性，甚至也是一种现代乌托邦。他在书中说道，既不希望人类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过那种穷乡僻壤的困苦生活，也不希望继续西方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而是期盼通过所谓“适度生产、适度消费”，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所谓“宜于生存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这种设计是非常的美好！实际上，它完全是纸上谈兵。其一，它没有明确施工队伍。没有施工主体，岂不是说说而已，怎么能当真！其二，它没有明确方案。没有严格的施工图纸，岂不是还停留于设想中，又怎么去操作呢！其三，它的分配方案也不明确。没有合理、公正的分配方案，再怎么好的家园也会被少数集团所有，广大的民众和弱势人群仍然处在生存危机之中。因而，他的这个愿望是一种乌托邦的设计。我们只能说，莱易斯的生态生存状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生存社会。从本质上讲，生态生存状态是指人类借助于科技的支持重新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治理好生存环境，构建一个宜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在其中，人类的生存既不是完全回归自然，也不会破坏自然，而是人的生存与生态环境的自组织能力相适应、共发展，而且人的生活和幸福以及自由都是现实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生态文明社会。

总之，莱易斯的生存生态思想在批判地分析“控制自然”观念的过程中被具体化了，这是它的优势所在，不过他的理论缺陷也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它的深刻性。这还表现在他的理论对当今的生态主义理论的批判不多，尤其对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气候殖民主义、生态霸权等新帝国主义理念和行径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在今天分析莱易斯的生存生态思想时，我们既要看到他的理论的不足，也应当联系当代的生态理念修正和深化其生存生态思想。

【注释】

[1][加]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曾被国际学术界指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开山作，其英文版最初由灯塔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发行，后由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再版发行，其中文版于1993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1976年完成的《满足的极限》一书通常被学术界视为此书的姐妹篇。

[2][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0页。

[3]转引自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85页。

[4][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5]同上，第164页。

[6]同上，第164页。

[7]同上，第149页。

[8]同上，第157页。

[9][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10]同上，第51页。

[11]同上，第91页。

[12]同上，第48页。

[13]同上，第127页。

[14]同上，第150页。

[15]同上，第151页。

[16]同上，第136～137页。

[17]同上，第66页。

[18][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19]同上，第174页。

[20]同上，第140～141页。

[21]这与马克思和其他西方学者的见解是有区别的。依马克思之见，科技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依马克斯·韦伯之意，科技异化根源于技术理性膨胀和泛滥，即科技本身是科技异化的根源；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见，科技异化根源于启蒙理性的退隐；依马尔库塞之见，科技异化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需求；依哈贝马斯之见，科技异化则根源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的异化又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等。

[22][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23]同上，《序言》第3页。

[24][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

[25]同上，《序言》第2页。

[26][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27]同上，第114页。

[28]同上，第125页。

[29]转引自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30][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31]转引自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32][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33][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34]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7～648页。

[35][加]威廉·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第108页。

[36][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序言》第2页。

[37][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38]同上，第186页。

[39]同上，第152页。

[40]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

[4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4页。

[42][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43]同上，第169～170页。

[44]在当代，人们在思考环境问题时提出了各式生态学，比如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同时还试图揭示生态学之本质内涵。比如：有人提出生态学是关于多样性生物在生物圈中有机构成及其系统功能的学说，也有人提出生态学是关于整个自然界万物的系统构成性及其功能的学说，还有人都提出生态学是关于人的居住环境的学说，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生态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说……尽管如此，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的揭示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深刻的；恰恰相反，它们都因自身的某些偏颇视界而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比如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技术中心主义困境、生物中心主义困境、生态中心主义困境或自然中心主义困境，等等。总之，它们都没有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上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层逻辑旨向，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生态学的本真内涵。有意思的是，莱易斯的“控制自然”理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诸种理论的不足。因为莱易斯在其理论中实际地提出了一种生存生态论，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价值诉求，而且重要的是还把解决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以及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作为他的理论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对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人类生存产生根本影响的“控制自然”及其观念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控制自然”是人类生存的进步性和退步性的根源，它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直接障碍。从这个意义上看，莱易斯的生态思想是关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与生存环境的关系的理论，或曰“生存生态学”。

[45][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4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6页。

[47][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48]同上，《序言》第3页。

[49][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50]同上，第76页。

[51]转引自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5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0页。

[5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9页。

[54][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55]同上，第142页。

[56]同上，第94页。

[57]同上，第101页。

[58]同上，第102页。

[59]同上，第72页。

[60]转引自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