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内在矛盾

货币制度在形式上看虽然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作为流通，作为交换，它是不能离开生产而独立存在的，相反它是从属于生产的，并且剩余价值是产生于生产过程的。因此，只要与生产相联系，货币制度的内在矛盾就必然要爆发。

货币制度是不考虑货币权力的。在一个崇尚交换并把货币看作一切价值中最高价值的社会里，货币具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也就是说，谁口袋里拥有货币，谁实际上就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关系”。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不是物，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所以，个人就有可能主宰一切。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61]占有货币的“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货币至上原则把一切田园诗般的、骑士英雄主义的情怀变成了远古的历史。同时也“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62]。

因此，“货币……从各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一方面“货币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是完全不以我的个性为转移的财富，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的东西”，“生产的发展越是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即产品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越发展。……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是先验的权力”^[63]。

马克思与西美尔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指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克服这一矛盾的具体条件：发展生产力、在公共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体所有制、创造实现这一切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消灭货币制度，而是控制和驾驭货币权力。在以劳动为财富尺度的社会里，货币制度是不会消灭的，只有在以自由时间为财富尺度的社会里，货币制度才会被扬弃，而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正像马克思所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在未来的社会中，“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未来的社会里，“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4]。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前提的社会将会到来，但它必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基本前提，这就是马克思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