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在治理网络集群行为中的作用

网络集群行为需要综合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网络集群行为发生以及在引导、平息网络集群行为中，都可以发挥其作用。

1．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与平息网络集群行为中的作用

当网络集群行为发生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等都将用来引导与平息网络集群行为。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能起怎样的作用呢?根据网络集群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和发展过程，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可起到认知矫正、情绪转化与引导和唤醒理智的作用。

(1)认知矫正作用

从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过程可知，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是从认知开始的。对某一社会事件的错误认识会引起网络集群议论和认知偏差的趋同。一旦有合适的宣泄时机，就会产生情绪共振，继而爆发网络集群行为。因此，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进行认知矫正。应进行以下几方面教育:

一是普法教育。通过普法教育，使参与网络集群行为的群众学法懂法。提倡遵纪守法，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而不应通过偏激行为来解决问题。

二是进行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人们不同的思维模式会形成不同的立场，而人们所持的不同立场会影响他们对于群体行为的选择。思维模式和立场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反映。应教育网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客观地看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看问题。

三是用正确的舆论引导网民。对一些社会现象要引导他们客观地评析，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和行为方式，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2)情绪转化与引导作用

网络集群行为是在大量情绪积聚的情况下经偶发事件的刺激爆发的。为此，要做好以下情绪转化工作。

一是应为网民提供必要的情绪宣泄机会，及时地进行情绪疏导，使网络集群成员的情绪在正确的引导下进行宣泄。

二是应借鉴并正确运用危机回应策略。危机回应策略在不同的危机事件中有不同的作用，在企业形象修复理论中提出了五种回应策略，分别是否认、逃避责任、降低事件敌意性、相关措施和道歉。不同的危机回应策略会对公众对于事件的评价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危机中，道歉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更能有效地保护组织形象，同时道歉在组织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以及保护组织形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组织对于回应策略的选择会影响人们对危机事件的理解，进而影响随后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危机诱发事件当事人运用道歉策略和采取相关措施策略，来转化网民情绪。

三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好网络集群中自然产生的“领袖人物”。在网络中意见领袖对于事件态度的改变也会影响他人的态度转变，使网络集群行为渐渐消退。同时，应安排骨干力量对网络集群行为的方向和人们的情绪进行有效的把握和控制，使其破坏力达到最小。

四是要加强信息沟通，及时传达、沟通正常渠道的信息，使网络集群中的不满情绪能得以及时疏导。在网络集群行为发生之后，相关责任部门或个体会发表关于事件本身的最新信息，对事件进行权威的解释，使人们了解事件的缘由，理解事件产生的原因，并且在行动中不再盲目跟随，对事件本身的好坏做出自己的判断，行动回归于理性。

(3)唤醒理智作用

网络集群行为发生后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跟上，要通过具体事实进行教育和引导。通过网络报告会、论坛、视频座谈会及现实社会中与网民谈心、做个别人的工作等多种形式纠正网民们的不正确社会认知。特别是要有效利用理智思考阶段，唤醒理智，帮助他们分析、判断问题，进行正确的心理沉淀，形成良好的积极的情绪，防止心理反应的“负效应”，防止网络集群行为的再发生以及网络集群行为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集群行为。

2．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集群行为中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网络集群行为中的作用突出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二是促进网民的心理和谐，三是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一旦网民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心理和谐了，媒介素养提升了，就会用理智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会去参与非理智的网络集群行为了。

(1)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并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强调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范畴凝练概括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晰地揭示了这个价值体系的内核，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对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的深刻解答。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根本表达，体现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不仅作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深刻影响。它在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是引领人生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现实的总体认识、基本观念和理想追求，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起统摄、规范和导向作用，能发挥思想引领的功能。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领人生目标中的作用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社会成员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提供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它使人们超越民族、城乡、地域和阶层等多方面差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直接引领着广大社会成员的人生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活着，并去奋斗。

二是端正人生态度。每个人在人生实践中都会遇到义利、荣辱、善恶、苦乐、得失、成败、祸福、生死等人生矛盾，如果能以正确的人生态度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就可以正确把握人生，促进自身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帮助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处理人生矛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的精神去激发生活斗志，使人们满杯希望和激情、热爱生活、珍视生命，树立起认真、务实、乐观、进取的正确人生态度。

三是明确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使得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普遍发生了变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社会成员价值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取得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的强化，有利于调节人们的各种需要，明确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价值取向，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2)促进网民的心理和谐

人们心理和谐了就不会去参与网络集群行为。而在我国社会发展关键期，民众的社会心理不论在社会价值观层面还是在社会态度层面，都呈现出积极与消极两种发展态势。自立自强意识的高扬、平等竞争意识的激发、开拓创新意识的培养、成就动机的高涨、政治参与意识的萌生、经济致富意识的认同、求真务实精神的发扬、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心理发展的日趋成熟，主导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社会心理的变化和发展，是社会心理变化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社会心理的消极的一面，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予以调整。这类消极的心理在强势、中势、弱势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逐利心理，二是浮躁心理，三是冷漠心理，四是失落心理，五是被剥夺心理，六是怀旧心理。这些消极心理若不及时化解，很容易互相感染，一旦遇到机会，可能形成集群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应在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上下功夫，以预防集群行为的发生。

优化民众社会心理的途径大致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优化社会存在方面，因为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优化社会存在自然可优化民众社会心理。该方面的途径包括加强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完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共政策并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等。二是优化社会意识方面，因为社会意识能深刻地影响社会心理，如社会文化建设，能营造人们感受理想和意义的精神家园，对优化民众社会心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优化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民众社会心理建设中的直接目标应该是升华积极的社会心理，化解消极的社会心理，以优化社会心理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优化社会心理是十分必要的，应创新教育理念，建立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教育目的观;强化主流意识教育，加强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高民众社会认知能力;注重和谐(妥协)精神的培育，优化民众的社会情感和社会态度;关注不同层次群体的需求，解决不同群体民众的心理问题;进行教育方法的更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在优化民众心理中的实效。

(3)提升网民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一词是1933年由英国学者李维斯和汤普森合作出版的《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首次提出的，并提出要“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免受媒介所传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27]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传媒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拈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28]我们认为较为合理的媒介素养结构，应当由媒介认知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媒介批判能力和媒介创造能力四个部分组成。^[29]

媒介认知能力是指在人们头脑当中形成的对于“媒介”这一事物的进行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的能力，即具体涉及对“媒介”的本质、构成及其发展的动力和基本规律等的认识并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关“媒介”的信息加工和信息处理的素质结构。

媒介使用能力是指人们能够科学有效地运用媒介和使用媒介为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服务的素质结构，包括单向接受信息和媒介互动使用能力等。

媒介批判能力是指将现有的媒介知识以及与“媒介”相关的“经验”结合起来，对媒介的运作、使用、更新和创造等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反思和批判的素质结构，包括媒介分析能力、媒介反思能力、媒介伦理意识和媒介道德实践能力。

媒介创造能力是指对媒介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和变革以及对媒介这一物质本身进行革新和创造的能力。

网民的媒介素养提升了，就能对媒介运作的不良影响进行抵制、监督和纠正，就能预防网络集群行为的发生。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政府等有关部门要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媒体等相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社会各界要鼎力支持，为媒介素养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二，应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体系。从小学教育开始，设置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不同形态的媒体和不同类别的信息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及品质，知道如何正确地辨识、判断和选择它们，如何有效地把握、运用和利用它们。尤其要帮助学生弄清它们对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明确其利害，从而能够增强识别力、判断力和免疫力。

第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网络上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载体平台。一是培训平台，可将现有的媒介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同时开发新的教育培训资源。二是活动平台，可发动网络群体开展一些以媒介素养提升为中心的主题活动，或者举办系列网络专题讲座，或邀请媒介专家、学者、行业杰出者就热点媒体事件开办专题讲座，或组织论坛讨论对话活动等。三是分享平台，特别是高校，可利用人才优势建立校内媒介素养网络分享平台，既利于大学生和教师学习使用，同时也可辐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者、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的专家、学者也可建立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与网民分享媒介素养教育知识与成果。

【注释】

[1]巴克．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76．

[2]［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66－567．

[3]周晓虹．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07－208．

[4]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5]陈月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5．

[6]隋岩，苗伟山．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J］．现代传播，2014(11)．

[7]［台湾］吕世明．警察对群众事件的应有认识［J］．世界警察参考资料，1989(6)．

[8]［台湾］吕世明．警察对群众事件的应有认识［J］．世界警察参考资料，1989(6)．

[9]［台湾］刘世林．处理“聚众活动”的理论和实践［R］．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报告，1989(6)．

[10]马广海．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群行为的原因与控制［J］．人文杂志，2001(4)．

[1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98－434．

[12]［美］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95－597．

[13]夏学鉴．网络社会学建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4]田育才．网络集群行为与“周森锋事件”［J］．新闻世界，2009(12)．

[15]杜骏飞，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6]之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17]葛琳．网络舆论与网络群体性事件［J］．新闻爱好者，2008(9)．

[18]杨久华．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4)．

[19]杜骏飞，魏娟．网络集群的政治社会学:本质、类型与效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0]裘伟廷．网络群体性事件初探［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3)．

[21]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9(7)．

[22]彭知辉，龚心斌．论网络与群体性事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1)．

[23]杨久华．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 (4)．

[24]乐国安，薛婷，陈浩．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框架初探［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25]陈世平，张振宁．网络集群行为发生机制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26]邓希泉．网络集群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0(1)．

[27]大卫·帕金翰．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28]张开．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的意义［J］．现代传播，2003(1)．

[29]吕巧平．媒介化生存——中国青年媒体素质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