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4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由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20世纪70年代，随着意大利北部传统产业群的发展，产业集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引起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的政府将集群政策作为推进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东南沿海不少地方依靠产业集群使区域产业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不可否认，大量集群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正以更低成本吸引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其转移，使我国传统产业集群面临冲击，而新兴产业领域集群尚未成型，无法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集群培育，无论对于集群自身发展而言，还是对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言都是当务之急。以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样，通过发展科技园区和孵化器等高新技术企业与产业培育载体达到增强企业间联系的目的。但从其功能定位看，这些载体并不完全等同于产业集群。如何从一个企业或产业培育载体发展成为一个能跻身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产业集群?本书认为:一是要产业聚焦，区域内企业要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二是要加强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产业支撑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这些互动要以知识共享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

因此，本书结合江苏实践，通过分析特定区域内的产业链治理措施，基于知识共享的主体互动对集群发展的影响，以及促进主动互动的隐性激励机制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揭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机制。同时，依据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对政府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作用做出分析，以明确各阶段集群发展需求及政府工作重点。

4. 1　区域产业链治理

4. 1. 1　产业链治理内容与措施

产业链是基于产业上游到下游各相关环节的由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这四个维度有机组合而形成的链条(吴金明、邵昶，2006)。近年来，部分地区通过政府招商引资，企业相互协作配套，构建起了一定形态的产业链。但微观企业的经济行为往往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很难充分考虑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自身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选择退出现有产业链，或转移整条产业链到其他优势地区，区域产业链这种缺乏“根植性”的现象将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单靠产业链上企业的自觉行为不可能长期、有效地维持产业链的稳定性，必须依靠外部因素的协调和干预使产业链优势得以持续，以利于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提升。

“治理”指对全部或部分自发性的个人或相关利益组织的引导、控制与协调( Lynn，Helnrich and Hill，2000)。治理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协调或互动，通过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和特定的组织机制能实现价值链的非市场协调，而且政府部门也能通过规范市场行为、制定技术标准等对链上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产生影响( Humphrey and Schmitz，2000; Humphrey and Schmitz，2004)。产业链治理内容包含以下三方面:

(1)将产业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组成部分，全面考虑资源配置方向和产业发展方向，通过适时调整招商引资目标，修改政策扶持重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或迁移现象。

(2)借助各种行政管理手段，改善产业链赖以生存发展的区域社会和经济环境，为产业链上企业提供良好服务。

(3)制定配套政策措施及相应的惩罚与激励机制，协调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企业间凝聚力。

三方面治理内容随着区域产业链形成与发展进程不断深化，体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其中，第一层次是借助政府“有形之手”进行的产业链治理，是基础性治理。地方政府首先要对产业系统内各部门间关联关系，本地区乃至相关地区间资源的动态赋存条件，以及国家、地方的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有明晰认识，在此基础上实施治理行为。第二层次是对基础治理的延伸，需要地方政府将产业链治理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第三层次是产业链治理的“最高境界”，是防止“断链”和“去链”的根本途径，需要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结合来实现治理，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也需要构建政府和企业、中介机构等共同参与的“治理网络”组织机制来实现。

与上述治理内容相对应，具体的产业链治理措施包括:

(1)适时调整优化产业链结构，避免产业链过“长”或过“粗”。产业链过长，企业间分工过细，容易发生“断链”现象;产业链过粗，企业间过度竞争或缺乏竞争，都可能导致因资源耗竭或企业迁移导致的“去链”结果，这些都增加了区域产业发展的风险。

(2)减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依赖，培育内生型企业，占据产业链高端。我国产业链较多分布在各地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吸纳、承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上部分环节是这些地区产业链形成之初最常采用的模式，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发展道路的弊端已日益显现。缺乏自主创新的产品和创新的平台，产业规模再大，也不可能占据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和主导权。

(3)规划实施产业链招商，跨区域开放式布局产业链条。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同时根据发展规划，按产业链招商选资。针对当前各地相互争夺有限资源，不充分考虑本地优势而竞相发展同质性产业的现象，可重点考虑在本地具有优势的产业链环节招商选资，增强其竞争力，而不必在区域内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正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区域产业链应积极融入区际、国际产业链，寻求区外上下游环节的支撑，使产业链成为区域合作的载体。

4. 1. 1　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发展及治理措施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四大前沿之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把新材料产业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江苏省“十二五”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也将其纳入重点发展之行列。连云港新材料产业特色优势明显，其境内东海县于2004年2月被科技部命名为“国家火炬计划东海硅材料产业基地”; 2008年5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至此，连云港新材料产业正式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课题组以集体座谈和深度访谈等形式调查了连云港市政府、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县等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新材料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对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发展情况及治理措施做出以下分析:

4. 1. 2. 1　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发展概况

连云港新材料产业空间布局主要分布于东海县的硅材料产业基地，以及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进复合材料生产基地。该市新材料产业已从简单的原材料供应逐渐向加工和深加工发展。以硅资源加工为例，已从石英砂、石英玻璃制品，发展到照明产品;人造压电水晶由单纯生产晶体向晶体切片、元器件方面发展;硅微粉由普通产品向高纯超细方向发展，并延伸到下游产品环氧膜塑料。石英玻璃制品加工、硅微粉加工、压电晶体、电光源、晶体硅等硅材料产业链，以及碳纤维先进复合材料产业链已初具雏形。相关产业链上已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企业，其中不少是行业龙头，如亚洲最大的石英玻璃管生产企业——太平洋石英制品有限公司;国内最大的硅微粉生产厂家——东海硅微粉有限公司;国内最大的复合材料风力机叶片、玻璃钢管道和容器制造企业——中复连众集团;国内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中复神鹰;以及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环氧模塑料企业——汉高华威等。但与此同时，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也存在着产业链过“粗”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问题。

产业链过“粗”。一方面表现为产业链上某个环节的产品过于集中，有众多企业生产，彼此间竞争激烈;另一方面表现为产业链上某个环节的企业实力过强，造成了一定的垄断。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同时存在这两方面的过“粗”问题。硅材料产业链过“粗”表现为同质性、小规模企业数量众多，过度竞争。2008年，东海县硅材料基地销售收入过500万元的规模以上企业有96家，占企业总数的19. 2%，比例较低。虽有大批企业“扎堆”，但大多依靠当地硅资源，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价电力生产原料型产品，产品结构单一，缺乏上下游配套，例如生产石英拉管、熔融石英、碳化硅三类产品的企业分别占20%、15%和14%。碳纤维产业链过“粗”表现为链上企业“一枝独秀”，缺乏竞争。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自2006年3月起在连云港开发区建设碳纤维生产基地，2008年已形成1200吨T300级碳纤维生产能力。国内碳纤维重点企业有安徽华皖、兰州中凯、山东天泰、宜兴天鸟、上海同砼、嘉兴中宝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中复神鹰缺少有力的行业竞争者。

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大多处于价值链低端。国际硅材料产业已转向晶体硅材料、有机硅材料、高端石英晶体元器件等领域，但连云港硅材料产业链上的产品大多作为国外厂家的原料或元件，而附加值高、高新技术系列的硅深加工产品较少。石英拉管、熔融石英、碳化硅、硅微粉等原料性生产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在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同时产能却不断扩大，导致同一地区内恶性竞争不断加剧。虽然硅微粉加工企业众多，但生产几乎全部用非工矿业的常规设备加工，缺乏系统控制手段，导致产品的纯度、粒度、质量稳定性差，无法与国外进口产品抗衡。中国碳纤维技术研究和生产起步较晚，日本东丽、东邦和三菱等几家企业基本控制了世界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的生产。美国福塔菲尔、卓尔泰克、阿尔迪拉以及德国爱斯奇爱尔四家公司则垄断了聚丙烯腈基大丝束碳纤维的生产。中复神鹰虽已形成1200吨T300级碳纤维生产能力，并且积极投入研发，但目前尚未掌握完整的核心关键技术，产品性能、技术和生产规模与国外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且碳纤维产业向下游材料制品延伸不足。

4. 1. 2. 2　连云港新材料产业链治理措施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实施一系列引导、控制和协调的治理措施，在全面考虑资源配置方向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招商引资目标，修改政策扶持重点，改善产业链赖以生存发展的区域社会和经济环境，协调产业链上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其凝聚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首先是通过整合延伸产业链促进结构优化。针对新材料产业链过“粗”的问题，连云港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并购，整合零散的中小型企业，促成企业集团的建立;另一方面要鼓励本地企业增强联系与合作，借助本地企业完成产业配套，并从外部引进相关配套企业，延伸产业链。

东海县39家规模以上石英制品企业大多生产熔融石英等初级加工产品和低端的石英玻璃片、玻璃管、玻璃棒等制品，同时也拥有亚洲第一的石英玻璃管生产企业，业务领域涉及硅矿开采、石英提纯、高纯石英砂、石英玻璃管(棒、片)生产、石英玻璃管深加工等。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通过政策倾斜适时引导和扶持其与区域内外其他企业的联盟或并购，促成企业集团的形成。在石英玻璃制品产业链上，主导产品的前向关联较强，石英玻璃管原料加工具有比较优势，但后向关联较弱。地方政府在鼓励区域内企业加强配套的基础上，应引进石英制品深加工企业，尤其是下游电子信息产业所需的优质、高精度石英光纤维玻璃管，大规格石英扩散管以及硅片夹等产品的生产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针对碳纤维产业链，地方政府不仅要在高端原丝生产环节上招商引资，打破单一企业完全垄断的局面，还需要吸引碳纤维产业链下游，如生产碳纤维预浸料、碳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高端企业进入。

其次是通过合作创新突破产业技术封锁。针对新材料产业链附加值低的问题，在依靠企业自身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产业科技投入，支持和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合作研发、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等方式，强化和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使相关产业尽早摆脱国外技术封锁，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连云港新材料产业已有部分产品和技术在行业内领先，例如先进复合材料诸多产品均属国际先进或是填补国内空白，东海硅材料加工业的“低腐蚀隧道密度石英晶体”、“新型电光源用大口径透明石英玻璃管”等38项产品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球形硅微粉、高纯石英砂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世界同行业技术领先水平;当地已建立了江苏省集成电路封装用环氧模塑料、新型复合包装材料、新型药用包装材料、石英材料、树脂基复合材料等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今后要加强创新载体建设，通过项目资助等形式促进实验室技术的产业化及优势产业技术的高端化发展。

最后是通过“补链招商”实现产业配套。连云港新材料产业的“补链招商”工作应以连云港现有工业企业为基础，发掘未来潜在项目，以补充现有的新材料产业链条。坚持以产业链核心环节为突破点，培育、引进和扶植龙头企业，通过挖掘本地配套能力，引进相关领域的配套企业。

以现有的石英玻璃制品加工、硅微粉加工、压电晶体、电光源、晶体硅，以及碳纤维材料五条产业链为基础，确定下一步重点招商项目。近期，应充分利用石英玻璃制品和硅微粉加工的优势基础，培育新型电光源和集成电路封装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压电晶体产业链向中下游的精磨、电路设计、元件安装等方向发展，形成高纯石英晶体元器件产业链;延伸晶体硅产业链，发展主要用于半导体和光伏产业硅片和硅棒产品，形成高纯晶体硅产业链;发展碳纤维原丝生产，并进一步延伸出碳纤维及其制品产业链。

同时，要改变招商工作方式。原有招商方式未能从产业链整体完善需要出发，在项目选择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在明确了产业链发展方向后，可整理、筛选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寻找可能补充和完善各项重点产业链的现有项目和新增项目。通过完善行业协会各项功能，加强同行或相近行业之间的沟通和联谊，一方面可以使当地企业更深入地了解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和市场供需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使其有效融入专业招商的各项工作，发挥“以商招商”优势。

4. 2　基于知识共享的主体互动对集群发展的影响

4. 2. 2　集群内主体互动类型与知识共享

集群发展过程是一种知识集中和演变的过程，无论单个企业的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市场地位升级还是整个集群价值链地位上升或竞争力提升，都是集群内企业知识获取和积累到一定程度，且通过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在集群范围内实现知识共享而导致的。从企业获取知识的渠道看，包含企业内部知识源、集群内部知识源和集群外部知识源三种渠道。传统产业集群在形成初期，企业主要依靠内部知识源发展;随着集群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间联系不断增多，集群内部的知识源开始变得重要;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面临着内外部竞争压力时，部分企业会迫切地求助于集群外部知识源，而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在新兴产业领域，因其对原创性、前沿性和突破性技术及不同领域技术融合的高度需求，在集群形成初期，就表现出了知识获取多渠道特征，企业往往和外部高校、科研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有自身的知识积累;而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为产业地位不断上升，产业资源不断集中，集群内部出现除企业之外的其他产业支撑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力量也会向集群内部集中，此时企业反而倾向于向集群内部寻求知识源。

因此，在新兴产业领域，集群内部既存在同质主体(企业与企业)的互动，也存在异质主体(例如，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前一类主体包括供应商、竞争企业、用户和相关企业四要素，他们之间通过产业链、竞争合作等联结模式形成互动;后一类主体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扩散代理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技术基础机构和代理与公共服务机构，他们之间通过技术交易、合作研发、委托代理等形式形成互动。企业之间的互动可以弥补彼此在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上的不足，降低交易成本与创新风险。企业与非企业主体之间的互动可借助各自的要素优势，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有效解决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融资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

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产业集群以创新为驱动力，而非以往低端产业集群所表现出的成本驱动。因此，创新能力无论对于集群整体，还是其中的企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企业层面看，集群内不同主体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他们在互相学习过程中实现知识扩散与知识共享，提升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更利于其开发和吸收新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集群层面看，知识共享可以减少知识生产的重复性投入，节约知识的获取成本，能够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整个集群的竞争力。

4. 2. 2　丹阳高性能金属材料产业集群主体互动对集群发展的影响

高性能金属材料产业集群是江苏丹阳市特种金属业经济规模最大、最具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该集群是丹阳继汽摩配件、五金工具、眼镜等传统产业集群闻名全国后，于21世纪积极实践集群创新的成果。当地企业在传统产业基础上，通过集群化发展形成产业特色，进而以引进技术、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等手段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了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型，最终形成了具有较强技术、规模和市场优势的创新集群，摆脱了以低成本优势为生存基础的生产集群低端化发展道路。根据向集群企业发放调查问卷^[1]，以及对企业核心管理人员和地方政府官员深度访谈的调查结果，课题组发现，基于知识共享的不同类型主体互动对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是集群升级发展的重要因素。

4. 2. 2. 1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意愿

集群企业对于和其他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之间基于知识共享的互动持积极态度，尤其对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有着更强的意愿。93%的受访企业对提问“贵公司觉得是否有必要与区域内同行企业开展知识交流”做出肯定回答，其中，41. 7%的企业认为“很有必要”; 55%的企业认为与区域内供应商或客户等其他企业的知识交流是有必要的，另有33. 3%的企业认为很有必要;认为没必要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知识交流的企业仅占到受访企业的5%，而48. 3%的企业对此认为很必要，如表4－1所示。

表4－1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意愿

集群内企业通过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了新产品开发，使产品技术在产业链上得以衔接，加快了市场化步伐。正如江苏呈飞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建平所说:“通过直接采购的方式与周边企业形成配套合作关系，带动一批为我们加工的供应商发展，加快了产品在产业链上的衔接。”与客户保持互动关系成为推动集群内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动力。天工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朱小坤认为，高端客户因意识到降低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提高其质量，自己也能从中获取很大利润空间，因此会主动向企业提供新材料、新技术，帮助其发展。生产高温合金和金属基复合材料制品的骨干企业江苏巍华精密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柏方说道:“其实有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选择新产品和新技术项目，那些客户会不断有新需求，会派代表来监督研发过程，我们每周都要汇报进度……他们还帮助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生产许可证，靠我们自己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设备更换和他们也有关联，因为必须使用合格的设备去生产他们的产品。”

4. 2. 2. 2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形式

集群企业与其他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之间通过技术咨询、技术转移、合作研发、产品或服务交易、融资、人才引进等形式开展互动。其中，向高校、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咨询的形式最为常见。在过去1年里，有此类互动行为的企业占到86. 7%。其次是从其他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引进人才，占到73. 3%，第3位的是与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发，占到50% (见表4－2)。这说明，集群企业较重视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交流，而且合作研发这一高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形式也较常见，这是集群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源泉。另外，有技术咨询、人才引进的企业，年平均数分别为2. 36件次、3. 75人次(有此类互动的企业填写次数加总后除企业数，下同)，而其他互动行为的平均次数分别为1. 5、1. 97和1. 71，可见以技术咨询和人才引进形式开展的互动也较其他形式更频繁。

表4－2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形式

自2000年起，集群内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将金属冶炼、压延、五金工具生产等区域传统优势产业提档升级。集群内骨干企业引进海归创业团队和高层次人才，与中国钢铁研究总院、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东南大学、江苏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联合组建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提高企业研发能力。积极组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如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被确认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企业拥有省级工程技术中心，3家企业拥有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家企业拥有省级院士工作站。江苏巍华的万总回忆起2006年底与中国科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签订的首个技术协议，技术转让费高达5450万元，几乎占到当年销售额的50%，如今觉得这笔钱花得非常值，没有这笔投入就没有后来的合作，企业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处于国内行业领先水平。

4. 2. 2. 3　不同主体间互动对企业创新与集群发展的影响

与不同主体基于知识共享的互动行为会给企业的创新活动绩效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

1)企业创新资源增加。70%以上受访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术人才在过去1年有所增加，虽然这未必一定能提升创新能力，但至少使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更为扎实。

2)企业创新活动踊跃。90%以上受访企业在过去1年实施了新产品开发、工艺流程改进、研究与开发( R＆D)等创新活动，R＆D项目和新产品开发的平均数分别为2. 36项和1. 85项，但与上述创新活动相比，专利申请并不踊跃，仅占受访企业的41. 7%。

3)企业经济绩效和技术水平有所提升。85%的受访企业在过去1年销售收入有增加，91. 7%的受访企业认为其技术水平有提升。95%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与其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对经济绩效和技术水平提升有贡献，且其中有接近30%的企业认为贡献较大，如表4－3所示。

表4－3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绩效

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使得集群自身规模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目前，集群以吕城镇为核心区，具有高性能复合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及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核电工程等关键部件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近400家，其中年销售超过40亿元的企业2家，超5亿元企业1家，超亿元企业8家，5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或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集群企业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机械电子等新兴产业领域。集群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钢生产企业——天工集团，亚洲最大的高性能刃具生产企业——飞达集团，国内领先的高温合金及制品生产企业——江苏巍华，以及国内领先的金属基复合材料汽车轮毂生产企业——大亚科技、江苏圆通、呈飞精密合金等骨干企业。研发生产的高速钢、麻花钻、颗粒增强铝基原位复合材料汽车轮毂、超纯净高性能镍基高温合金、超薄型不锈钢带和钛合金精密成型件等产品在技术水平、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均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

4. 3　促进集群主体互动的激励机制

4. 3. 3　信任和声誉机制对集群主体互动的激励作用

为增强集群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要保证各方有强大的动机不去利用它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而谋取私利;另一方面要保证合作成员能同步互动且有序、高效的协作。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政府激励政策等显性机制可部分解决上述问题。在集群内部，通过合作方的多边议价而形成的市场价格能降低专业化分工的内生交易费用，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通过明确产权、提供公共产品、兴办企业、培育市场体系、制定法律等，也将实现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但当市场不完善或交易中存在专用性投资时，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将面临由于契约不完善而导致的机会主义和策略行为的威胁，诸如信任、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将发挥作用。而事实上，由于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集群内部主体建立长期合作交易关系的基础是这些隐性激励机制。

集群企业因地理临近，有较相似的本地文化背景，在长期交往中较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信任是合作各方诚实、可靠、不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而谋取私利的心理预期或行为表现，意味着相互的义务，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制度，在产业集群升级中发挥着基本的行为调节作用。基于信任的重复交易为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成员提供了分享机会和有价值信息的渠道，成为集群成员共同创造集群剩余的基础(孙国强，2005)。集群中的信任机制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使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交流和转移着眼于长期行为，减少了知识转移的不确定性。声誉是一种社会记忆，包括合作者的特征、技能等与交易有关的属性。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契约，可以理解为集群成员为了获得交易的长期利益而自觉遵守契约行为所导致的社会评价。参与者从相互协调和长期交往中得到利益，抑制了短期行为的冲动，为树立和维护良好的信誉提供较强的激励;同时，集群内企业通过利益和风险共享机制来维护和巩固信誉，使合作变得可信。而良好的信誉一旦树立并得到维护，反过来为长期交易和长远利益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鼓励合作行为，促成组织间的协调。集群企业的业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过去合作交易的声誉，声誉激励机制正是通过良好声誉的传播和累积，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业务或更好的合作机会。

信任是集群企业互动合作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合作能够巩固企业的声誉，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企业的信任程度，也会提高合作的效率和频率。理论分析显示，在集群主体互动过程中，当集群企业预期的长期收益大于短期内选择欺骗得到的最大收益时，企业就会选择信任策略，积极参与到合作中去。即使互动一方声誉较差，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企业会在与其互动结束之前一直采取不欺骗的合作对策，从而使自身取得较好的经营绩效;而且，企业如对参与互动的另一方有足够大的信任，那么声誉差的一方也会在互动中不断改善自身声誉状况，使双方的互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4. 3. 3　信任与声誉机制对丹阳高性能金属材料产业集群主体互动的影响

4. 3. 2. 1　信任机制对集群主体互动的影响

丹阳后巷镇的五金业可追溯到500年前，至今后巷仍保留着当时的一副铜匠担。改革开放后，后巷镇一批敢想敢干的农民开始创办小五金作坊。1981年，天工工具厂(天工国际集团前身)成立，1987年开始生产麻花钻等高速钢切削工具。这一时期，丹阳市埤城城南五金厂(大亚科技前身)、丹阳市精密合金厂(江苏巍华母公司)、丹阳有色金属压铸件厂(江苏圆通前身)等一批金属冶炼、压延和制品企业陆续创建，为之后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追溯集群内骨干企业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创办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例如天工、飞达、呈飞等企业的创办人都是朱氏兄弟。后巷镇原名朱巷镇，是朱熹后人的聚居地，这为企业提供了彼此间的天然联系。不仅彼此间信任度较高，也使诚信待客、和气生财的优良文化得以发扬传承，集群内企业交易成本相对降低。天工国际的朱总说:“跟我们关联、配套的企业最起码有50家。同样做钻头的，我们做高端的，他们做一般的，家用只需要一般的刀具，如客户需要这种档次的，我们就会让他到周边小厂去买，由我们负责提供原材料”。天工国际在原材料生产上有绝对优势，其他小厂如需具备生产同样原材料的能力“起码要过20年”，目前只能加工产品。由于彼此相熟，长期合作也使小厂对天工有足够信任，因此天工国际正计划“专门成立一个业务部门，把周边小厂的钻头收购起来，贴上天工的牌子”，以此解决这些企业在市场和资金方面的困难，将其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集群企业因彼此间相互信任，会积极主动地与区域内同行企业开展互动合作，介绍客户、相互提供原材料或成品、合作完成订单任务等情况十分常见。根据各个企业自身生产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整个产业链上相互协作配套，或通过生产差异化产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减少彼此倾轧、恶性竞争的情况出现，使集群的整体竞争力提升。

4. 3. 2. 2　声誉机制对集群主体互动的影响

因集群内企业亲缘关系而使企业知识呈现同质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转而向外寻求新的知识源，个别企业较早开始实施产学研合作，从中尝到甜头后又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大批企业走上与高校、科研机构或国外跨国公司合作创新的道路。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坚守契约，注重长远利益，在市场上获得良好口碑。这种声誉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业务量，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吸引了优势外部资源向本地集中，使集群内主体互动类型增加，互动频率提高。江苏巍华的万总说:“我们公司原来也是做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从2006年底开始向技术含量高的方向转，跟中科院金属所签订技术协议，当时转让金额也比较大，5450万元，当年销售额只有1. 17亿元，后来协商每年固定付150万元，其余按产品销售额5%提，大家一直合作到现在。目前，金属所有一个23人小组专门为我们服务，常驻工厂的有3～6人。”

企业发展，人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集群内企业几乎100%民营控股，灵活、有效的用人机制为集群吸引到大量高端人才。有的引进人才除了领取年薪还要分享企业股份，最多达10%，还有的“技术人员(报酬)最多的是按小时算的，一小时105美元，加班还要乘2，节假日还要乘3，没有这种机制根本不可能吸引到这些人”，一家从国外引进高端研发人员的企业负责人说。这些海归人才在此得到充分重视，收获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将此地的发展环境和事业机会广为传播，导致更多人才和团队在此地聚集。

随着集群规模、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也积极加入到集群的主体互动中。因集群的金属材料产品和相关企业已进入国家战略工程配套，为大飞机、轨道交通、火电、核电、装备制造、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技术支持和关键部件，空军装备部与丹阳市政府签订协议，共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以支持集群发展。2010年，江苏省科技厅拨款1000万元，丹阳市政府拨款6000万元，批准成立江苏省唯一的新材料领域产业研究院——江苏(丹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研究院拥有国内外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美国工程院刘锦川院士团队、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材料评价工程中心、省高温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均加盟其中。我国材料界泰斗、两院院士师昌绪任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任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以研究院的研发实力为基础，地方政府与集群企业共同打造10平方公里的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西南交大、北京航天、华中科大等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相继入驻，另外建设中试车间、厂房等，用于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推动产业集群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迈进。

4. 4　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

4. 4. 4　政府在集群发展中角色定位和阶段性特征

传统产业集群主要依靠企业自发形成，并依靠其内生力量实现自我协调与控制，随着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自然形成、发展与衰退。但随着以高技术为产业基础、以创新活动为驱动力的创新型集群不断涌现，一方面集群参与主体类型不断增多，互动形式越发多样，单靠企业自身已不能充分协调与控制，作为私人部门主体的企业依据市场机制决策行动，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无法从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考虑资源配置，当集群发展面临困境时甚至可能选择退出;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技术特性，需要在产业发展初期投入大量资金从事风险性较大的研发活动，有些产业还要以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为基础。因此，集群发展过程中将产生大量公共品或准公共品需求，这些产品未必是某个企业需要的，或是企业当下就需要的，但要使该产业领域企业更好地发展，确保整个产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层次，必须加大资源投入以满足上述需求。从这两方面看，政府当仁不让地要参与到集群发展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主体，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和协调地区经济活动的权力，能从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考虑资源配置，弥补企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的消极态度或不利行为对整个区域产业发展造成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的政府将集群政策作为推进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例如丹麦、德国和芬兰政府通过发展中小企业中介，加强相关领域企业之间的联系;奥、法、德、美、英等国则利用其高质量的政府服务为集群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创新方面的支持;日本则用鼓励更大范围的集群创新政策替代以往对单个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然而，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内容、形式并非一成不变。集群参与主体的需求会随着集群发展有所变化，这决定了政府只有将自身定位与集群发展各阶段特征相结合，只有其产品和服务供给与需求达成一致，才能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实现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初期应定位为“造船者”，其主要任务就是对产业集群进行空间上和产业上的蓝图规划。集群初创期，政府在获取土地批复，规划园区环境后，首先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一个产业发展平台，政府适当干预环境建设，有利于相关企业实现地理临近，也有助于集群内产业支撑机构提供服务。在构建集群基础设施的同时，政府还要结合产业规划有选择地进行招商引资，这有利于集聚符合条件的相关配套企业，促进产业链完善。

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阶段应定位为“划桨者”，其主要任务是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创新支持，促进集群主体间的互动及与外部机构的联系。政府可通过直接购买、委托项目等形式对产业发展予以支持，在人才引进、培养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或提供相应的场地与服务，通过直接投资建立或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工程中心和中试基地开展对产业发展有利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政府在产业集群成熟阶段应定位为“掌舵者”，其直接投入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与私人部门相比不再具有优势，而应利用其掌握的资金和政策资源引导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另外，产业集群成熟阶段的资金支持与成长期的资金支持略有不同。创新平台成长期的资金支持更具有导向性和激励意义，政府通过提供基金项目可引导产业创新方向。在产业集群成熟期，资金支持重点在于辅助企业做大做强，政府致力于构建信用体系，通过创业投融资机构、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上市指导等手段，促进集群发展。

4. 4. 4　武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武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位于常州城南，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基础，结合区域产业规划引导相关企业集聚而形成的新兴产业集群。集群建设时间虽短，但建成区已聚集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通用、博世、曼透平，全球最大的芯片机制造商卡尔迈耶等;拓展区也聚集了2008～2009年进驻的国内龙头企业，包括玉柴重工、新誉重工、南方轴承等。目前，集群内84家企业在机器人、智能装备、轨道交通、精密仪器、风电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已初具规模，符合产业集群成长期特征。根据向该集群内企业发放调查问卷^[2]，以及对核心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获得的数据与信息分析结果，课题组得出结论，集群企业需要当地政府扮演“划桨者”角色，通过提供投融资服务、高端人才服务、技术基础设施与研发服务等支持集群进一步成长。

4. 4. 2. 1　成长期集群内企业对设施与服务的需求

本书设计了12个题项表示产业集群发展各阶段所需的设施与服务，基本涵盖了集群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服务、市场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才服务等各类企业需求，如表4－4所示。

表4－4　集群发展所需设施与服务

我们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最终测得该集群企业目前需求的10项设施与服务及其排名，并将析出的两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高级发展要素和初级发展要素。表4－5所示。

表4－5　武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设施与服务需求排名

主因子WJ1方差贡献率为49. 67%，从指标内涵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能促进集群主体互动的服务，例如本地行业协会(作为联系集群企业的中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对接)服务等;另一类是能提升集群产业创新能力的设施与服务，例如共性技术研发服务、科技实业家和专门人才培育服务、技术检测评估服务、大型公用仪器设备等。值得注意的是，集群企业的融资服务需求排在第2位。这反映了成长期产业集群对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需求增加，这是新兴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的不同之处，企业发展和集群成长对技术创新的依赖加大，由此带来的资金需求和高端人才需求也较高。因此，我们将该主因子命名为高级发展要素，以示与生产经营基础设施、普通人才和基础性知识服务等企业发展和集群成长所需基本要素的区别。

主因子WJ2的方差贡献率为14. 094%，包括普通人才服务、生产经营基础设施与咨询服务(如认证、财税、申报、管理等)。如上所述，它们属于企业发展和集群成长所需的基本要素，因此将之命名为初级发展要素。

4. 4. 2. 2　地方政府支持集群发展的措施

以武进高新区管委会、常州科教城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部门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或直接资助形式对其予以支持，具体措施如表4－6所示。

表4－6　地方政府支持武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具体措施

续表

由表4－6可知，地方政府几乎参与提供了全部集群企业所需的设施与服务，主要通过资金、政策、人力方面的支持形式予以实现。为促进集群内企业与其他企业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与联系，地方政府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组织了大量高端装备制造业专题性项目对接活动。

一方面，政府组织企业“走出去”，有针对性地组织集群企业赴外地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专题性项目对接活动。据负责该活动的武进高新区管委会科技经贸局工作人员介绍，在每年组织的外出考察和项目对接活动中，“企业不需要全程跟随，每一站都组织相关企业飞过去，参与哪项活动企业是可选择的，菜单式的”。迄今为止，地方政府已经组织集群内企业分别赴湖南大学、成都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技术中心等高校、科研院所进行项目对接活动，收获颇丰。

另一方面，武进高新区管委会科技经贸局产学研合作处也定期对企业需求进行信息汇总，然后根据掌握的院校情况，请相关机构到本地与集群企业开展项目对接。为此，相关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据工作人员反映:“现阶段我们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人手问题，从产业集群规划，到企业孵化，再到各项公共服务都需要我们亲力亲为，我们局里对应着区里的十几个部门，除了招商、财政、规划是专职的，其他部门都是身兼多职。”可见，在集群成长阶段，该地区政府部门正忠实地扮演着“划桨者”角色，为集群企业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尚未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机制。

4. 4. 4　常州光伏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位于常州城北的常州光伏产业集群是伴随着世界知名光伏企业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一起成长的。随着天合光能的不断壮大，国内外许多配套企业向此地聚集，截至2006年，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集群销售收入已达27亿元。2008年之后，由天合光能倡议、政府出资建设的天合光伏产业园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发展。2008年，产业园销售收入为73亿元，2009年为75亿元，2010年销售收入高达150亿元。目前，集群内已聚集了产业上下游的设备、配件和辅料等相关企业50余家。核心企业天合光能于2008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在柏亚天( PRTM)管理咨询公司2010年全球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天合光能全球排名第二位，中国排名第一位。基于集群销售收入、集群内企业的行业地位、集群企业配套情况，常州光伏产业集群基本符合一个成熟期产业集群特征。

4. 4. 3. 1　成熟期集群内企业对设施与服务的需求

本书测得该集群企业目前需求的9项设施与服务及其排名，并将析出的三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产业创新服务、创新创业服务和集群发展服务，结果如表4－7所示。

表4－7　常州光伏产业集群设施与服务需求排名

主因子CZ1方差贡献率最大，为45. 634%。从指标内涵看，已不局限于服务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大型公用仪器设备、共性技术研发等都有利于促进更大范围内的产业创新活动。此外，产业创新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成熟期集群投融资服务的影响排名提升到第1位，因子载荷也高于成长期集群该项指标的因子载荷。因此，我们将该主因子命名为产业创新服务，说明在集群成熟期，产业创新已成为其主要内容，与之相关的服务是集群企业最为需要的。

主因子CZ2方差贡献率为21. 783%。从指标内涵看，都是支持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相关服务，例如高级人才服务通过各种人才政策培育科技企业家和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知识产权服务帮助企业利用、保护和交易创新成果;质量认证、项目申报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有助于企业顺利地开展创新活动，而财税、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则对初创企业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将该主因子命名为创新创业服务。集群成熟期，依然需要生生不息的创新创业活动保持其生命力。

主因子CZ3方差贡献率为12. 142%，包含了普通人才服务和市场服务两个指标。一方面，上述创新创业活动需要大量基础劳动力;另一方面，集群内企业家之间的联络、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服务也有助于集群内企业的发展。总体而言，都是能促进集群规模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相关服务，因此将其命名为集群发展服务。

与成长期集群相比，本地行业协会的服务、生产经营基础设施、技术检测评估服务等几项设施与服务对成熟期集群不再重要，转而出现的是知识产权服务、市场服务。这一方面说明，成熟期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发展已较为完备，集群企业间已形成核心企业带动下的稳定成熟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说明，集群的创新活动已有增长，集群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对创新成果的利用和保护需求增强。

4. 4. 3. 2　地方政府支持集群发展的措施

以常州高新区管委会、天合光伏产业园管委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光伏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或间接资助对其予以支持，具体措施如表4－8所示。

表4－8　地方政府支持常州光伏产业集群的具体措施

续表

常州光伏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不再是各类研发机构的发起人，集群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光伏产品检测中心、光伏学院、投融资机构、产业联盟等研发机构都是由企业、高校或第三方组织建设运营的，政府仅提供引导资金和给予政策支持。例如，集群依托天合光能成立了光伏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光伏垂直一体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由该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政府以专项资金支持、研发设备免税、研发设备折旧等政策支持其发展。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依托江苏省常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巡回法庭，对集群企业的创新予以法律保护，促进企业形成知识产权意识，维护集群公平竞争。此外，在地方政府支持、协调下，光伏产业集群成立了一个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将检验检测、技术咨询、融资机构、技术评估、管理咨询的、知识产权等技术服务纳入机构，迄今加入联盟的企业已有300家。

成熟期产业集群发展所需设施与服务主要依靠集群企业自身或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政府辅助建设。在这个阶段，政府主要负责提供融资担保、咨询服务等服务形态和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的公共产品，引导第三方机构参与到集群的发展运营中，通过投入政府引导资金、政策等手段等达到保障集群正常运行的目标，起到“掌舵者”的作用。

【注释】

[1]共发放调查问卷71份，回收有效问卷60份，下文数据分析结果据此得来。

[2]共发放84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34份，下文数据分析结果据此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