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衡法则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运用
这些年我通过实践和对人的心灵个案处理总结出链接与平衡理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十字轴来解读，纵向的是链接，横向的是平衡。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平衡所得到的结果，有黑就会有白，有上才会有下，中国圣贤哲师都是在用不同方法和语境来传递和教会大家这个自然规律的。而链接是一个由思想所发出频率在不同维度上获取的信息。关系链接与平衡理论在此不作细致讲解。
有学者曾说：“一般都承认，‘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弥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3]这种哲学观念发端于商周时期，大约在战国时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而成熟的思想框架，深深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
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平衡的内涵。具体而言，平衡体现为生态平衡、政治经济社会平衡，以及礼仪之邦和国际社会中的平衡等。
（一）平衡：阴阳对立与转化
阳和阴最初表示阳光的向背，即向阳为阳，背阳为阴，后来引申为地理方位，即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例如，洛阳古城就建在洛水的北岸。
周人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阳气和阴气，自然现象就是阴阳二气运动作用的结果。
《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幽王时期的伯阳父这样解释地震现象，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意思是，阳气本来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阴气本来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一旦阴气压迫了阳气，使阳气不能向上蒸发，那么阴阳二气的流转秩序就发生了紊乱，因此产生了地震。只有阴阳二气相互协调，各得其位地有序流转时，才能风调雨顺，平和安宁。
这样的解释在今天看来略显稚嫩，但在三千多年前的自然科学条件下和巫术盛行的宗教环境中，这种解释尝试从自然的、无神论的角度来解释自然现象，对于摆脱神秘主义的宇宙观，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古代人民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了事物中对立、矛盾、发展、联系的因素，因而用两种对立转化的元素来解释天地万物，是难能可贵的。在古代思想家那里，阴阳的含义被进一步普遍化、抽象化，不再只是指两种气，而是涵盖了一切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
作为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周易》把阴阳关系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即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宇宙永恒的规律。《周易》是关于宇宙永恒变化的著作，《周易》中的“道”指宇宙变化运动的规律，所以说，在《周易》所构建的宇宙体系中，阴和阳的对立作用是一切现象的基础和根本。
《系辞传》有言：“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即日月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星体，互相之间进行有秩序的交替推移，才能形成昼夜；寒冷的季节与暑热的季节，互相交替推移，才能形成一年。
就具体的易象来说，《周易》六十四卦由八卦演变而来，而八卦的基础是阳爻和阴爻，阳爻代表尊、贵、动、刚、升，阴爻代表卑、贱、静、柔、降，二者方向相反，含义相对，宇宙中一切现象都源于阴阳两爻的运动和转化。阴阳两爻代表了相反的两个方面和过程，其组合而成的各个卦象，也因此而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吉凶含义。例如，泰卦和否卦，两卦刚好上下相反，是对立的两卦。泰卦表示好、通畅，否卦表示不好、阻塞，在今天仍有“否极泰来”、“否往泰来”的说法。在泰卦中，下面三爻为阳爻，阳爻所表示的是上升的运动；上面三爻为阴爻，阴爻所表示的是下降的运动。上升的阳爻和下降的阴爻相向运动，相互叠加交融，因此泰卦的卦象整体所表示的意思就是交通和畅。而否卦刚好相反，下面三爻是阴爻，向下运动，上面三爻是阳爻，向上运动，结果就是阴阳无法交合，因此否卦的卦象表示阴阳阻塞，不相通畅。综观泰卦和否卦，《周易》似乎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阴阳相交相通，才能和顺通畅，万物才能够得以兴旺繁盛地发展。
就如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小到个体的人、家庭，大到社会、国家、世界，动与静、大与小、强与弱、尊与卑等各种阴阳对立的现象无处不在，矛盾无处不在。一味地敌对、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积极地沟通、和平地相处，才能够促成对立的双方相交相通，才会进一步达到对立双方的平衡相处，共同发展。
阴阳两爻、泰否两卦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对立双方会向另一个方向转化，宇宙的平衡就是在这种转化运动中达到的动态平衡。如同在国家和社会中，强大的事物并非永远强大，再强大也会衰落，弱小的事物也并非永远弱小，再弱小也会发展。否极泰来、盛极而衰，是一切发展的不变规律，也是宇宙、社会、国家维持平衡的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经根据当时尚待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的恶劣国际环境，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因为在当时，社会主义世界经历了苏东剧变的巨大打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政策；在国内，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国家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充分利用当时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抓住一切机会进行经济建设。
在“韬光养晦”政策的保障下，我国综合国力得以增强，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改变。而“韬光养晦”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一种保守的形象，从中国周边国家来看，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中印两国边境争议问题上，相对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放肆地干涉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显然不够强大，与中国日渐强大的国家实力越来越不相匹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国家政策都具有时间性和局限性，随着国家的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国家政策的制定、国家形象的定位应当与时俱进。
（二）平衡与生态环境
阴阳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不是为某一家所独有，而是几乎作为一种公共的思想资源，而被各种学派和学说所发挥，老子的《道德经》就在宇宙生成论中对阴阳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老子用阴阳二气建立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从“道”中派生出来，道生万物之前，处于一种“一”的统一状态，并使万物获得了一种统一的原则；在这种统一的状态和原则之下，道分化出了天和地，即阳和阴，阴阳变化产生了气，阴、阳、气三者生出了万物。万物虽然已经生成，但是仍然处在阴阳对立的性质之中，正因为有这种对立的性质，才能处于和谐的中和状态中。
老子所说的“一”、“二”、“三”都是确有所指的，其中，“二”就是指阴阳。老子在述说完从道到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之后，特意强调了万物虽然业已生成，但仍然处在阴阳对立、阴阳平衡的状态中，即“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万物和谐的状态背后，是达到了平衡状态的阴阳二气。但老子与《周易》的阴阳平衡思想不完全相同，《周易》所阐释的万物阴阳平衡，是建立在永不停息的永恒运动中的，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处在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过程当中；而老子却认为，具体的万物虽然存在着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变化，但归根结底是要回复到静止中的。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十六章》）如果用现象和本质的概念来概括，那么可以说，在老子这里，动是现象，静是本质。而不管是运动还是静止，《周易》和老子都在强调一种平衡的状态，只有在平衡的状态下，世界才能永恒地运行或保持下去，万物才能各得其位。
天地万物只有在平衡的状态下才能正常、持续、永恒地发展下去，一旦有任何一方的势力过于衰弱或强盛，那么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整个系统中的个体都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相似，中国也在经历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多样性减少等诸多环境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视野之下，环境问题的出现属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人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废弃物太多、消耗的资源过多，导致植被大面积减少、自然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动植物数量锐减。这样的状况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自然环境原有的平衡状态被彻底打破，自动调节能力丧失。
面对这一状况，中国虽然同时承受着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仍然选择了积极面对，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参与到了国内国外的环境保护工作中。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中，中国从20世纪末起，就开始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机构，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并积极参加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在国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等措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经济结构实现了优化，节能减排的意识深入人心；在国外，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参加和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所开展的活动，履行在国际事务中应尽的义务。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积极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理解，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一部分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而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和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在保持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生态平衡是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并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生态平衡是自然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人类文明才能正常地延续和繁荣发展下去。
（三）平衡与政治经济社会
国家的发展不仅要兼顾生态平衡，同时也要关注政治、经济、社会的平衡。基于这种多位一体、平衡发展的目的，我国现阶段所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的、平衡的局面，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得到平衡的关照和保护。这类似于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4]意思是，在大道行天下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选举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来做官，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能奉养其他人的父母；不单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也能抚养其他人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够终其天年，中年人能够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够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
在今天的社会建设中，这种“大同”的理想体现为社会公正、社会团结，协调各个利益群体中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努力消除贫困，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和睦。老子也有类似的论述。
老子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即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一样，不能过分搅动，否则小鱼容易煮烂。那么，为政之要在于无为而治，安静无扰，过分的作为、虐政会招致灾祸。《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有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圣人”在这里指的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没有源自私心的主观成见，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善良的人与不善良的人，我都善待，即圣人不弃绝任何人和物，而是顺应万物的自然状态。圣人在位，收敛自己的主观意欲，使人心化归浑朴，像孩子一样看待百姓。因此，政治作为的根本在于顺应人和事的自然状态，不做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事；不管国民是智是愚、善与不善，不管国民来自何方、身份如何，统治者都应充分尊重每个人，在一定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包容每一个个体，而不违背他们的发展要求。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应当充分遵循百姓的自然状态和自然规律，进而在从政过程中“以百姓心为心”，顺应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的自然状态来处理政事。
在宇宙天地之间，每一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的要求和能力，而组织不应当妨碍个体的发展要求，而是应当建立一种人为的机制，促进和保障个体的发展。
于是在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中，出现了诸如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形态，在契约论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契约中的一个理性的成员，拥有各自的生命权、财产权等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权利，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基于完全理性的思考，社会和国家在理性的契约之上建立起来。
例如，霍布斯认为，人本来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利用一切手段保存自己，包括剥夺他人的生命，即所谓的“人对人是狼”的状态，然而理性的人发觉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使自己时时处在突然会被他人杀死（即“暴死”）的恐惧中。为了脱离这种状态，人们才以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了国家，每个人同时把自己的财产权等一部分权利交给国家，即所谓的“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必要时放弃别人也同意放弃的权利”。[5]这样看来，在近代西方的契约论中，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人完全凭借理性来处理一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诸如情感、直觉等思想活动丧失了其应有的价值。
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远不是这样孤立的、原子化的，儒家从来都是在一种感通的、爱的共同体中来理解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的。“仁”是儒家思想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在中医里，“手足痿痹”叫做“不仁”，我们常说的“麻木不仁”在中医里的原意，是指在肢体麻痹的情况下，人感受不到肢体是自己的一部分，身体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贯通相感。因此，“仁”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意识的一种境界和状态，意识到整个宇宙、整个社会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意识到自己在整个宇宙、整个社会中有一份应尽的责任。
墨家更是强调无差别的“兼爱”。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看到侵略战争、土地兼并导致了人民穷困、天下混乱的局面，认为解决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本办法，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即广泛地爱自己和他人，与人交往要彼此互利。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意思是，爱他人的人，人们一定也会跟随着爱他；给予他人利益的人，人们一定也会跟随着给予他利益。墨子不再承认爱有亲疏厚薄之分，爱人应当“远施周徧”，应当爱所有的人，兼顾所有人的利益。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涌现。那么，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友爱，是构建一种平衡的国家形象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为此就要着力解决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各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社会的和谐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另一方面，过分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忽略社会的和谐，就会出现贫富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扩大的趋势，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人群就会出现深层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平衡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进一步平衡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人群的社会利益，是构建平衡的国家形象的应有之义。
（四）平衡与礼仪之邦
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是最讲究“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的。中庸不是平庸、迂腐、不作为，而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遵循适中合宜的方式，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中庸”，北宋的理学家程颐解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意思是，不走极端叫做中，稳定不变叫做庸。孔子非常强调中庸的原则，强调在认识事物时，要通过研究可能的发展趋势，就其不及和过头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之处。例如，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做事如果只考虑实际的质朴，胜过了文采，那么就会显得粗野；如果只考虑外表的文采，胜过了质朴，那么就会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全面考虑，统筹兼顾，才是恰到好处的君子的做法。
首先，礼为情感的平衡表达提供了适中合宜的方法。
《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宋代朱子在对前半句做出解释时说：“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6]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绪尚未表现的时候，是思虑还未萌生、还没有应接各种事物的时候。在这时，情绪还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存在，这种情绪没有任何的过分或不及，所以称为“中”，即不偏不倚。而当情绪表现出来，表现得中正、节制，就叫做“和”，即平衡、稳定、和谐。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但情感的表达既不能不足，也不能太过，就如为父母守丧之人，正常情况下都不可能没有悲恸之情，但如果终日茶饭不思、以泪洗面，那么就会伤身体。情感的表达应该遵循怎样的方式，才能适中合宜呢？儒家认为，“礼”实际上为情绪的表达提供了中和的方式。例如，《论语》中有对三年之丧的解释：“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意思是，孩子出生，长到三岁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父母死后孩子守孝三年，是天下通行的礼节。少于三年则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哀痛，多于三年则哀痛太过。在这个层面上，儒家的礼是出于中庸的需要，为人们日常行为和情感的平衡表达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其次，礼也为德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引导。
在儒家思想中，德和礼是统治者引导和教化百姓的两个要点。孔子所说的德，是指人人都有的质朴的本性，比如恭敬、谨慎、勇敢、直率。这些本性本身没有善恶的属性，但如果没有恰当的引导，这些质朴的本性就会走向极端，成为恶的来源。礼的作用在于引导德，在社会中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规范，恰当地引导人们质朴的本性，指引人们在善的方面运用这些本性，即：“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和指导，那么恭敬就会变成烦劳、忧愁，谨慎则会显得胆小怕事，勇敢则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则容易伤人。所以，孔子认为政治教化应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也就是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教化他们，那么百姓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因此，统治者要同时抓住德和礼这两个方面，使之相互平衡、相互促进地发挥政治教化的作用。
中国则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呼，至迟从周代开始，礼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礼不同于法，韩非曾解释过法的含义：“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也就是说，法是统治者公布的统一法令、制度，有政府颁布，民众都知道它的实施办法，遵守法令的就加以赏赐，违反法令的就加以惩罚。所以说，法的目的在于赏善罚恶，采取的是利诱和威慑的手段，利用的是民众追求利益和规避祸患的心。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也遵循了这样的目的和手段。从人性的角度讲，对法的强调实际上抹杀了人性中纯善的或者自律的因素，认为必须通过赏善罚恶的外在强制力，才能够实现统一稳定的社会生活，否则人就会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情况下肆意犯上作乱。而礼的目的在于使行为和情感达到适中合宜，采取的是引导的手段，引导内心中的自然情感转化为不偏不倚的自然行为，既非不足，又不过分。因此，礼充分尊重了自然的人性，把人当作一个自觉向善的、慎独的有机体来对待，给予了人性以莫大的尊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旧礼不应当被无原则地固守，而应加以损益和继承。
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周礼，但他非常明白，完全因袭周礼并不能充分发挥周礼的正面作用，所以他对周礼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例如，他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子弑父，臣弑君，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频频发生。因此，他把周礼的核心归结为“正名”，意思是匡正每一个人的名分，并极为强调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就要做符合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事。这样，君臣父子才会恪守分内之事，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既是对人们义务的规定，同时也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保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我们常说的礼啊，礼啊，难道它们只是玉帛这些形式性的东西吗？其实不是的，礼的具体仪式背后其实包含着关于名分、权利和义务等的实质。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在当今国家形象的构建中更应当充分利用这种传统文化资源。当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礼，全盘接受是荒唐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法的存在也有其必要性，它弥补了礼所不具有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所以对待礼，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针对新的社会问题，对礼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通过必要的损益，这样的礼仪之邦才是珍重历史而又与时俱进的国家形象。
（五）平衡与国际社会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未来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一体化，各国各民族之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使全球趋向融合。而无论怎样融合，每个民族的根本差异性是不能消弭的。
有学者说：“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日趋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各个特殊群体渴望认同自身的过程。正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进行，这些群体产生了要在全球人类环境的关系中认同自身的愿望。”[7]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非但不会被削弱，反而会更加自觉和主动地凸显出来，变成一个群体具有鲜明特色的标志。在国际事务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形象不同，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迥异的，在公共外交活动中产生的影响也完全不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好坏往往会影响国际社会对该国所从事的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8]。向外国的政府和公众传播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形象，不仅能够促进思想交流，影响公众舆论，还能够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和猜疑，消除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荒谬论断，让积极的国际评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人说，美国人像一个摇滚歌手，日本人像一个紧张的白领，菲律宾人像一个流浪者，德国人像严谨的科学家，非洲人像打工者，南美人像热情的桑巴舞者，韩国人像一个自卑的小孩，那么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像一位智慧的长者，焕发着新的生机，站在高位上进行思想的引领。
这位长者是不与人争的慈爱的长者。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老子认为慈爱、勤俭、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是他所持守和保全的三件珍宝。慈爱所以能勇武；勤俭所以能厚广；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慈爱和勤俭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倡导的，所谓“团结友爱”、“节约中国”即是对二者的发扬；而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是老子思想的独特之处。“不敢为天下先”也被老子称为“不争”。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章》）意思是说，正因为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作为统治者，本来就身居高位，如果统治者自恃高高在上而自以为是，那么就会给其他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如果统治者争相自我夸耀，就会达不到长久彰显功绩的效果。因此统治者应当谨守“不争”、“不敢为天下先”的准则，顺应事物的自然情状去施以辅助，不企图居功自傲，减少个人私欲的掺杂。
不与人争，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他相争；不与争先取胜，天下就没有人能战胜他。因此，争或不争，为天下先或不为天下先，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
当前的国际竞争，虽然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国际竞争也越来越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惜以破坏本国的生态平衡为代价，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必然不是可持续的，它只获得了暂时的国际竞争优势，而失去了长远的国际竞争力。
而如果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保护生态环境，那么它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也许并不那么突出，但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性上无疑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如何以不争、不为天下先的方式，实现天下莫能与之争、处天下先的结果，在二者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建构国家形象过程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要求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拥有全面的、长远的眼光，充分认识到生态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应当保持自己鲜明的立场、身份和清晰的头脑、思维。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郭象有这样一番描述：“故（圣人）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齐物论注》）。意思是，统治者看起来似乎天天忙忙碌碌，但是他实际上却气定神闲；虽然日理万机，但实际上却内心淡然、优游自若。
这启示我们，一个泱泱大国，理应处理好国家的大小事务；然而不应当完全被处理各种琐事占据了全部的精力。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一定是有精神核心的国家，在处理任何事务中，这种精神核心都主宰着、协调着国家的行动，才能使国家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淡然的心态，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
用程颐的话说，这叫做“有主则实”。即内心中有所主宰，有所坚持，就不会轻易被外界的各种繁杂、患得患失所干扰。正如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暂时的利害得失不应该扰乱国家长远的政治、经济、社会规划和目标，国家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有所坚守，认清国际形势和发展大势，从容应对各种形式的国际竞争。
中国有“和而不同”的说法，意思是有差异性的双方能够和谐相处，但各自都保持着独立性，不随意附和。
作为国家，一种鲜明的国家形象就是独立性的体现，它代表着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而一种有历史和文化厚重感的国家形象，不仅能让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得到对方的尊重，更能够作为自己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指南，让古老的智慧给予我们无尽的启迪。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和各种新闻发布会中，越来越多地引用传统文化中的格言来发表意见，领导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越来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审美和修养。
这种被称为“首脑外交”的活动，“是决策与执行高度一体化，不像传统外交那样过于注重外交礼仪的繁文缛节，而是直接、迅速、面对面地同对方打交道，寻求高度集中、有效处理共同关系国际事务的途径”[9]。可以说，在首脑外交活动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可以在不经意间塑造一种外交氛围，使各方沉浸在这种令人愉悦的文化氛围中，更加有效地传达我方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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