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满意度差异化

（注：“非单位家庭”指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就职于该单位中。）

单位社区中家庭“非单位化”的力量分别来自于社区内部和社区外部。其中社区外部非单位住户的迁入是社区“去单位化”的主要因素。

首先，伴随着家庭生命周期而发生的自然更替是来自社区内部演变力量。单位职工因为年老死亡，住房由同住子女继承割断单位与社区家庭联系的纽带，使家庭脱离于单位。其次，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职业变化开始逐渐普遍，居住在单位社区中的居民由于离职等原因已经不再隶属于原先的单位。再次，住房市场化后，单位居民可以在单位住房之外获得居住机会，搬离单位社区的现象逐渐上升，迁出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改善原有的居住环境、工作地点变动、家庭规模扩大。与单位社区中的未搬迁者相比，迁出者经济能力较强^[5]。

与此相对，非本单位职工的迁入，形成来自社区外部的“侵入”力量。房改后，单位住房既可以出租又可以在二手房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为非单位居民的进住提供了可能。

“我们原来住崇文区沙子口，当时赶上拆迁，给了我们每平米7 000的补贴，面积小，57m2，（补贴）都加一块，一共就40万，只能买二手的。选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这房43万，自己搭一点，我们还出得起。要再就是，一个离工作地点近，交通也还可以。——计算机厂退休职工（样本C-11）”

“主要就是对周围熟悉，所以选这里，价格也是一方面，这里的确要比外面便宜，三环附近的商品房当然不是这个价。——某报社记者（样本C-13）”

6.4　社区居民活动与感知形态：去单位化

与上文交道口三个社区的案例不同，在同仁堂社区的案例中，社区居民活动与感知形态主要通过深度访谈资料获得。访谈内容涉及日常活动、邻里交往以及邻里满意度，通过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获取更多细节信息来反映被访者的个体差异。在转型期中，单位社区中的居民也经历了从以单位生产关系为纽带的“单位人”向以地缘关系和社区网络为纽带的“社会人”的转变——经历了明显的去单位化过程，具体表现为日常活动范围扩大化、邻里交往组织自发化、邻里满意度差异化等方面。

6.4.1　日常活动范围扩大化

横跨整个转型期，与社区物质环境形态相比，单位居民日常活动的改变更加明显，体现在通勤距离增加、购物选择更加多样、生活服务地点更分散等三个方面。

首先，单位居民的通勤模式随着职住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在同仁堂案例的四个阶段中，随着单位住宅的相继建成，越来越多的单位职工迁入单位社区中居住。这使单位社区同时成为他们的就业地和居住地，从而降低了每日通勤距离。如果是双职工家庭的情况，家庭总的通勤距离将进一步降低。而到了第四阶段的开放转产期，由于核心生产线迁出和非单位家庭的迁入，就业地和居住地不再对应，职住接近的模式也被打破。

例如，从高先生（样本C-02）生命历程和迁居经历的案例来看，他1965年参军复员后到北京药材公司（即原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下属的储运公司工作，每天乘坐公交和固定地点接送的班车通勤。1979年，他搬入分到的第一期单位住房中，此后一直步行或者自行车上下班。到1997年，迁入条件更好的第三期单位住房中，而由于只是在单位内部进行住房调整，职住关系并没有改变。2000年退休后，高先生不再需要通勤，仍居住在原有住房中；由于儿子和儿媳并不在同仁堂工作，以家庭为单位的职住接近关系已经破裂（图6-9）。

图6-9　生命历程视角的迁居和工作变化案例（样本C-02）

其次，单位居民的购物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内部的小卖部和与周边其他单位共享的供销社成为仅有的商业设施。并且在短缺经济的“配给制”下，排队也成了常见的景象。

……那时候买什么都要排队。那时孩子小，厂里小卖部奶粉都不常有——赶上谁看见来货了，赶紧跑我们车间叫——然后大伙儿都知道了，就排大队——顶多就让买两袋。（样本C-03）

而随着转型期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单位社区外部商业设施的数量增加，种类也更加丰富，逐渐形成了大型超市—连锁店—便利店与农贸市场相互结合的商业体系。单位社区中的居民不再在单位社区内部购物，而单位厂区也逐渐剥离了商业服务功能。

……现在买东西比以前方便了，也不用再凭粮票油票布票，没什么限制了。现在楼下有很多连锁店开到晚上10点，服务态度还好。厂子里的小卖部就没人去了，东西也不新鲜，慢慢就关了。（样本C-03）

最后，单位居民必需的生活服务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的社区的服务设施布局，意图通过营造集体生活氛围，在劳动场所之外也能培养“工人阶级精神”（Bogdanov，1923）。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一些必要的基本生活服务设施也被集中到了单位厂区中，如食堂、浴室和开水房等。然而，这些设施的集中也带来了种种生活的不便：

……全家老小洗澡都得奔厂子里，——就算大冬天也都得进厂子里来，拎一个那种塑料框，走回去有时候头发全变成冰碴了……（样本C-02）

随着转型期生活理念的转变，基本生活设施向居民家中或居住区转移，这也使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加围绕家庭而不是工作关系展开。由于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单位职工共享基本生活服务设施的机会减少，这使单位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再集中在单位厂区内部。

6.4.2　邻里交往组织自发化

除了居民日常活动地点和方式的变化，单位社区居民的邻里交往也随之变化。主要表现为邻里交往的组织由改革前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转变成为转型期居民的自发活动；社区交往的空间也从单位内部的文化活动室转移到社区活动中心和户外公共空间。

在西方社区中，通常将小学、教堂以及社区图书馆作为联结社区邻里关系必不可少的纽带（Perry，1929）。以北美为例，社区邻里活动通常以周日的礼拜、小学家长的双周会以及不定期的社区俱乐部活动为主。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同仁堂单位社区中，“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成为单位居民交往的重要场合。这些学习的内容通常包括先进事迹汇报、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种计划和总结会议，等等。

而在转型期中，单位社区管制动员作用逐渐减弱，居民邻里交往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并且以自发的群体性休闲娱乐为主。单位社区居民的交往更多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健身的需求，而不再以单位组织的活动为主。例如，退休的老年人会成群结伴地去附近公园晨练、中年上班族晚上会组织集体交谊舞等。

……现在退休了，早上跟那几个老师傅一块去天坛练太极拳——有时候还去香山背水回来，（几个人）慢慢的也都处得不错。（样本C-01）

……一块儿办了个柔婷的美容卡——要不自己去多没意思呀，跟她们一块还能聊聊天什么的——有时候也一块跳舞去，认识不认识的多处就熟了。（样本C-06）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期的单位社区中，居民的邻里交往方式并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社区中，以基于教区或学区的邻里活动交往为主的形式，这可能与在中国的礼拜活动并不常见、由于择校普遍学区边界不明显有关。

6.4.3　邻里满意度差异化

根据访谈资料，可以分社区物质环境、社区服务设施和邻里氛围等三个领域分析被访者的满意度评价。

在社区物质环境方面，居住在同仁堂单位社区中的不同被访者的评价也有所差异。第一期和第二期单位住房中的被访者，表示他们的邻里随着用地和强度的功能转换以及围合度的降低，安全性变差，缺乏私密感，卫生情况也变得糟糕。曾经居住在第一期单位住房的一位居民在访谈中提到：

……现在原先的房（第一期）那边太乱了——开买卖的多，人也杂。不像以前进门还有个传达室，生人不让进——现在丢自行车的太多了——人一多，卫生也差了。而且大早上起来外面就呜泱呜泱的都是人，也闹心……（样本C-01）

而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中居住的被访者则对社区物质环境做出积极而正面的评价。他们认为单位社区内部用地调整，使他们的邻里周围用地功能与居住功能更加兼容，增加了更多的绿地和公共空间而更加宜居。例如，居住在第四期住房的一位女士在访谈中提到：

……还是觉得比刚搬过来的时候好了，有小树林隔音之后，没有那么大的装货声，中药味也好了很多。最方便的是，开了个后门之后进出更方便了，省得一点路还要绕……（样本C-06）

在社区服务设施方面，被访者普遍表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型期的商业和服务设施变得更加丰富和方便。对单位社区而言，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逐渐分离，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心开始从厂区转移到住宅生活区。例如，一位居住在第三期单位住房的女士表示：

……现在买东西确实方便多了，不用什么东西都到厂子里去。附近那么多超市、连锁店，去哪儿都行；吃早点、快餐可以到外面了，什么时候懒得做饭就到楼下的小店去……（样本C-06）

在对邻里氛围的评价中，被访者普遍表示原有的以工作为纽带的邻里关系减弱，但对此的感受却不尽一致。在传统单位社区中，单位通过提供各种厂办福利，使职工形成“以厂为家”的归属感。单位职工在厂区内结成的工作关系，顺延带到社区生活中，使单位社区中的居民“工作、生活”两个角色难以完全分清。这种工作关系混合，在带来更为密切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便。

……我们两个男孩都好斗，有一次给书记的孩子打坏了——那也得上人家家里，登门赔不是去——挺别扭的（样本C-01）。

我觉得一个厂子都在一块没什么不好——要是有想法，也是那种平时工作就有矛盾的——要不干什么成心找不痛快？（样本C-05）

在转型期中，随着生产关系从手工联合劳作到机器流水线转变，单位职工之间的关系开始淡化。伴随着非单位家庭的入住和原有单位职工的离职、退休，单位社区邻里关系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

现在退休了就各干各的——（隐私）意识也强了，也不像原先那么串门了——就算老师傅之间愿意走，人家家里人未必愿意你来。（样本C-02）

小结来看，在第6章单位社区的案例中，体现了市场力量下的社区再生过程。单位社区的演变已经经历了30年并且仍在继续进行。单位社区正在融入整个城市，成为以市民为基础的、具有良好服务设施支撑的新型城市社区——相对于交道口整体的社区规划策略，同仁堂的郊区社区形态演化，是主要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进行的——核心生产区缩减和迁到更远的经济开发区，留下的部分开始悄然发生商业化的变化，社区更加开放富有商业活力，居民开始将自己的住房出租或者出售。这些都是在计划经济力量对于传统单位社区控制退却之后，新市场机制引入而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成为一种社区再生的过程——市场力量下的社区再生。

具体来看，第6章以北京同仁堂制药厂所在单位社区为案例，展示了中国城市中的单位社区在经济转型期中空间演化——从以生产功能为核心、封闭、自给自足的传统单位社区，向多功能综合、开放、富有生机活力的新城市社区演化的过程。对于传统单位社区的理解，不应仅仅限于简单的“封闭大院”或“生产综合体”，而应将其作为标记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空间载体。它真实地反映出政治气候变化的动向——随着转型期的来临，社区形态也发生相应改变（图6-10）。

图6-10　同仁堂单位社区的四阶段演变模式

以同仁堂单位社区从横跨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四个阶段中的转变来看（图6-10），单位社区天翻地覆的变化体现了城市转型的内在逻辑。单位社区在居民构成和住房权属多元化、社区服务设施外向化和社区交往及归属感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单一的单位社区开始复杂化。居住的自由流动、单位体制变化交织在一起对单位社区的重构产生作用，使得单位社区逐渐从原先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和自由化。从社区尺度上，单位社区人口和产权的变化导致了社区服务设施的变革：社区服务体系分化为生产、生活两类，生活服务设施的服务对象扩展到单位外部居民，并由集中成片的中心布局模式转为分散到沿街、沿边界的周边布局模式，同时高等级文娱休闲设施的发育提高了社区生活品质。单位社区也越来越脱离独立、隔离的郊区工厂景象，而逐渐融入城市社区空间中，成为以市民为基础、具有服务设施支撑的新城市社区类型。

【注释】

[1]参考《城市用地分类代码（国标CJJ 46—91）》对单位社区中的土地用途进行分类。

[2]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生产性”建设是指能直接产出物质性产品的基本建设活动——例如，厂房、车间等；而“生活性”建设被认为是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而具有“非生产性”的——例如，住房、科教设施、娱乐设施等。

[3]为了防止本单位职工将产品和原料偷带出单位，曾一度下班时在大门安排保卫科人员对每个员工的手提包进行检查。

[4]参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城市支路间距应在150～250m（CJJ 37—90），间距过大则会造成局部交通流过于集中。

[5]资料来源：社区家委会工作人员访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