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邻里

作为社会学一个关键概念，社区的定义并不统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Hillery，1964）就曾对94种社区（community）定义进行比较，他发现这些定义的差别主要沿着两种方向展开:一种思路强调地域和地方基础（territorial/locality based），而另一种思路则侧重于社会或网络关系（social/network relationships）。这一差别所反映的矛盾，一直围绕着有关社区的讨论和研究。不过，似乎多数人倾向于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结合，希勒里当时即发现有69个定义都包含了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共同关系等三个基本特征。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学的观点，实际上强调了社区的地域性，排除了非地域性的关系网络。

其实，在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著作中，Gemeinschaft并不一定必然是地域性的。根据滕尼斯的观念，Gemeinschaft应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滕尼斯，1999:iii）。它建立在本能、习惯或者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可以来自于地域性的联合体（如村庄、城市），也可以是思想的联合体（如友谊、师徒关系），形式则包括地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与之相反，Gesellschaft（社会）则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它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是基于利益合理性而共同行动的集合体。因此，在社会中，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中一样和平共处、共同生活，但是却彼此分离，没有共同体那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和富有人情味的亲密关系。简单地说，社区是指更直接、更有意义的关系，而社会则指抽象的、功能性的关系。

将社区概念与地域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是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帕克（R．E．Park）在《人文生态学》一文中，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社区进行了界定:第一，以区域组织起来的人群；第二，程度不同地深深扎根于居住的地盘；第三，生活在多种多样的依赖关系之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共生的（转引自:王小章，2002）。正是依照这种思路，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社区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有关社区的理解与观念。

帕克将社区与地域相关的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社区观念。原本中国的社会学者将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都译作社会，比如费孝通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吴文藻的自然社会和人为社会，而英文的community则译作地方社会。但是由于帕克明确表示，社区和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避免co和so不同的矛盾，费孝通即以社区来命名community，以表示“一群聚集在一个地方分工合作的人”（费孝通，1997）。不过，此后有关社区与社会的差别，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具体与抽象之间。由于社区坐落于具体时空之中，便于观察研究，社区研究曾经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与取向而一度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

在中文中，“社”字起初的确与特定地域联系在一起。根据《词源》的解释，社的主要义项为:土地之神；祭土地之所；古代基层行政单位。但是，相对于更具有地域色彩的“邻”和“街”而言，“社”更多地表现了社会关系，因而更具有文化含义（王笛，2006）。以至于发展到现代，“社”的首要义项变成为“集体组织”（《现代汉语词典》），而地域含义则需要通过“区”字来体现了。由于社区过于强烈的地域色彩，当再度对应于英文community一词时，又似乎无法涵盖其中的团体含义，于是又有人把community译为“社群”，使得概念进一步复杂化。从这一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早期的社会关系的确有赖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即使是血缘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等非地缘性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具体空间联系在一起；第二，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非地域性关系出现，从而突破了社区最初所具有的地域含义。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在老词中注入新概念或者发明新词，是常见的两种应对方式。英文的community似乎即是前一种方式，而中文社区一词则比较复杂。社群概念的出现，大概是希望走第二条路，但非地域性的社区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应用（如虚拟社区）。

进入数字时代以后，传统的地域限制似乎被彻底打破了，在网络上形成了虚拟的空间，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虚拟空间中集结，也出现了具有一定认同和关系的群体，莱茵古德（Rheingold，1993）将其命名为virtual community，中文大多译为虚拟社区。此处沿用社区一词，不仅是习惯，还体现了一种空间想象。而且，正是这一空间想象将社区概念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社区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其实，按照莱茵古德的说法，这种想象其实并非始于互联网，早在文字发明之初，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既是物质的也是想象的——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建构的社区不可避免地脱离当时当下，指向更为抽象、虚幻的空间。在这种观念之下，地域对于社区而言还是至关重要的吗？事实上，威尔曼和莱顿（Wellman　＆Leighton，1979）就曾批评美国社会学界过于强调共同地点，从而将社区概念等同于邻里，而它们本应有所不同。

受虚拟社区概念的启发，我们认为，也许地域并非社区的关键要素，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互动与传播！正是互动与传播构成了社区，而非特定区域；即使在特定区域之上，没有传播互动，不能形成相互关系，也就不能称之为社区。而早期的社区之所以总是具有地域特征，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与媒介等传播因素的限制；一旦传播媒介获得发展，“想象的共同体’就随之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滕尼斯的社区观念，把基于共同血缘和共同精神的人群与基于地缘的人群都看做社区。如是，是否是社区就不在于是否具有共同地域，而在于能否有效互动交流，形成特定的认同与归属。不过，我们并不太强调滕尼斯赋予社区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较少采用共同体概念。至于社群一词，由于失去了空间感，反而没有了社区所具有的意蕴。正如滕尼斯所说，友谊之类的精神共同体“是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座神秘的城市和一种神秘的大会，它仿佛由于一种艺术家的直觉，由于一种创造的意志而活灵活现”（滕尼斯，1999:67）。我们沿用社区一词，正是为了保留这种“活灵活现”的空间感，哪怕是虚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