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邻”是城市社区为了推进熟人社会和社会和谐而产生的。在西方，“睦邻”运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睦邻点”建设还是近些年的事情。
1.睦邻互助点及其功能
英国工业革命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驱赶了大批的农民成为无业流浪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伤害。在城市化发展中，贫富差距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为缓和阶级矛盾，一些社会工作者主张受教育的志愿服务者和穷人住在相同地方共同生活，他们领导邻里改革和提供教育与服务，提出了要深入贫民区，贫富者打成一片，将有利于社会和谐。英国“睦邻运动”应运而生。
1884年英国牧师巴涅特（Samuel A.Barnett）召集友人在伦敦东区建立“大学社区睦邻服务中心”取名“汤恩比馆”，提出了“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相亲相爱”的口号。1886年美国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是由柯义特（Stanton Coit）在纽约创立的睦邻公所。随后，西方国家纷纷推广了睦邻运动。睦邻运动是自由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对19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突出的社会内部问题和社会矛盾所作的社会治理反映。睦邻组织运动为社会工作发展了新的服务工作方式，促进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6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我国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中，城市社区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和社会矛盾。“睦邻运动”在各地不断试点，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睦邻运动”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作用：
一是有利于构建熟人社会，缓和阶层矛盾，减少社会矛盾。其实不管是以什么名称，“睦邻运动”从实际上都是为了使得差距过大的贫富阶层之间减少矛盾，从物质上来帮助底层阶层，从心理上安慰他们缓和社会矛盾。在减少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可以构建市场经济下的熟人社会，有利于公共问题的解决。我国当前推进的“睦邻点”建设对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推进了社会参与，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西方“睦邻运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给底层群体提供帮助，扩大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群体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底层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水平。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提升。因为社会治理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以协商、对话等方式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当前的“睦邻点”建设，从根本上来说能够推进广大基层群众的社会参与，从而提升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维护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三是各具特色的“睦邻点”建设有利于提升社会文明。西方“睦邻运动”主要是针对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但是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睦邻点”建设主要是针对社会治理方面的公共问题，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问题以及互帮互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就互帮互助来看，我国当前推进的“睦邻点”建设也已经超越了西方“睦邻运动”较为单一的富人对穷人、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关系问题的范畴，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互帮互助，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的特殊困境。同时，为老年人退休生活寻找支撑点，解决社区中共同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在“睦邻点”建设中，不断提升参与者的素质，提高社会文明水平。
2.浦东“睦邻互助点”建设与发展
浦东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集聚着庞大的老年人群。农村社区中的老人越来越多，据统计，新区24个镇的老年人口有44.68万，占户籍老年人口的57.05%。[62]他们退休后也享受退休金待遇，一些农民除了退休金还有出租土地、出租房屋的收入。但是他们的老年生活如何才能丰富多彩，是他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为了丰富农村老年人的退休生活，2012年浦东新区第一家农村“睦邻互助点”自发形成，到2015年上半年，浦东已建成和建设中的“睦邻互助点”总数达到20家，发现培育中的有40家，争取在2015年内建成70家。[63]浦东已建成的“睦邻互助点”各有特色，有的侧重聊天谈心，有的侧重生活互助，有的侧重娱乐活动，有的侧重知识交流，真正地成为农村老年人的“学习屋”、“聚餐屋”、“聊天屋”、“养生屋”和“开心屋”。
第一种是村民自发组织结对帮困的“睦邻互助点”。浦东逐步改革了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因为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农民的子女数量少，他们成人后，工作往往都不在农村，无法再实施传统的家庭养老。子女不在身边，农村老人开始创造性提出了“抱团”式养老。书院镇外灶村村民黄根明等8户人家经常聚在一起干农活、吃饭、旅游，取名为“阳光睦邻点”，他们还把这份邻里的关怀送到村里的孤老和困难户家中。每到农忙时节，大家都要开个会，商量着一起干活。结对的8家互帮互助外，大家还会帮助孤老和人手不足的家庭收割或播种。农闲时也经常聚餐，每周还包好馄饨，给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他们结对的每家每户还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当睦邻点要组织活动，大家就在微信里讨论、通知。
第二种是退休党员干部引领“睦邻互助点”。周浦镇红桥村的“红善睦邻互助点”，由原村委会党总支书记的顾美琴退休后成立。当时，她学着城里的大妈们组织村民在院子里开始跳广场舞，既锻炼身体又陶冶情操。附近一些村民也加入他们的队伍中，这支队伍发展成35人的团队。老年村民们经常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筋络拍打操、打腰鼓、跳健身广场舞、唱沪剧、学书法、一起包馄饨、做汤圆等。他们中还有人教孩子们剪纸、绘画、书法等。村民只要有困难了，他们就赶去帮忙；村民有矛盾了，他们也会尽力调解。
第三种是以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目标的“睦邻互助点”。书院镇洼港村的“幸福9号”，就是一个侧重知识交流的互助点。姚引仙把自家的一楼整修一新，变成了集学习、娱乐、聚会于一体的“幸福9号睦邻互助点”。在“幸福9号”，知识型农村老人担当起了老师的职责，教读书、写字、唱歌、下棋……“老师”教得用心，“学生”学得认真。姚引仙和教师退休的老伴沈华义务教老人们学唱歌、跳舞、围棋等。农村的老人们过去只会打打麻将、纸牌；而现在经常看报纸、练书法、下围棋，打羽毛球、乒乓球等。生活和城里退休职工一样丰富多彩。
“睦邻互助点”运动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指导。首先，政府需要帮助寻找和培育具有良好品德、有能力、有激情的召集人。这样的带头人是保证“睦邻互助点”正常运行和良好运行的关键。因此在推行更多的睦邻互助点中，基层政府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和培育一批在当地具有号召力、影响力、激情的召集人，能很好地开展为农村老年人服务的工作。其次，基层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帮助缺乏资金的“睦邻互助点”开展各种活动。政府将“以奖代补”，鼓励“睦邻互助点”开展为老服务。比如，每年开展一次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评比表彰活动，对备案挂牌的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给予一定的奖励；对获得“示范型”称号的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给予更高标准的奖励等。最后，政府还帮助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睦邻互助点”的各种活动合规合法。周浦镇政府为“红善睦邻互助点”做了一份“睦邻互助点”的制度公约，对村民活动的时间、内容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让这一农民自发的组织更加完善。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都是由热心公益的老年人自行发起，但由于缺乏制度公约，可能会导致一些矛盾。因此，政府通过积极扶持培育、规范引导、总结推广，把这种模式打造成家庭养老的有益补充。[64]
浦东通过发挥农村场地优势和弘扬邻里互助传统，以农村养老“睦邻互助点”建设为突破口，探索农村互助式养老模式，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在“家门口养老”的服务场所，不断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时，也进一步探索了低龄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帮助高龄老年人的模式，具有可行性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互助中，将重点放到关注低保、低收入、农村‘五保’、残障等老年群体及孤老的养老服务需求方面，有助于社会公平和和谐。这是一种超越了西方“睦邻运动”的创新，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有序化，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注释】
[1]王景新、李长江、曹荣庆等：《明日中国：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何念如、吴煜：《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Hauser P.M.&L.Schnore.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5，p.45.
[5]［美］西蒙·库茨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7页。
[6]［美］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2页。
[7]胡欣：《城市空间融合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8]［日］山鹿城次：《城市地理学》，朱德泽译，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9]Wirth L.，“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runal of Sociology，Vol.44，1989.
[10]谢文蕙：《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11]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2]陆学艺：《农民问题：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问题》，载韩明谟等：《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13]赵燕菁：《制度变迁、小城镇发展、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2001年第8期。
[14]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它》，载《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杨建荣：《论中国崛起的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财经研究》1995年第6期。
[16]朱玮、王德编译：《从“最佳规模”到“有效规模”》，《城市规划》2003年第3期。
[17]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18]原新、唐晓平：《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年第4期。
[19]何念如、吴煜：《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20]杨建荣：《论中国崛起的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财经研究》1995年第6期；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课题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164页。
[21]王建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
[22]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2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8日。
[25]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周建国：《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路径选择探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26]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7]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28]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2015年2月26日。
[29]张庆风：《介绍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主要内容》，载中国城市化网http://www.ciudsrc.com/，2013年7月15日。
[30]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2015年2月26日。
[31]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2015年2月26日。
[32]潘孝军：《中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1—42页。
[33]《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
[34]《上海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载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网http://e-nw.shac.gov.cn，2002年4月15日。
[35]王硕：《东小口拆分出三街道9约挂牌》，《京华时报》2012年7月2日。
[36]上海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导则》（试行）（沪规土资详〔2009〕1034号）。载上海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网http://www.shgtj.gov.cn，2015年8月26日。
[37]浦东新区政府：《政府工作报告》（2012—2013），载上海浦东政务信息门户网http://gov.pudong.gov.cn，2015年8月8日。
[38]王泠一主编：《2012年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39]王泠一主编：《2012年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40]宋俊骥、尹洪娟：《扁平化管理理论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
[41]关于哪个镇最早提出“镇管社区”概念存在争议，主要有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笔者查阅现有记载的资料，认为最早提出的是浦东新区原严桥镇，提出的时间应该是1995年底到1996年。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资料。一是所谓“镇管社区”必然是在“镇”成立的情况下。根据《浦东新区年鉴（1996）》资料显示1995年11月24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浦东新区全面实施撤乡建镇，全区有24个乡撤乡建镇（严桥乡也在其中）。经过调整，浦东新区共有11个街道，30个镇。其中3个镇为城市化镇，镇管村建制27个。也就是说，到1995年11月之前，严桥还是一个乡，它不可能提出“镇管社区”。（这个时期农村居委会还比较少。根据《浦东新区年鉴（1996）》，1995年底全区有354个居委会，城市地区有310个。前面提到的3个城市化镇是指川沙镇16个居委会、高桥镇14个居委会、洋泾镇20个居委会。另外，杨思镇8个、东沟乡4个居委会，北蔡镇、施湾乡、江镇乡、蔡路乡、合庆乡、孙桥乡、塘镇乡、龚路乡、顾路乡、杨园乡、张桥乡、金桥乡、花木乡、洋泾乡、六里乡等各1个居委会。）而且在1995年11月份之前，严桥乡一个居委会也没有。虽然当时在浦东也提出类似的名称，如当时川沙镇的提法是“镇区管理”（《浦东新区年鉴（1996）》第285页），但是“镇管社区”的提法还没有出现。二是“镇管社区”的“社区”在当时主要是城市化的区域即居委会或者是扩大的居委会或者是几个居委会组成的。《浦东新区年鉴（1997）年显示，严桥镇1996年新建由由一村、由由二村、由由三村、由由四村、由由五村、由由六村、由由七村7个居委会，当时的由由新村就是在几个居委会的基础上形成的社区。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大致上“镇管社区”产生的时间为1995年底到1996年期间。另外，上海市在街道层面建立的是社区委员会，在镇政府下设立的是社区管理委员会。这就为“镇管社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因为镇社区管理委员会在当时的理解并不是管理村，而是管理城市化的居委会。
[42]张敬新、桂家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探讨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理论界》2014年第9期。
[43]《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名词解释，载上海市浦东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浦东新区年鉴（2005）》，浦东年鉴社2005年版，第9页。
[44]曹路镇课题组：《曹路大型居住社区“镇管社区”模式调研》（内部资料），2011年编，第1页。
[45]李志林主编：《花木镇管社区》（内部资料），2007年编，第6页。
[46]杨发祥、施丹：《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市浦东S镇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47]李志林主编：《花木镇管社区》（内部资料），2007年编，第32页。
[48]传统“城乡界限”认为：农民转为市民、村委转为居委后，就脱离了原来乡镇的管辖范围。
[49]鲍宗豪：《小城镇发展中的“镇管社区”新模式》，《上海市建设职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0]《浦东新区年鉴（1998）》，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51]《浦东新区年鉴（1998）》，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52]《浦东新区年鉴（1999）》，浦东年鉴社1999年版，第342—343页。
[53]张琪：《浦东新区启动新一轮基层体制改革》，《浦东时报》2015年4月8日。
[54]付子堂：《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重点是民生保障》，《北京日报》2013年1月21日。
[55]张广修：《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6]《浦东合庆镇：“1＋1＋X”的合庆算法》，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cpcnews.cn，2014年7月9日。
[57]徐汉明：《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法学》2014年第11期。
[58]张广修：《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9]《“1＋1＋X”在全镇各村推广》，《北蔡家园报》2014年11月13日。
[60]《上海市浦东新区推广“1＋1＋X”工作法》，载共产党员网http://dwlm.12371.cn，2015年8月8日。
[61]周沛：《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9页。
[62]司春杰：《“睦邻互助点”在农村》，《浦东时报》2015年7月28日。
[63]司春杰：《“睦邻互助点”在农村》，《浦东时报》2015年7月28日。
[64]司春杰：《“睦邻互助点”在农村》，《浦东时报》201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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