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华人的权益

二、维护华人的权益

《星洲日报》与华人利益密切相关，失去了华人的支持，报纸也就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它敢于报道社会上的不平事，特别是华人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事情，毫不畏惧各种压力。《星洲日报》把维护和争取华人利益当作自己应尽的职责，相当重视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利，经常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华人说话，有时引起政府的不满，甚至经常受到政府官员的训斥，这是因为经常发表与政府不同的言论，维护华人利益造成的。比如说，马来西亚政府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积极扶助马来人办企业，而华人不仅没有享受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且还屡受限制。1975年政府出台《工业协调法》，就是一项严重挫伤华人积极性的法令，《星洲日报》就对此项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

在关乎华人切身利益方面，《星洲日报》有时不在乎政府的反应，毫不退却。在每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从“二战”后的1955年联合邦大选、争取独立过程、1957年国家独立、每届大选、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1963年社阵领袖被捕、1969年“5·13”事件、1974年对大学生和教授大逮捕行动，1987年巫统分成两派及新巫统成立、1987年茅草行动，直到马华分裂及复合等重大政治事件，《星洲日报》都受到冲击。《星洲日报》的报人脸上写满了沧桑和无奈，但是他们在维护华人利益方面仍然无怨无悔。

处在不稳定、曲折的历史道路上，《星洲日报》始终旗帜鲜明，彰显办报的基本原则，即不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事业，坚持公正不阿的客观报道立场，时刻肩负发扬中华文化使命的任务，无畏无私的报道、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及不公平事件，声誉日隆，成为今天华人信赖的报纸。

《星洲日报》坚持公正不阿的办报立场，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及支持。比如说，2005年11月3日，马国警察羞辱华人妇女，《星洲日报》于8日在头版头条刊出《善待中国游客》，其中“善待”两字竟然比报头大了两倍，反映了对警方强烈不满的态度。《星洲日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没有遮掩警方的丑闻，体现了其维护华人利益、匡扶社会正义的宗旨和立场。

在此次事件中，除了在新闻中大幅报道中国女子受辱以及疑似华人女性被迫脱衣等事件，《星洲日报》还利用各种评论来体现自己的宗旨，比如刊登社论、评论员文章、读者来论，一方面为华人提供表达意见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报纸增强影响力，贴近读者，特别是华文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全面展现了华人喉舌的形象（见表2-4）。

表2-4　2005年11月《星洲日报》关于中国女子受辱事件的社论

正因为《星洲日报》担负起维护华人权益的重任，许多华人把其当作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手段和依靠，在遇到困难和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会向其投诉，使马来西亚政府在出台一些涉及华人的政策时，要顾及华人的利益和感受，并对政策作适当的调整。就马国警察羞辱华人妇女事件而言，《星洲日报》质疑政府对华人检查的程序，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歧视，不利于中国游客来马旅游，对旅游业打击甚大，结果促使政府在机场等各个入境处安排懂华语的职员，设置有关华文指示牌，减少彼此间的误会，以挽回中国游客的信心。

《星洲日报》经常站在维护华人的立场上替华人说话，政府一些官员对其颇有怨言。比如说，警察副总长诺赫·奥马尔在国会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如果外来游客不满意警方的做法，他们可以选择不呆在马来西亚。”这个言论一经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华文报纸刊登，便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位警察副总长事后指责报纸断章取义，抹黑政府形象，并扬言会对有关报纸进行检控，但当记者播出采访录音后，这位副总长便不得不向媒体道歉。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星洲日报》不畏权势、敢于抗争的精神。

《星洲日报》等华文报报道了中国女子受辱新闻后，中国游客锐减，旅游部长又把责任归咎于报纸的负面报道，并批评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华文报纸言论抹黑马国形象。华文报纸据理力争，反驳华文报纸的报道是造成中国游客赴马旅游人数直线下降的观点，并认为政府不应该批评报纸维护华人利益的行为，反而应该检讨对待中国游客的做法。

对于马来文报纸《马来西亚前锋报》11月30日刊登一篇名为《华文报报道中国女郎被扣留有意挑起种族矛盾》的社论，众多华文报纸也对其进行谴责。星洲媒体集团属下的《光明日报》于2005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马来前锋报居心叵测》，认为：“该报不应刊出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中国女游客被扣留的课题纯粹是人权问题，该报却站在种族主义观点，公开质疑华文报的报道，以及政府广招游客的政策，不但企图模糊公众的视线，也破坏国内种族和谐。”

《星洲日报》尤其关注教育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华人能否继续存在，以及能否受到良好教育的切身利益，所以，该报在此方面不遗余力争取华人受华文教育以及进入大学深造的权利。比如说，1961年，政府出台教育法令，授权教育部部长随时有权关闭华小，1987年，教育部派不谙华文的教员在华小执教等，均对华文教育产生负面影响。《星洲日报》带头抗议，并发表众多评论对政府的法令及教育部的政策进行抨击，并牵头举办各种活动，让华人捐款资助独小，因此被政府戴上散布种族言论的帽子，被关闭5个月11天。《星洲日报》复刊后，仍然秉承无畏无私的办报立场，特别是深入报道华文教育，唤醒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关注。

在经济领域，《星洲日报》也尽力争取华人利益。因为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政府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会直接波及华人的商业活动。只要政府出台不利华人经商的政策，就会受到《星洲日报》的抨击。比如说，1970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压制华商，过分倾向马来人，对华商经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星洲日报》就对此项政策加以批评，并通过多项数据，各种角度报道和论述了政府这项经济政策将会延缓经济发展的观点。

在争取华人政治权利方面，《星洲日报》也倾力而为。比如说，在1990年10月大选期间，《星洲日报》报道的大选新闻数量是各报之冠。该报有关大选的新闻报道数量不仅居华文报之首，也比英文报及马来文报纸多。该报虽然鼓动华人参选和踊跃投票，充分利用手中的选票来影响选情，争取华人权益，但是在投票的选择上，《星洲日报》却保持了中立。

根据国民大学教授赛阿拉比依迪博士在1990年全国大选期间进行的调查显示，《星洲日报》不仅在有关大选的新闻报道数量居冠，而且超过一半的新闻对大选的态度保持中立（见表2-5、表2-6）。

表2-5　各报关于大选的数量及百分比调查

（续　表）

表2-6　各语文报纸的态度立场及数据统计

赛阿拉比依迪教授曾担任过马新社记者，目前在国大大众传播系任教。他在1990年7月及11月期间分别进行了两项调查及民意调查。其调查的对象是两家英文报、两家马来文报、两家华文报及两家淡米尔文（印度文）报。受调查的八家报章分别是《马来西亚前锋报》、《每日新闻》、《星报》、《新海峡时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淡米尔尼申报》及《南邦报》。

《星洲日报》认为，华人要充分认识到改变华人在政治上被动的局面，一方面有赖于华人对政治选举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因此，《星洲日报》一方面在平时注意培养华人参政的兴趣，另一方面在政治选举中，通过出版专刊甚至号外，号召华人善用选票，为自己争取政治权益，建设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事实上，鉴于华文报的宣传与鼓动，各政党的候选人都会出台拉拢华人的纲领与口号，执政的国民阵线也会在选举中释放善意，比如说紧急拨款给华人、独小等，以获得华人的好感。虽然华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经济上颇有建树，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成就由于缺乏政治力量的保护，常常处于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社会一有风吹草动，华人的经济便如纸墙般瞬间崩溃。因此，争取政治权利，才是保护华人权益的最有力保障，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星洲日报》不惜力量争取华人政治权利也就不难理解了。

《星洲日报》为维护华人不遗余力，但也不是一味与政府作对，搞对抗，过分顾及华人的小圈子利益，在关键时候，它也常发表以国家大局为重，共同缔造和谐社会，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文章，呼吁华人要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有义务帮助国家早日走出低谷。这也得到政府的表扬。比如说，1997年开始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星洲日报》就积极呼吁华人资金不要外流，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承担公民义务，为马来西亚早日渡过金融危机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星洲日报》的呼吁下，华人与其他种族一起，共同渡过经济难关，为马来西亚早日走出低谷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

1999年11月5日马哈蒂尔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15届“世界客属恳亲会”，他在开幕词中感谢马来西亚华社在金融风暴时期，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协助国家渡过难关所作的贡献，也提到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华文传媒在稳定国家经济局势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识。他说：“这显示，为了国家的稳定，华社与马来同胞分享利益的意愿是明显的，也是毫不含糊的，这也说明传媒有相当高的国家意识。”^[16]

《星洲日报》虽然大量报道华人的新闻，舆论也围绕华人社会展开，但为保持种族和谐的社会氛围，从维护马国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比较注意舆论导向，言论表现得比较温和、理性和有建设性。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与华人血肉相连，与他们同甘共苦，喊出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心愿，传播他们的思想，维护他们的利益，既是《星洲日报》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体现价值之所在。抛弃了这个原则，《星洲日报》也就不可能再受到华人的器重，也不可能得到华人的信任和拥护。笔者认为，正是《星洲日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使得报社同仁不遗余力地维护华人权益，也正是这种原因，《星洲日报》得以经久不衰，继续焕发顽强的生命力。从《星洲日报》维护华人权益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感人的精神，看到了报人的社会责任感，看到他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华人权益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