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突破的一个观念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曾经预言在公有制条件下，鲁滨逊在孤岛上进行的那种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将会在社会范围内重演，因而商品关系将会消失。他在谈到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时，设计了一个非商品化、完全由计划调控的经济形式。“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种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所占份额的尺度。”^[1]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计划调节的思想也十分明确，他认为在未来社会里，“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2] 在《反杜林论》中，他更明确地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地位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开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经历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一直处于在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之中，在理论上想否定，而在现实中又不得不承认，实践上既允许又加以限制。几十年的实践之所以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三个认识误区：第一个是把社会经济的运行形式等同于社会基本制度。第二个是没有认识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与马恩所设想的不同。第三个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解与运用^[4]。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主流学派普遍停留在苏联模式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上。不过也有些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一直持否定态度，如卓炯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为：“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孙冶方也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提出了怀疑，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起全面的调节作用，经济工作违背价值规律会遭到惩罚。^[5] 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主流观点的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起点，应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形成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8-1983年）。这期间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还应有市场调节的部分。1979年3月，时任负责财经工作的副总理陈云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两个组成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6]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保尔.阿姆斯特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和夫人时，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依据。林达光教授提问：“您是否认为，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下，扩大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时，邓小平果断回答：“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7] 这就突破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框子，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1年11月，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8]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此作了更明确的阐述，报告指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原则的确立，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计划开始松动，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对国有企业开始让利，市场开始活跃。

与理论深入发展相适应的是实践的深入发展，两者相互促进。1978年，四川省首先在部分工业企业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6部委在京、津、沪选择首钢等8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多家，1980年又迅速发展到6000多家，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试点企业实行的利润留成制度，1981年起对3．6万多家企业实行利润包干，推行经济责任制，1983年，又进一步在全国工业系统实行利改税，促进政企分开。同时，调整和放开价格，改革流通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1984-1988年）。这一期间全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含义，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强调计划与市场的统一。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基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做了如下概括：“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个规划已初步勾划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轮廓。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利用市场调节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表明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深化，提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模式。由于“六四”政治风波，这一运行机制的推行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很快得到纠正。这一阶段改革的实践非常活跃。1984年，国营企业普遍实行第二步利改税，理顺了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关系，1987年底，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承包，进行了股份制试点等；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较大的改变，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放开价格；建立和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工业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实践的深入发展，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1992年以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曾经一直困扰着我国的改革目标取向，邓小平对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做出了精辟的论述。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这一精辟论述，使得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对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改革的目标确立后，改革步伐加快。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主要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有100家企业列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00家企业进行理顺产权关系试点，向国有企业派驻国有资产监理代表等。在金融体制方面，国务院通过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意见，强化了中央银行调节货币和管理金融秩序的职能，改变了银行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各银行的功能。在税收制度方面，1994年起，开征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征收所得税，统一税率，分开国企税与利等。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放开竞争性部门的投资，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在外汇、外贸体制，行政机构方面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