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神”之重造的特点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小结：“神”之重造的特点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沈从文在40年代的神性重造之思，不仅是在揭示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还是在重新规划人类存在的理想蓝图上，都与西方一些哲学家的思考有着相似的认识和取向。然而，作为一个不是从现代知识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乡下人”，他的思考始终以他个人特殊生命经验和体悟为底色，即便是这一时期抽象的玄思冥想，也带有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沈从文此期对神性的体悟，已从早期以乡下人为主体转到以自我体验为主，而且这主要是一种“向内转”并显得幽深复杂的生命体验。沈从文曾谈及此期他对生命思考的方式：“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124]这即表明沈从文所要探究是生命内在世界，且是“超越世俗”的“灵魂深处”和“意识边际”，此期重要的散文集的集名《烛虚》就指明是要烛照虚空，虚空既可看作生命顶点状态，又可视作是不可言说的内心幽冥之处，散文《潜渊》更是表明要沉潜至生命的深渊之处。其爱欲小说中“从肉体中见到神”、对“自然的神性”的感悟以及对“美与爱”的抽象体验，无不是以“我”为主体，且深入到“我”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而由此呈现出的那些极致体验显然也不是处于人的理性意识层面，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生命最高形态，即神性。显然，重造之“神”已经不同于早年乡下人生命中的素朴神性，此期沈从文对这一生命状态的描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类生命存在时的一种极致状态，并具有浓厚的现代意味。

不过，沈从文重建的生命神性虽具抽象意味，却并不如现代哲学般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和思辨性。他对神性的体验以及在通向神性之途的思考上，一是与生命最本己的身体存在相联系，一是通过对自然的体悟直接进入，两方面虽然表现不一，但都是直接经由个体生命体验来承担证实，即由对爱欲的直接体验以及由面对自然直接进入冥想之境，并由此打破生命的局限，走向生命的自由和通达，进入生命的最高层次，“美与爱”正是由此升华而来。这种方式显然不同于现代哲学的逻辑性思考。而沈从文对生命神性状态的描述也重在体验层面，具有浓厚的诗性意味，不是一种哲学式的逻辑表述。比如，他意识到人类目前存在的弊病，这一弊病的根源的确也指向了人类理性，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这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果。这当然是因为沈从文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哲学家，他的思考不是通过理性思辨而来，而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的诗性表达。

其次，不管神性是通过对身体或自然的全身心皈依，还是通过对抽象“美”的“爱”获得，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都进入同一种状态，那就是失去“我”之后主物的交融一体，是主体与物对面时由于被“美”击中如触电、如中毒般而自然丧失“我信我守”。这种体验具有瞬间性，同时又是一种极致体验，它的彻底皈依有着类宗教性质，是主体如痴如醉的沉迷体验。沈从文曾将此称作是一种“发疯”状态：“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125]他甚至说：“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126]沈从文将生命与“抽象”如此联系紧密，是在于他只有在这一“抽象”中才能见出生命的神性，且神性又是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而这一对“美”的极致感悟难以为文字所表述。沈从文此期尽管对神性体验多有描述，却又一再感到文字的无力。当接近生命至性时，他感到语言远不及数学、音乐等其他抽象形式容易表达，因此《看虹录》中称文字只是幻想的残余、生命的残余、梦的残余；在与自然面对时沈从文也时时感到这种体验的不可言说，如：“天气阴雨，对街瓦沟一片苔，因雨而绿，逼近眼边。心之所注，亦如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127]不难看到，这种不可言说性正是在于他所示现的是生命在理性之外的神秘悸动和深度体验。

散文《烛虚》中题辞还特别引用《新约?哥林多书》（实为《新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中的一段话，其中一段是“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128]尽管沈从文并无基督教信仰，但从他对这段话的引用中却可以窥见他类似的思考。有解经者将这段话解释为：“保罗告诉我们一种经验，我们只是觉得它的奇妙，很难加以究讨。……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一切宗教经验的最大目的是上帝的远象并和上帝合而为一。神秘主义者的目的，往往是在奇妙经验的一刹那，‘见的和所见的合而为一’。……我们不能猜度保罗那时的实在情况。我们不需要因为保罗所说的第三层天而组织天的层数的理论。他的意思只是说他的灵上升在无可超越的神秘状态中与上帝接近。……乐园这个名词是出于波斯文，其意义为以墙围着的花园。波斯国王要赏赐给他所爱的人特殊的光荣，他就使他做花国里的同伴，与他在花园里结伴同行。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经验。保罗作了上帝的同伴。”[129]相比较可以发现，沈从文体验到的生命神性与保罗在与上帝接近时的奇妙体验有着相似之处。除去信仰之别，两者在接近各自认为的生命最高境界是一致的，保罗说的“第三层天”在《串珠圣经注释》中解释为一种象征说法，可能指天上最高最完全的境界，而神性显然也是沈从文所意旨的生命最高境界。两者进入这一境界中都具有一种瞬间性，并且在“奇妙经验的一刹那，‘见的和所见的合二为一’”，这种瞬间性和合二为一的体验，也是沈从文说的神性体验的鲜明特点。同时，这一体验又具有“隐秘性”，尽管宗教中的神秘有其教义上的特殊内涵，但两者都是在灵魂或生命上升至无可超越的状态中与上帝接近或直接进入神性体验。可见，这一体验的不可言说都在于生命最高层次本具有难以为言语表达的神秘之处，“是人不可说的”如果不仅仅视作一种宗教说法，则应是这一境界已经逾越了人类常规的语言表达范围。两相对照可以见出，沈从文对此段话的钟爱与他内在生命神性体验是密切相关的。

尽管沈从文此期对神性的思考，看似远离了早期乡下人生命中的那个素朴的“神”，但其根底依然深植在他的湘西世界。除却上面提到的身体和自然两种途径延伸了前期乡下人的生命表现形式，且上述神性之体验与湘西巫楚文化中的“神”也有着相通之处。早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是一“神之尚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保留有原始神话的特征，“神”是原始边民的素朴信仰，他们敬神也娱神，在《凤子》《神巫之爱》等作品中，沈从文多次描绘了一幅幅人神相悦的狂欢场面。卡西尔在《人论》中曾说，神话和原始宗教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这种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的推动力之一”。[130]这与科学思维使用分类和系统化的方法有明显区别。40年代沈从文重造神性的最重要手段都不是通过科学的逻辑方式获得，不管是自然还是身体一途，都是出自一种对“美”与“爱”的情感，而只有这一情感达至疯狂极致状态时，生命神性才凸显出来，这显然暗中承接了湘西巫文化中人神沟通时的情感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神巫之爱》《凤子》中“悦神”的狂欢与《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中因爱欲而来的疯狂的神性体验就有一种奇特的联系，人神沟通时情感的“悦乐疯狂”、忘乎所以乃至模糊现实与梦（神话）的距离，都是两者所共通的。此外，卡西尔还由此认为：“他们的自然观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sympathetic）。……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对神话和宗教的感情来说，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被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比其他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131]这一点与沈从文此期由对自然的凝视进入抽象世界，进而体验到“神”的状态也极为相似。他在一切“有生”如仙人掌这类普通植物中发现生命、皈依“美”、进而体验到神性，与神话宗教情感中的自然成了“生命的社会”不谋而合，两者不管是在思维方式还是在内涵上都有着极大的一致。(www.guayunfan.com)

将早期神性与40年代的重造之“神”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后者延续了早期神性中的两个重要内核，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又有着重要且是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当然与沈从文进入现代语境后接受各种外来思想因子有密切关系，像基督教文化、尼采思想、蔼理斯性学乃至周作人的思想等都对沈从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40年代沈从文正处在现代氛围浓厚的西南联大。联大是当时各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汇聚地，艾略特、叶芝、里尔克，以及在联大讲学的燕卜荪，访华的奥登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外，当时在联大的一批年轻学者、作家对西方文化也极为熟悉，并做了大量译介，比如冯至非常熟悉西方存在主义，据说卞之琳当时在翻译乔伊斯，年轻的穆旦、袁可嘉、杜运燮、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也都极具现代主义色彩。从目前留下的资料看，沈从文对这些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应是极感兴趣的。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曾提到，沈从文对哲学家伯格森的生命论“创造性的演化”非常熟悉，40年代“卞之琳等人翻译过乔伊斯的部分作品，但沈在听到这种新思路后，就在讲课教材中作了介绍”，甚至“当时他写过一本讲逻辑的书”，沈从文在40年代还重新探索了“达尔文的生机论，地方自治、宇宙论和佛学”。[132]对此，沈从文曾在后来的检讨中也这样说，他“照当时教英文的同事中欢喜谈到的乔依思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写恋爱”，这里所说的“写恋爱”小说显然是指《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这类作品，但结果是他“又成了‘黄色小说家’”。[133]他还称，当时更容易与他个人情感结合的，“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一流一些断片印象感想”。[134]不过，40年代沈从文创作的这类抽象作品，特别以爱欲为题材的《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很不受当时文坛欢迎，不仅是作品“抽象的抒情”容易让人不知所云，且与当时战时文化氛围也极不协调，以至于沈从文后来停止了这类写作，转而继续他的湘西故事（即之后创作的《雪晴》集）。日后他还多次为这部分作品的晦涩文风进行辩解[135]。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40年代的西南联大，晦涩并不是沈从文的专利，当时由于穆旦、卞之琳等年轻诗人的诗歌实践呈现出“难懂”的一面，关于晦涩的理论探讨也极为多见，像施蛰存、孙作云、金克木、王佐良、陈敬容、吴兴华、行郎、沈宝基都参与过对晦涩的讨论，据说穆旦曾煞费周章地译出麦克尼斯的长文《诗的晦涩》，连载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136]袁可嘉也特别撰文讨论“晦涩”的问题[137]，这些探讨本身都深受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沈从文也亲自为“看不懂”的诗歌辩护，他认为诗歌之所以难懂是因为有自己的风格：“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138]他还说：“诗从政治效果要求，以为‘浅’有效果，就唯恐不浅。另一面从抒情观点出发，以为需见出个人性情和风格，即不知不觉成为晦。”[139]在自己的小说《看虹录》中，他则借男主人公之口说：“这是一个故事，要慢慢的看，才看得懂……我意思是文字写得太晦，和一般习惯不大相合。”[140]沈从文此时创作和思想的抽象化，不能不说与这些风靡联大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有一定关系。金介甫也说40年代沈从文创作的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他由此将沈从文称作“是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141]。

不管怎样，各种来源驳杂的思想因子进入沈从文的视野时，既受制于他固有的文化思维，同时又会参与到他思想的建构过程中。这一时期沈从文曾提出“新的道家思想”[142]这一概念，虽然他未对此作具体阐述，但从他上述他对理想生命的重建中，也可看到他是力图将湘西巫楚文化思想与众多外来异质思想融合升华。而纵观沈从文神性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沈从文思想的建构是以“回心”而非“转向”的方式进行的。“回心”是借用竹内好论鲁迅时提出的说法，它指在历史主体参与下，各种不同语境下的观念与文化相互沟通对话、互证互释；在“本我”敞开时，使双方同时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竹内好的说法很有意思：“执着于自我者很难改变方向。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不过，走路本身也即是自我改变，是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变。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我，那么，我是我这件事亦不能成立，为了我之为我，我必须成为我之外者。”[143]沈从文的生命思想根植于他早期所构筑的湘西世界，但同时也融合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异质思想因子，这导致他思想的不断改变和深化。他对神性的重构是以“原我”独有的体验方式为基础，并将其他各种不同质的文化思想作为有效资源纳入总体空间：一方面，在“原我”参与下进入空间的外来资源必须是经过一番选择和过滤的；另一方面，外来资源进入个体空间，也必须在对“原我”认同的基础上又对“原我”进行辨异、深化、重构以至消解。可以说，早期文学中对乡下人的书写以及由此而来对生命的思考，奠定了沈从文思想的基础。“神”成了贯穿沈从文一生最核心的思想概念，也支撑着沈从文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同时，其思想又在中国现代思想、思潮乃至20世纪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思潮互相激荡、碰撞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和变化。40年代沈从文思想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在现代语境中用现代话语重新构建和诠释了原始神性，使这一素朴的神性得以走向现代并焕发出新的魅力，这也应验了沈从文早期在《凤子》中的预想：“从这口古井里，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重造之“神”根植于但又超越了他早期所建构的湘西世界，是早期神性观念更高层面的回复，而以“神之尚存”的湘西世界为理想生命的最初源泉，既导致了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他得以超越古老的湘西世界和现代中国的具体境遇，而指向了普泛意义上的人类终极生存。

[1]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32页。

[2]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3]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5]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7]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43页。

[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9] 这里所说的“战国策”派，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流派，而是指《战国策》这一杂志，包括后来在《大公报》上开辟的副刊《战国》。相应的是，这里所关注的也就不主要是《战国策》的政治观念，而是他们在民族文化上及民族人格方面的思考。其二，之所以重点选择《战国策》这一杂志进行考察，也是出于沈从文与这一杂志的历史关系。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沈从文后期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战国策》上。据《沈从文全集》，另参考《沈从文年谱》，沈从文在《战国策》上发表的文章有：《烛虚》一、二，载《战国策》1940年4月1日，第1期；《白话文问题》，1940年4月，第2期，《续废邮存底》，1940年5月1日，第3期；《论英雄崇拜》第5期；《烛虚》四，1940年7月15日，第8期；《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0年8月，第9期；《小说作者和读者》，1940年8月15日，第10期；《谈家庭》，第13期；《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1942年2月11日《大公报?战国》。

[10] 1940年2月27日，吴宓日记中记“访林同济，谈《战国策》”。1940年4月24日，又记“夕5-6林同济来。原允为《战国策》撰稿，顷见其中沈从文诋毁文言及浙大之文，而恶之。遂止。”参见吴宓《吴宓日记》（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4，159页。此文刊于《大公报?战国》第2期，1941年12月10日，另可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11] 参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12] 沈从文：《复施蛰存》，《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13] 沈从文：《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8页。

[14] 沈从文：《十五 论投资》，《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15] 沈从文：《七 给一个军人》，《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7页。

[16] 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7]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18]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19]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155页。

[20] 如施蛰存就认为此事损害了沈从文的名誉。参见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21] 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22] 沈从文：《白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23]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0、171页。

[24]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25]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26]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7]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8]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5、76页。

[29]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30]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31]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32] 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33] 参见〔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34]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35] 沈从文著，裴春芳辑校：《梦与现实》，《十月》2009年2期。

[36] 参见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十月》2009年2期；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2期；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12期。

[37] 沈从文：《复许杰》，《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

[38] 解志熙、裴春芳、陈越：《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3期。此文后来在《生命》中再次出现。

[39]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10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40] 本文并不试图考证小说背后的具体人事，但还想提及的是，沈从文这几篇小说的女主角到底有没有张充和女士的影子？从目前一些研究者的考证看，其中大部分是将小说引申到现实，虽然可以肯定沈从文这组爱欲小说与他个人情感经历联系紧密，但在具体人事问题上如人物称呼、时间等与现实一一对应，却显得有些生硬，沈从文写的毕竟是小说，小说是虚构而非实录。二是从沈从文的其他文章、书信中搜寻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更多流于猜疑有时甚至是强解，而无实据。另一则材料，沈从文在1976年复许杰的信中，谈到了《看虹录》和《摘星录》中的人物原型，两者并非同一人，“另一则此人或许成为我后来所作《看虹录》中之‘鹿’！至于《摘星录》中之人，则在最近为一友人题一白玉兰花图卷中还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白玉兰花引》中的言语是掩饰的，这里看来未必如此。

[41] 参见第一章：乡下人的生命中的“神性”。

[42]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43] 郜元宝：《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中的身体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4期。

[44] 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文中引《摘星录》的文字均出于此。

[45] 之后信中还有“我问你，一个人能不能用这种梦活下去，却让另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同你去证实那种梦境？忘掉我这个人，也忘掉我这最后一个荒唐梦”。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3页。

[46] 沈从文著，裴春芳辑校：《梦与现实》，《十月》2009年2期。

[47]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48]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49] 关于《看虹录》的第二节，金介甫也认为“看不出来他们的相遇是回忆还是幻觉”。金介甫：《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4期。

[50] 解志熙、裴春芳、陈越：《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3期。

[51]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2-347页。

[52]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2-345页。

[53]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54]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55]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56] 关于“美”与“爱”这两个概念，下节再具体论述。

[57]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5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59]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60]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6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62] 关于沈从文思想中的“泛神情感”，在本章第四节《“美”与“爱”》中详述。

[63] 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64]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65]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66]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67]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68]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2、123页。

[69]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70]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7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72]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1页。

[73]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74]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75]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76]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8-310页。

[77]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78]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79]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7、138页。

[80]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81] 沈从文：《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82]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83] 沈从文：《黑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84]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85] 沈从文：《〈断虹〉引言》，《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86]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87] 沈从文：《〈断虹〉引言》，《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页。

[88] 沈从文：《〈断虹〉引言》，《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0、341页。

[89]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90]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

[9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8、109页。

[92] 沈从文：《八月八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93]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94] 刘一友在《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中指出：“在凤凰，经过‘整合’了的楚巫文化基本特征在于：在鲜活的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激发下，拜物教现象突出，人们的生命意识格外强旺；巫风高扬，人鬼之间，人神之间交际途径多样，嬉笑怒骂，关系亲密；在宗教独特性和地域独特性的影响下，其艺术风格，无不显露出一种神秘的色彩和雄强的精神；此外人们对流动不居的人生和自然现象的倾心凝眸，对瑰丽色彩和灵动线条的天赋敏感，对个性张扬和形式独创的执着追求，这一切都是楚风楚式的。”“四十年代凤凰城区文化的楚巫特征示例之一：崇拜‘天王菩萨’；魔心山精树怪；娱鬼嘻神；巫风炽烈。”参见刘一友《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凤凰县人民政府，吉首大学文学院，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编，2002年。

[95]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96]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97]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

[98] 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9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34页。

[100] 沈从文：《北平通信》，《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101]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102] 沈从文：《十四美与爱》，《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9页。

[103]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10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105]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106]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107] 〔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92页。

[108] 沈从文：《致布德》，《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109] 〔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415页。

[110]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111]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112]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113]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114]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115] 沈从文：《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116]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117]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118] 沈从文：《致徐盈、彭子冈》，《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119]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120]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

[121]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122] 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神”与科学之辩》。

[123] 参见〔美〕弗洛姆《为自我的人》，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24]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125]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126]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127]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12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129] 引自《每日研经丛书》，http：//bible.kuanye.net/chajing/。

[130]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131] 〔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第135、136、137页。

[132] 参见〔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222、270、287、288页。

[133]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134] 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135] 参见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9、108页。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特殊境遇，他在这里对作品晦涩的解释并不完全客观，与他在40年代对诗歌“晦涩”的理解有差异。

[136] 张松建：《文下之文，书中之书：重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述》，《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10月，北京。

[137] 参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38] 沈从文：《关于看不懂》，《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139] 沈从文：《论现代诗》，《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

[140] 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2、333页。以下所引《看虹录》中的文字均出于此版本。

[141] 金介甫：《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4期。

[142]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7、98页。

[143] 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