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思路与方法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研究思路与方法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基于沈从文思想研究的现状及意义，论著将以沈从文全部文本及相关资料为基础，将其思想放回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以重建沈从文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背景中的真实图景。这里说的思想涵盖沈从文思想涉及的各个方面，包括沈从文的生命观念、政治观念、文学观念、历史观念，同时，也包括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对自身的理解。需要解释的是，这里为何要涉及沈从文思想中有关政治、社会、历史等其他方面的思考。众所周知，沈从文思想的核心为“生命”（“神”），但是，旁涉到其思想中的其他方面，并不是单独分开进行处理，也非仅仅着眼于其内涵，更在于这些方面与其核心观念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是从一个侧面考察思想的核心、本原是如何影响到沈从文对其他问题的思考，而只有将各个方面进行全部考察，才可能更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沈从文思想的整体面貌。

具体而言，论著的研究重心是沈从文思想在20世纪现代中国这一具体历史语境中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力图将观念的辨析与历史的追溯交互运用，将思想的内涵与思想发生的各种历史情境联系起来考察。重点关注沈从文是如何在20世纪现代中国思想空间中，在个体所承传的湘西巫楚思想文化传统与“五四”以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建构形成其独特的思想。前者是思想主体先天的历史承传，后者则是思想主体后来的主动选择。正是存在这两个完全异质的思想资源，沈从文思想才呈现出众多悖论和复杂的局面。这也使沈从文既不是狭隘地认同湘楚边缘文化，仅仅从边缘一隅吸取思想创造的资源，也不能将其思想中众多现象简单地归属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意义范畴内。借助两种思想渊源各为对方的参照，其思想最终才不再囿于这两个体系，而开始指向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其思想既显现出属于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复杂性，也有属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民族命运的共同性、普遍性。如果说鲁迅是“历史的中间物”，那么，沈从文则是空间意义上的“中间物”，——他始终背负一个边缘民族的历史命运，又始终力图与大历史一同前进；既承受着由个人独特的文化承传及生命体验而来的对人类生存的敏锐思考，同时又承受着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20世纪中国具体历史问题时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在沈从文思想形成过程中，这两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可以清楚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二者共同统摄于思想主体的整体思想活动中。因此，如何看待这两种来自不同意义系统的思想因子共同存在于沈从文的整体思想中，而不是仅仅强调其中某一面或将一面简单归属于另一面；同时，源自不同渊源的思想因子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和思想间隙，又是如何在动态的过程中共同形成沈从文的思想，将是本文力图解决的任务。简言之，鉴于对沈从文思想本身的内涵及其发生语境的共同关注，也鉴于沈从文思想的实际情况，——即其思想始终贯穿一个根本的内核，尽管其间发生各种变动，但基本没有逸出这一内核辐射的范围，本文将以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为经，以思想发展的各种外在因素为纬，力图勾勒出沈从文思想的整体面貌；既把握其思想的“宗旨”所在，又理清其思想建构形成过程的基本逻辑思路、思维方式，即其思想的“结构”。对其思想的“宗旨”和“结构”的双重把握，也是确认沈从文“思想者”身份的关键所在。

循此思路，本文具体论证过程如下：

第一章主要论述沈从文对自身思想的定位，这牵涉到沈从文思想中的双重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具体从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一是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二是沈从文的“五四”观。

第二章至第五章是对沈从文思想的核心，即“神性”思想的具体分析。据其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四部分进行讨论。即“神”之形成，“神”之嬗变，“神”之重造（一）和“神”之重造（二）。第二章主要论述30年代中期前沈从文思想中最初“神性”的形成，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基本完成了其湘西世界的构筑，并凸显了湘西世界中的原始“神性”，此点是从其中“乡下人”的生命存在以及自然的存在形态中显现的。第三章主要以沈从文的两部重要作品，即《湘行散记》和《边城》为考察对象，论述沈从文思想在30年代中期的转折和嬗变。这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复调性因素，昭示出沈从文思想中多重异质思想因子并存的复杂局面，指向了沈从文思想建构中的两条基本思路。第四章“‘神’之重造”（一），着重讨论的是1938-1949年沈从文在“抽象”层面重建神性。“神”是在“生活——生命”构图中呈现的。《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中的“我”由对身体的绝对皈依中见到“神”，以及“我”在与自然的相对时进入抽象冥思境界、皈依于自然、体悟到神性，两者尽管进入神性体验的途径不一，却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生命的极致体验都是出于主体对对象的彻底皈依，由此进入到一种极度悦乐疯狂又或是虚空明寂的神性状态。上述两种途径共同指向了沈从文此期“神性”重构的两个核心要素：“美”与“爱”。第五章“‘神’之重造”（二），则主要探讨了沈从文在“具象”层面的重造思考，分别从现实中的湘西命运、文学、政治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特别探讨了沈从文自我生命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的存在困境。(www.guayunfan.com)

最后一章“文学的终结与后续”，则从思想角度探讨了沈从文在解放后遭遇的精神危机，以及他在“十七年”中“跛者不忘履”的文学情结、从文学走向文物的道路，同时也是从另一角度窥视沈从文思想的终结和后续。

基于以上的研究设想和研究思路，本文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法：沈从文的创作及思想与其特殊的区域文化及其民族生存背景有密切关系，因此，深入实地考察、体验很有必要，对准确和深入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2）比较研究法：将沈从文思想与同时期作家如鲁迅、胡适等乃至某些西方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作平行比较，在广阔的文学史、思想史背景中探讨沈从文思想的得与失。

（3）文献阅读法：本文最根本的方法则是从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出发，以沈从文的全部文本为研究基础，弃绝将其思想纳入某一理论框架中的思维模式。做出这种选择当然在于对象本身永远具有理论所无法概括的丰富，也在于对象本身的特殊性。沈从文曾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36]因此，最大程度接近那个“我”，并从这一“我”出发，去理解沈从文世界中的“我”与“人”，将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本文试图努力达到的研究目的。

[1] 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第3卷3期，1934年9月。

[2] 参见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5页。在他解放后的信件中他也多次提到他对苏的评价“不以为意”。

[3] 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原载《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1日，转引自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4] 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的斗争》，《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1939年4月16日。

[5] 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转引自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6] 沈从文：《复杨琪》，《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7] 沈从文：《复周健强》，《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8] 凌宇：《从苗汉冲突与中西冲突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9]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10] 参见刘一友《沈从文与楚文化》，《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凤凰县人民政府，吉首大学文学院，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编，2002年。

[11] 凌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2] 王继志：《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3] 吴正锋：《论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4]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5]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6] 贺桂梅、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2期。

[17] 吴秀明：《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18] 参见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十月》2009年第2期；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2期；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11、12期。

[19]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20] 参见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21] 李遇春：《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22] 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3] 如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李永东：《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姜峰：《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学术探索》2004年第6期等。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主题为“沈从文”、“现代性”，时间范围：1980-2009年，篇数为531篇，后缩小时间范围：1990-2009年，篇数高达517篇。之后，笔者将“篇名”定位“沈从文的现代性”，时间范围：1990-2009年，相关论文篇数达39篇之多。

[24]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58页。

[25] 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沈从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26]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7]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8]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29] 沈从文曾用“常”与“变”解释湘西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中的特殊情况。在这里，本文借用他的这一概念，意指其思想内在的一以贯之的内核与这种内核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各种变化。

[30] 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0页。

[31] 参见钱理群：《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中，周作人被列入其中。有关周作人的思想家身份，还可参见哈迎飞的《半是儒家半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32]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3]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2页。

[34] 夏义生、张森：《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访谈录》，《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1期。

[35] 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36]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