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_生命”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生活_生命”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沈从文在40年代关于“神”之重造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他对理想生命的探寻上。与早期“乡下人——城里人”模式相异，这一思考主要是在“生活——生命”这一抽象构图中进行的。沈从文此期多次说：“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思。”[1]“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需要。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2]“生命”是相对“生活”而言的一种存在状态。在沈从文眼里，多数人只具“生活”而乏“生命”，他将这些仅有“生活”的人比作“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时如此，即在战时，自然还是如此。生活下来俨然随时随处都可望安全而自足，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而自足。”[3]他们“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4]他们“只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虱，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即可度过一生。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5]这种专注于“生活”的大多数人，看似一切为己存在，实际上却丧失了最本己的自身，他们的生活为各种外物所蔽，而缺乏对最本已生存的领受，非本真地沉沦在世。那么，与之相对且为多数人忽视的“生命”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呢？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从人作为一个生物角度言，生命超越生活，在人的生物性外还要具有精神层面的能力，即一种超越性需求，能“违反生物原则”，“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6]由于大多数人缺乏这一超越性精神需求，沈从文将能“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的人视作“哲人或疯子”，“‘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7]其次，从人的存在状态言，“生命”是不同于“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是“为己”存在还是“为物”存在的区别。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8]

与此相反，“生命”是一种不被任何“名分”、“禁律”所蔽，是摆脱社会一切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的束缚，重新回归本已的存在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这里说的“自然”与之前“神即自然”中的“自然”是不同的，这里的“自然”指的是人的生物属性，如吃、喝、生育等，而“生命”则出于“对‘自然’之违反”乃至“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可以说，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是指人超越基本生物原则且不为外物所蔽以本然方式呈示的存在状态。

从沈从文思想的内在理路看，此期生命的内涵承接了他前期对人性的思考，是在对乡下人和现代人生命缺陷超越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述对生命内涵的规定就分别指向了这两点：违反生物原则，对理想有所倾心是针对乡下人生命缺乏主体意志而言的；生命恢复自然的存在则对应着现代人被各种名分、禁律所禁锢的非本真沉沦状态。换句话说，此期生命的内涵延续了乡下人生命的本真状态，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又不表现为具体的乡下人，毋宁说它是在对乡下人生命反思基础上的承续。因为乡下人人性本真状态是在理性蒙昧、缺乏主体意志的状态下获取的，这显然不是沈从文此时认为的理想生命形态。历经30年代对湘西文化存在的反思，沈从文已对都市文明和湘西文化感到双重失望，现实中牧歌式湘西的失落，生命在具象现实中的无所依托，则促使他往“抽象”里寻求理想生命的依归。而如何使人性既以“自然”方式存在，又不丧失其主体意志，正是他关于理想生命重建的基本设想。

从思想的外缘看，沈从文此期的生命思考又与当时的历史境遇有着密切关系，并影响到他对“神”之重造的具体思考路径，其思考也由此呈现出新的趋向。4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沈从文所处的西南联大聚集了众多国内精英知识分子，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而如何在战时重建新的民族文化及新型民族人格，也是当时大多数联大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沈从文身在其间显然也深受浸润。与30年代主要以文学形式参与现实不同，这一时期他开始直接介入现实，对现实频频发言。比如40年代初期沈从文曾与“战国策”派[9]较为密切，其主要刊物《战国策》是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所办，但当时为这个刊物撰稿的还有联大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永佶、郭岱西、沈从文、贺麟、吴宓、陶云逵、梁宗岱、冯至、朱光潜、费孝通等。林同济在筹办《战国策》当初，也与众多教授谈及刊物计划并约稿。[10]沈从文主要负责编辑文艺稿件，编委还有冯至、贺麟等。[11]“战时重建”是刊物的基本宗旨。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即谈到“希望重建一观念”。[12]沈从文更为详细谈到《战国策》是在《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13]中，后收入《云南看云集》中的《论投资》也涉及到有关《战国策》的筹办与退出：(www.guayunfan.com)

这些有雄心和远志的朋友，都深刻感到社会的沉闷，和个人对于社会关系的密切，以及重造这个关系的信心，恰好得一个善于投资的银行家合作。这合作方式，是朋友把生命投资到年青人方面，写写文章，为“多数”读者打打气，并给读者创造个新的健康活泼人生态度，好应付将来。……朋友中有几个懂“政术”的，知道机会已临头上，得失出路全看自己表示。……用生命投资到年青朋友“人生观重造”上的，都俨若在识天命畏天命的从权方式中，皈依受戒，有了个安身之处。至于我呢，……民族品德的重铸，若不是“法币”办得好的工作，说不定就还得要“热诚”来完成！然而想到一个“思想家”在用一种阿谀神气解释“英雄崇拜”后，一点钟的谈话，即领取二十万元法币，供其余“思想家”随意花用。[14]

在这几段话中沈从文一再指出，《战国策》筹办当初的理想是面对当前现实希望重造新的人生观、重铸民族品德，使民族免于灭亡、国家有所转机，这与《战国策》办刊宗旨是一致的。但同时，沈从文也承认与“战国策”派在政治上有隔阂——“理想与事实对面，失败了”。当时《战国策》上宣扬的“战国时代”等观点已遭到左翼等其他知识分子的注意和批评。沈从文因经常为《战国策》撰稿的原故，不少人认为他持同样观点，由此他特别发表声明：“把我和他（指陈铨——论者注）并提，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若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感家胡扯了。”[15]解放后，在《总结?传记部分》中[16]以及1956年的《沈从文自传》中[17]、与金介甫的谈话中[18]，他都否定了“战国策”派这一说法。在沈从文看来，《战国策》是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发表各自看法的一个杂志，其总的旨归是“战时重建”，但在具体观念上又各不相同，并不统一，即他说的“个人说自己的话，不负团体责任”。[19]不过，从沈从文参办《战国策》杂志看，他最初是抱有一种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致的战时重建意识，而现实结果却是他始料未及的。[20]

《战国策》与30年代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不同。副刊主要是文学性质，其目的也在“影响北方文学风气”，而《战国策》更侧重文化、政治思想方面。沈从文在《战国策》发表的文章以散文和杂文创作为主，显然与杂志定位有关，而他在这段时期出现的大量抽象类思辨作品，以及这段时间对尼采的兴趣，乃至类似尼采风格的作品，应与《战国策》对尼采的大力推介有关；此外，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五四”思想界的反思（如“五四”重在“否定”，而未重视“重造”）也与“战国策”派具有一致性。显然，沈从文与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共同的历史情境，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正是如此，沈从文、吴宓等其他知识分子才参与《战国策》的编辑、撰稿工作，尽管各自设想的重造方案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下，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考明显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征，一是对民族人格的批判性审视，其批判的深度与力度较前期对城里人的反思都更为强烈。如果说对城里人的批判主要是从“乡下人——城里人”两种不同生存形态的对照中显现的，那么，此期沈从文对“生活”的批判则与大后方人性沉沦现状紧密联系，是民族危机下的直接产物。在《七色魇》《烛虚》中，随处可以看到沈从文对民族人格中的懦弱、虚伪、势利、堕落的揭露，他称“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21]。与之前主要从“身体”角度审视城里人不同，沈从文此时更关注现实具体问题，如他多次提到的打牌、跑银行、“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22]等社会现象。沈从文对此类行为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将此与民族的现状与前途联系起来，在这其中他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堕落，以及这些堕落因子对理想的摧残。在严峻的民族危机下，这一沉沦“生活”不仅表现为生命为外物所遮蔽的非本真状态，更是不能担负民族的未来、不能对理想有所倾心。《绿魇》中沈从文不无痛苦地说道：

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了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惓于思索，怯于惑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

“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如果当前少数人的幸福，原来完全奠基于一种不义的习惯，这个习惯的继续，不仅使多数人活得卑屈而痛苦，死得胡涂而悲惨，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我们怎么办？如果真正的多数幸福，实决定于一个民族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从极合理方式中将它的成果重作分配，在这个情形下，民族中一切优秀分子，方可得到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在争取这种幸福过程时，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23]

其二，基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沈从文的重造意识异常强烈，他大声疾呼：“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24]由此，他提出开展一场“清洁运动”，反对当前一切“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25]沈从文所言的“清洁运动”即全面重造，而其核心正是民族人格品德的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此期对“生活”存在状态的批判，虽然是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产物，与他的民族危机焦虑感有直接关联，但他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现实，从人性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抽象层面的探讨。以“生活——生命”为核心，人的生物性与超生物性，工具与观念，精神与物质都是他这一时期思考的范畴。如在《烛虚》中，他就从生物的角度思考人的存在，认为“所谓知人，并非认识其复杂，只是归纳万汇，把人认为一单纯不过之‘生物’而已”。[26]又如他对“懒惰”的分析，人“基本的愿望，多数还是与低级生物相去不多远，要生存，要发展。易言之，即是要满足食与性。所愿不深，容易达到，故易满足，自趋懒惰。一个民族中懒惰分子日多，从生物观点上说，不算是件坏事，从社会进步上说，也就相当可怕”。[27]沈从文还从人性角度解释当下战争，战争的远因实出于“工具进步”与“观念凝固”的不能两相调整，“近百年来这种观念和工具发达不能一致，属于物质的工具日有变迁，属于精神的观念容易凝固，因此发生种种的冲突，也就发生各式各样的悲剧。这冲突的悲剧中最大的一种，即每个民族都知道学习理解自然，征服自然，运用自然，即可得到进步，增加幸福。这求进步幸福的工具，虽日益新奇，但涉及人与人的问题时，思想观念就依然不能把战争除外，而且居然还把战争当作竞争生存唯一手段。在共同生活方面，集群的盲目屠杀，因工具便利且越来越猛烈”。[28]《绿魇》中对战争也持同样看法，即战争出于观念与工具，手和脑“两方面失去平衡”的悲剧[29]，人类“能够驾驭物质，征服自然，用来测量在太空中飞转星球的重量，好像都十分有把握，可始终就不大能够处理名为‘情感’这个名词，以及属于这个名词所产生的种种悲剧”。[30]可见，沈从文对现实人性状态的批判和审视，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大后方民族人格乃至战争时代人类精神的堕落，也是对人类普遍人性的批判性思考。

与此一致的是，此期沈从文在生命重造问题上也具有双重指向：一是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致力于民族人格的自审与重构，一是指向人类终极的合理存在，即以生命自身为原则构建理想的生命形式。换言之，具体历史境遇下的民族人格重造与超越具体现实的理想生命构建共同存在于沈从文的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是将两者视作同一问题考虑的。在他的视野中，现代人性的沉沦与国民性的萎靡不振是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人性的沉沦状、生物状既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是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而在人的建构问题上，沈从文则认为，他所致力建构的合理生命形态，既是一理想的人性，又是民族进步的根本，即如他说：“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31]“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情感。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32]如果将这两者与弗洛姆所说的“普遍人性”和“社会人性”联系起来，显然沈从文对两者关系的理解有所不同。弗洛姆提出普遍人性，前提是目前社会的要求与普通人性之间存在冲突。弗洛姆认为，以往的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压抑了真正的人性，以致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从目前来看，“社会始终是与人性相冲突，始终与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普遍伦理规范相冲突的”。而“只有当社会的目的变成与人类的目标相同一时，社会才不再摧残人，不再产生恶”。[33]弗洛姆是在对已有社会的伦理原则的批判基础上提出健全的人性，他认为，健全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社会，也即由具有健全人性的人组成的社会。而沈从文40年代提出理想“生命”时，一方面主要是指普遍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即“共通人性”，但同时他又没有将目前社会对人性的具体要求与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要求区别开来，他将两者的要求同一化。

尽管如此，在沈从文的思想中，这两条思路即重造“普遍人性”与“社会人性”却是源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于不同的思想背景。一方面，民族人格的重造与中国近现代思想语境紧密相关。众所周知，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反思和重构，是由民族的存亡危机派生的。相对于西方，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立人”并非在中国传统思想内部自发产生，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发意识到传统“人”的缺失而重造新型民族人格，而是在民族国家危机的触发下，历经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一系列改革，最终落实到精神层面。在这一特殊思想背景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以民族国家生存为目标批判和重建新型民族人格，立人的目标指向立国。40年代沈从文在重造生命时，其目的显然也在“立国”，但除此外，“立人”也是他致力的重要目标，但后者发生的坐标系显然与前者不同。从早期“乡下人——城里人”的最初对立，到“生活——生命”的比较，生命存在的合理与否始终是沈从文思考的重心。“人”是他思考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他思考的最终归宿。如果说绝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在“人”的问题上是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这一历史框架中生成的，那么沈从文就还有着另一特殊的思想视野，即他一再说的“乡村——都市”以及由这两极人生经验所产生的最初的“乡下人——城里人”思维模式。虽然现代作家大多数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这一人生历变，但对于沈从文言，“乡村——都市”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意义。从文化思想层面看，这是从一个融合南方少数民族、具类原始形态、以巫楚文化为主的湘西世界，它与现代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与现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沈从文思想就还存在着另一与“现代”差异甚大乃至有悖的历史基础，其思想是在特殊的湘西巫楚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空间的碰撞中形成的。

也正是因此，由两种不同问题视野所引发的生命重造内涵有着一定的差异。如上所述，沈从文此期建构的生命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为人的主体意志，具体表现为人的理想性、前瞻性、反思性等，而反对单纯的动物性存在，这是出于对乡下人无主体性存在的反思；二是“为己”而不“为物”的本真存在状态，此点则对应着现代人的沉沦状态。前者需要人具有对自身、对世界的反观意识，能够“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34]，能超越现实具象对人类前途有所思索，而达到这点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人必须具有内在的主体意志，由此才能反观自身存在；后者则要求生命返回自身，获得一种本然存在状态，这同样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不为外物所缚，即不为沈从文说的“名分”、“名词”、“道德”等任何外在的不属于人本己的存在物束缚，由此才能恢复生命的本然性；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人的内在意向性的祛除，类似于道家所言的“丧我”境地。只有在无我状态下，摆脱人内在主体性对自身的拘囿，人才能真正返回本然状态，从根本上做到不为任何外物所蔽。这样，主体性的破除与不为外物束缚就是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两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言，沈从文设想的理想生命就呈现出内在的矛盾，因为具有明确主体意志的生命与以本然方式存在的生命是相抵牾的。从人的存在言，人的主体性导致人与世界、与自然的分离，人从自然抽身而出，为各种存在物所定义，无法以本然形态呈现，人在获取对自然、世界的支配能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对自身的本己领受。道家正是在人与世界分离之初深刻感受到人本然的丧失，倡导“道法自然”，摆脱物役形役，破除自我中心，扬弃我执，重新皈依人物不分的原初状态，达到一种“无我”的自在境地。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本真在世与非本真在世之分，批判形而上哲学，所针对的也是由人的主体位置所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分离以及人的本真存在的丧失。如以此来观照沈从文所说的生命，可以发现，乡下人生命正是处于原初状态下物我相契的本然状态，与此对立的城里人则表现出为“名目”、“道德”束缚的非人性的一面。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的对立，实为两种不同存在方式的对立。在这点上，沈从文与道家、海德格尔对生命的理解有着相通之处。然而至40年代，当沈从文试图重建神性，他在思维如何通向这一神性之途上，又显然抛弃了以“主体性缺失”为前提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他对乡下人理性蒙昧的批判就说明了这点，当然他的知识结构也注定他不同于海德格尔将对“此在”的理解建立在对形而上的批判基础上，他试图重造的生命，是在不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依旧能以本然方式呈示的生命，生命在为本然存在同时必须也是具内在意义深度的主体。虽然从上述逻辑看，这一生命的内涵似乎具有内在的悖论，但如果换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认为沈从文是在寻求以另一种方式通达本然的生命状态。从现实层面言，则是如何同时解决前期在不同价值标准下“人”所表现的双重不完美状态，将具体社会对人性的要求（即适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普泛意义上的人性要求统一。这一思考在沈从文此期的“抽象的抒情”类作品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并与他早期对神性的思考有着内在的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