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乡下人”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乡下人”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沈从文“乡下人”定位形成的外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处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中人”。[15]然而，作为“乡下人”对立面的“城里人”，在沈从文笔下并没有明确内涵。与其说他是在对“城里人”的内涵进行解释，不如说他是在对照中凸显“乡下人”的特征。那么，“乡下人”定位是在怎样的空间中形成的呢？解放后，在谈及自我作为一“乡下人”时，沈从文多次说道：

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16]

我是个“乡下人”，一切打算、思想、行为，全如乡下人，不容易理解。虽到大都市上层文化系统中鬼混了半世纪，本质上还是个乡下人。大家都笑，无一个人相信。可见在说话中，已少共同理解。他们那知道一个乡下人的悲剧性格和性格中的悲剧性，如何不同于一般作家或教授！如何不同于一个城市的高知！[17]

表面一切虽像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凡是一个正常受过正规教育的高知好处，长处以及对社会客观的反应，和处理生命主观的设想或行动，所谓“正常”处我似乎始终还缺少。我的思索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像是从另外一种习惯刺激——或者说“不切实际”的空想为依据，或者说有意相反的一种“逆”的动力得来的。[18]

我这个在大城市混了近六十年的乡下人，学习任何困难的问题，似乎都还能克服困难，到一定时候，即可取得一定进展，只是学做一个“知识分子”，总永远学不到家。[19](www.guayunfan.com)

在大都市，我始终不像个知识分子，到乡下，也不像个乡下人。[20]

沈从文并非随意谈及他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他的“乡下人”身份，尽管多次标举与“城市”空间对立，但在剥离地域、民族，以及普泛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后，从沈从文具体的生存境遇着眼，“乡下人”这一自称，确是他明确意识到自我作为一个具“乡下人”特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同于一般作家或教授！如何不同于一个城市的高知！”他之所以为“乡下人”，正是由他始终身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又始终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特殊存在决定的。这里触及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沈从文将自我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乡下人”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根本差异究竟在哪里？以往在对“乡下人”的外部考察时，主要是从沈从文城乡二元对立的表述中做文化学或哲学意义上的延伸，近年来尤其凸显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态度。这种延伸深化了对“乡下人”内涵的理解，但也遮蔽了这一概念生成的个人化具体语境，从而也使得在理解沈从文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时，忽视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根源。因此，选择与“乡下人”定位形成密切相关的现代知识分子进行考察，更深层的目的则是试图从沈从文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间隙中，进而体察沈从文在思维方式上与现代知识分子乃至现代思想的根本差异。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社会空间，是“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21]两种不同的生存空间也汇聚了两大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一是以媒体为活动背景、与公共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是以学院为生存空间的专业知识分子。自沈从文进入都市后，他就基本处于这两大文化空间中，即作为一个作家、编辑、学者存在于公共文化空间和学院空间。但是，为什么沈从文自始至终都不将自我等同为一般知识分子呢？作为一个有着作家、学者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为何要自觉地处于这个阵营的边缘？甚至将自己排除在这个阵营外？这里选取1928-1931年的上海[22]与1937-1946年的西南联大两个文化空间对这一关系进行考察。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就研究对象言，1928-1931年是沈从文创作上逐渐成熟的时期，文学上的“乡下人”身份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初步确立。而西南联大时期无疑是沈从文思想最为活跃的一段，他的思想和创作较上期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沈从文以思想者身份自称“乡下人”的重要阶段。二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空间考虑，这两个空间都极具代表性。一是现代中国最为成熟的媒介空间，其间聚集了最为成熟的报业、出版业等。尤在1928-1931年这一时期，上海知识分子文化空间也出现了空前热闹的情形：大量知识分子南下，各种新书业的崛起，众多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以及相互之间轰轰烈烈的论争。较前期北京的“冷清”和“沉寂”，此间沈从文更能感受到都市文化空间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力。二是抗战期间的昆明联大，这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值得称道的学院空间，是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精英的聚集地，从联大建立到结束沈从文一直身处其中。因此，以这两个具有特别涵盖力的空间为背景，考察沈从文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也可说成是对沈从文与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考察。

开始以“乡下人”自称，始于沈从文1928年转入上海后。身处十里洋场，“乡下人”定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城乡生存经验的对立中得以确立的。但仔细考察沈从文这一时期（1928-1930年）与上海文化空间的关系，却发现他关注的重心其实并不在此。尽管沈从文对上海新兴的都市文化很少流露好感，但这更多出自感性上的判断。真正对沈从文创作及思想产生影响的，是他对都市文化空间下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思考。这种思考，开启了沈从文从自我经验出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初判断。可以说，沈从文最初确立其“乡下人”身份，是在他对当时上海都市空间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判断中实现的。

1928年初沈从文从北京转到上海，这并非因为他对上海洋场文化有何向往，而是作为新文学“最早的职业作家”不得不为之的结果。1927年的南方基本在北伐军的控制下，而北京依然是北洋军阀统治，《京报副刊》主编邵飘萍被害，《语丝》1927年10月被查禁。政治上的压力促使大多数文化人纷纷南下，而选择相对安全的租界作为藏身之所。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倾向的文艺刊物相继出版，以及各流派之间展开轰轰烈烈的论争。[23]另一方面，新书业在上海也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1927年，北京的北新书局、《现代评论》等相继迁往上海。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一变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曾明确地说：“因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辑部方面负责者换了一人，作品取舍的标准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汉园公寓写成了《柏子》等作，已经给了我一个登载的机会，另一登载我作品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又已迁过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皆为印行了一本新书。”[24]但与20年代新文化发源地北京不同的是，上海逐渐成熟的出版业主要以商业为目的，与之前北京的刊物多为同人性质有别。随之而来的就是，沈从文在上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气息，对此沈从文在1931年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说道：“从十三年后，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影响创作方向与创作态度非常之大。从这混淆的结果上看来，创作的精神，是完全堕落了的。”[25]

对沈从文言，除了一个职业作家所感受到的强烈商业气息外，还有新文学逐渐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者与他息息相关；后者则是他以旁观者的身份，在目睹上海1928-1930年间无休止的文坛论争中所感受到的。1928年，转向后的创造社、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并由此展开频繁的文学论争。首先是创造社与太阳社争夺“革命文学”发明权，继而是“革命文学”派对“五四”一代著名文学家鲁迅、茅盾等人发起攻击。1930年，国民党针对左翼文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左翼与民族文学开始论争。之后，又发生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尽管在这些论争中沈从文都置身其外，但这并不意味他是超然面对这些。在《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中，沈从文多次谈到当时上海文坛论争的情形。[26]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将文学政治化也看作是商业化延伸的结果。他说：“一时节的‘普罗文学’的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27]后来，他将这几年的文坛情形总结为：“一种新的腐败已传染到这个部门，一切如戏，点缀政治。”[28]正是出于对当时上海文坛情形的不满，沈从文在1928年10月末的《阿黑小史?序》中说，这本书“不及大家名家善于用美丽漂亮生字长句，也许可以藉此分别出我只是一个乡巴老吧”。并称“如今且有意来作乡巴老了”。他称这本书的读者应是“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的人。[29]可以说，最初的“乡下人”定位是在沈从文与当时上海文坛的商业化和政治化风气的疏离、并坚守其独立的文学态度中得以确认的。上海时期对“海派”知识分子的看法，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批评，几乎延续了沈从文一生。此后，他批评文坛“差不多”现象、批评作家从政等，都是这一立场的延伸。而沈从文所强调的文学不依赖商业、政治的独立存在，其实是对作家能独立思想的强调——“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30]

1939年，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31]正是在这个知识分子精英聚集地，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思考，由前期的文学家扩大到专家学者、思想家等学术思想界人士。与对象的改变一致的是，沈从文主要在思想层面上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思想进行了“乡下人”式的审视，并进而对现代思想的形成机制以及现代文化思想本身产生深刻的怀疑。

这种审视，首先表现在他对“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如“玩牌”、“跑银行”、为“法币”奔忙这类现象的思考。[32]他将“读书人玩牌的嗜好”看作是“一个‘懒惰’现象”。[33]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懒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懒惰，而是逃避“将生命与生活来作为各种抽象思索”，“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的结果。在沈从文看来，“能思想”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玩牌”、“跑银行”意味着的是知识分子“倦于思索，怯于惑疑”，也就丧失了他们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与“生物”无异。《读书人的赌博》进而揭示了知识分子“倦于思索”、“不大愿意为知识所苦”的真正本质：“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竟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这些人的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沈从文敏锐指出：“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专制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这类知识分子看起来“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因此这些计划即使可逐渐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还会用否定加以反对与怀疑”。他们是很可能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阿谀’”，而其本质就在于“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个人主义者’，对国家‘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虽多，人生知识实不多”。[34]

也是从这点出发，沈从文多次对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读书人”在“知识”上的专家化并不意味着“作人”意识的“向上”，相反，他们在“作人”上也许还是与“生物”无异：“知识仅仅变成一种‘求食’的工具，并不能作为‘做人’的张本。”[35]而之所以要将知识分子的“作人”与他们在知识上的专业化联系起来，则是因为“知识”不应是“读书”的唯一目的，知识分子更需在“做人”目的上有较高的理想，“读书若在求知识以外，还有点意义，应当是从书本上接受一个健康坚实的做人原则”。[36]

沈从文将“专家”的专门知识与作人意识联系起来，并非是要扬此抑彼，同样是基于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40年代的沈从文对现实中一切“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极为失望，由此他极力倡导对现实的“全面重造”，而这一重造的主体无疑是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现实下，沈从文将“敢于惑疑”和“思索”视作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他反对专家把知识当“求食”的工具，也是从他们“倦于思考，怯于疑惑”、不能“思想”这点出发的。正是如此，沈从文也极为重视知识分子作为一思想家应具有的不盲从现实的“独立性”，即他所说的“抛开一切，自己来控制自己”。[37]而那些“倦于思索，怯于疑惑”、不能对现实有所思考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则称其为“乡愿学究者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思想家”，恰是这个社会缺少真正思想家的缘故，是这个社会倦于思想、倦于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审视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沈从文上述思考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中关于“专家”与“知识分子”分野的观点极为相似。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知识分子”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两类的划分：有机的和传统的，另一极端则是如班达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L.Coser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显然，沈从文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并非标准学院派知识分子，而是更倾向于葛兰西所讲的“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人类的良心”这一定义。他所看重的是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内思想的“思索”、“惑疑”和“否定”，用他的话说，真正知识分子应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不过尽管如此，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反思，却不太可能是源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很大程度是源自他作为“乡下人”的特殊生活经验，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他与现代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上的极大差别。对于这点，沈从文异常清醒。在对现代知识分子审视的同时，他就一再将上述现象的根源指向“现代教育”。不管是上述对知识分子玩牌、跑银行现象的批评，还是对知识分子在作人意识上“生物”表现的审视，沈从文都特别提到，这些读书人是“近代教育制度或社会组织”培养出来的。因为“近代教育”“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38]，现代知识分子所获得的就只有“知识”，他们也就容易形成以“知识”为唯一凭借的存在方式。沈从文的关注点尤集中在与他密切相关的“文史哲”方面。在《欢迎林语堂先生》一文中，他说：“然就近二十年教育发展说，习哲学偏重于书本诵读，文学更偏重章句知识，人虽若不离‘书本’思索却离了活生生的那个‘人’。”[39]由于文哲教育重在章句知识，不离书本，却不能在作人上有何努力，这种教育对于“经典重造”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沈从文的反思，与他个人特殊的知识背景紧密相连，内含着他与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源头上的根本差别：一是主要接受人事教育，一是主要接受书本教育；一为“实生活”，一为学院。在早年《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沈从文就将“自己如何生活”与“自己如何创作”联系起来进行：“我这个工作的基础，并不建筑在‘一本合用的书’或‘一堆合用的书’上，因为它实在却只是建筑在‘水’上。”虽说“水”的表达很抽象，但它实际指向沈从文早期独特的人生经验以及与生俱来的特殊文化背景。这不仅是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日后思想建构和形成的基础。相比较，他与其他联大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仅以沈从文当时所在的中文系[40]为例，教授中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如陈寅恪、刘文典一代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基而后又留学日欧美，中西学兼而有之。中间一代（四十五岁以上）的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浦江清、王力等，多数也受过传统教育，其后又接受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教育，并多有游学欧美的经历。教授中更为年轻的一代（四十五岁以下）如陈梦家等则是在“五四”的熏陶下成长的，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41]从联大知识分子整体情形看，这种差异也十分明显。[42]在1945年联大学生所编的《联大八年》中有这样的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3位常委，2位留美，1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43]可以说，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学院气息浓厚，并具有西化色彩的现代大学里，沈从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但正是这种边缘人的位置和对此的自觉意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观现代知识分子，使他从知识结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各个方面对现代知识分子进行“乡下人”式的独特审视。

沈从文曾这样谈及受“人事教育”与“书本教育”的不同：

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受学校教育的人，作人观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学，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对。他们爱憎皆太近于一个“人”了。一个像人的人，同社会哀乐爱憎原应当一致的。但一个饱受人事教育的人呢，他热得怕人也冷酷得怕人。对于生活上得失既全不动心；他不要及格，他不需奖励，他有他自己；整个的有他自己。[44]

沈从文在这段话里突出了一个事实：由于教育方式不一样，两者对于“人”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从普泛意义看，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知识生产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病，卡尔?曼海姆在论知识分子时曾敏锐地指出：“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面对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其甘苦的幻觉。”[45]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所接触和创造的书本知识实际是由符号建构而成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源于现实，但前者并不能等同后者，甚至符号世界往往通过它的抽象和仿真抽空了真实的生命所在。作为一个最先受“人事教育”并由此形成基本人生观念的“乡下人”，沈从文强烈意识到“书本”——符号世界与“实生活”——现实世界之间的重要差别，那就是前者抽空了生命存在，“离开了活生生的人”。他曾说：“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他们那点感想，那点观念，也大多数同我一样，皆从实生活取证来的。可是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学来的他那一分感想，对于一个人的成分，总似乎缺少一点什么似的。可说的也就很少很少了。”[46]沈从文一再强调“从实生活取证”，实际上是一种由“物”到“名”的思维方式，与近代教育下知识分子从“知识”到“知识”，从“名”到“名”的思维方式具有根本的差别。40年代身处学院环境显然深化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一信中他更明确地说道，“一个人积累经验多”，“如当成一个思想家而言，很显然会比别的书斋学者对中国有较深刻理解，提出重造意见时，也具体而切实。”[47]

不过，就沈从文个体而言，他所指出的差异却不仅仅是“生活”与“书本”的不对等性，因为尽管现代知识分子更多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但也并不排斥实际生活体验。这里更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言的“实生活”和“人事教育”，是如何不同于其他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他的“乡下人”身份，不仅是个人教育背景的特别，更是一种源自湘西半原始社会、融合着他早年独特的人生经历的生命体验以及与生俱来的地域民族文化意识。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源头，导致了他与普通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审视，其实也是从另一角度对“五四”以降现代思想文化的审视。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说到，“五四”以来“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决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现代知识分子成了现代思想文化的主体。40年代沈从文强调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审视紧密相关，在对两者不同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的审视中，他深刻意识到他的“乡下人”边缘身份与这份“如何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经验”紧密相连，他的思想与以现代教育体制为背景、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所形成的“五四”以降现代主流文化思想的差异，这也导致他反思甚至否定当时一般社会所承认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因此，在对待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如“立人”、民族国家重造等问题，两者观念看似相同，却是出于不同的考虑，而沈从文之所以以“乡下人”为自我定位，所含的也就是他对自己在特殊思想背景下形成的独特思想的自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