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五四”情结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乡下人”的“五四”情结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是沈从文对自身文学以及思想的边缘地位的确认，这一边缘，是相对于“五四”以降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思想文化而言的。但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在沈从文张扬他的“乡下人”身份同时，他也不时强调他与“五四”的关系。沈从文始终认为，接触“五四”余波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机，他开始摆脱简单的乡下人生活，是在“五四”的引导下发生的。40年代，沈从文又屡屡谈及文学革命及“五四”思想革命对他的影响，并将自身定位为“五四”思想的自觉继承者。与此相关的是，沈从文自从边城踏入都市，就开始了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交往，从他初到北京与林宰平、郁达夫、徐志摩、胡也频、丁玲、陈翔鹤、刘梦苇的结交，到上海时期与徐志摩、胡适等新月欧美派诸人的联系，再到重回北京与朱光潜、周作人、林徽因、萧乾等“京派”人士的密切来往，至昆明时期他身处西南联大学院派其间，与金岳霖、卞之琳等大量现代知识分子的往来和共事。在上述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也受到了他们或多或少的影响，比如他的“自由主义”文学理想、“专家治国”观念与新月欧美派就有着直接关系，他对周作人人性观念也有所认同，这些都是沈从文与“五四”现代文化思想联系的客观事实。这样，“乡下人”谈“五四”，就成为沈从文在“乡下人”定位外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一个自觉处于现代知识分子边缘的“乡下人”，是如何谈论现代文化思想的源头“五四”，沈从文的“五四”情结乃至他与众多现代知识分子的交往，意味着他与“五四”以降现代文化思想之间还存在另一层面的关系。他的“乡下人”自我定位，也因此显得矛盾重重。

沈从文明确谈到“五四”，最早应是在1932年所写的《从文自传》中。由于湘西地方实行自治改革，“地方十三县联立中学和师范办起来了，并办了个报馆，从长沙聘请了许多思想前进年轻教员，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和其他书刊，如《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南北大都市几种著名报纸，都一起到了当地中小学教师和印刷工人手中，因此也辗转到了我的手中。”[48]这些新书报对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新鲜的吸引力，他说：“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了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49]这是沈从文所叙述的他最初与“五四”接触的情形。此后，沈从文多次回述了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但其中的意旨却有着细微的差别。下面先借助一些客观历史事实考察沈从文所说的这段经历，也是试图考察沈从文最初与“五四”的关系。

考察沈从文接触“五四”的这段经历，不能不关注与此有直接联系的1921年湘西地方自治改革。这场改革是由当时统领湘西的陈渠珍发起。1922年夏，陈渠珍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和剿匪司令部迁到保靖后，即提出“保境息民”的治理方针，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兴办学校，培育人才”。针对当时湘西严重缺乏师资的状况，陈渠珍专门从长沙聘请了十多位教师，先后建立了“十县联合教育改进会”、“十县联合单级教授研究所”和“十县联合师范讲习所”，并设立了一个报馆。沈从文当时被抽调到报馆作校对。于是他得以从长沙调过来的一个印刷工人那里接触到新的报纸杂志。在沈从文的叙述中，这是他与“五四”接触最为重要也是唯一的联系，也即他所说的“‘五四’余波”。不过，在不同的叙述中，沈从文提及的书报刊并不一致。最早的《从文自传》中，其中提到的有《新潮》《改造》《超人》《创造周报》以及《民国日报?觉悟》。在1947年的《从现实学习》中，他提到他当时所接触到的一些新书报为《新青年》《新潮》《改造》。解放后，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前所写的《总结?传记部分》中列举的新书报又稍有不同，为《新青年》《新潮》《向导》《小说月报》。[50]1956年所写的《沈从文自传》中所提到的则为《新青年》《向导》《创造》《小说月报》《觉悟》《努力》。[51]1959年沈从文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所列举的新书报又有所变化，范围有所扩大，他提到的有“《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南北大都市几种著名报纸”[52]。沈从文这些说法都是后来追述。

略考察沈从文所提到这些新书报在当时的基本状况，或许会更清晰了解沈从文当时所接触到的“‘五四’余波”的具体情形。沈从文接触报刊的时间约在1923年夏之前，当然，沈从文辗转接触到的新书杂志，不一定就是当时出版。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内，这里将他所说的报刊的出版时间延至1923年夏前，以此初步考察沈从文当时有可能接触到哪些新文化信息。现将沈从文所列的几种主要刊物在1923年左右的基本情况简单列出：

1. 《新潮》：1919年1月1日创刊，为北京大学新潮社创办的刊物。主编有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1卷1期的《新潮发刊旨趣书》称：“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1922年3月《新潮》停刊。1923年沈从文在接触到《新潮》时，《新潮》实际上已经停刊。(www.guayunfan.com)

2. 《改造》：1919年9月1日北京新学会创办，其成员有张东荪，张君劢，梁启超，蒋百里等。新学会强调改良，反对革命。该刊撰稿人除了新学会成员外，还有李大钊、胡适、沈雁冰等人。刊物内容复杂，介绍各种西方学说，也包括社会主义学说。在发表大量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有关文学革命的文章。刊物于1922年6月停刊。

3. 《努力周报》：1922年5月创刊于北京，胡适、高一涵等主编，为综合性刊物，主要讨论政治和文学两方面。政治方面，报导北洋军阀的政治动态，宣扬“好政府主义”等政治主张。文艺方面，发表了徐志摩、陈衡哲、叶圣陶、废名等人的作品。1923年10月停刊。

4. 《向导》：1922年在上海创刊，为中共中央最早机关刊物，其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刊物主要谈政治方面问题，基本不涉及文学。

5. 《创造季刊》：1922年在上海创刊，为创造社所办刊物。主要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主要刊登创造社成员的作品、评论，杂录。

6. 《创造周报》：1923年5月创刊于上海，同为创造社所办刊物。1号-8号（1923年5月13日发行-6月30日发行）有同人创作、翻译介绍尼采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士气的提倡》、《力的追求者》等文章。

7. 《新青年》：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1920年春，《新青年》迁回上海，后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刊。之后不定期出版的《新青年》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如果按沈从文所说的接受到“文学革命”的影响，那么就应该是1920年转向之前的《新青年》。但是，这一时间距他接触报刊的1923年夏相差有三年。因此，沈从文提及《新青年》，就让人怀疑他当时是否真正接触过，而有可能是他后来意识到此刊物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提出。

8. 《小说月报》：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12卷第1号的《小说月报》全面革新，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有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刊物以整理旧文学、介绍西洋文学为要务。1921年4月，《小说月报》12卷4号发表冰心《超人》。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提到了这篇当时非常著名的小说。

9. 《东方杂志》：1904年在上海创刊，为大型综合刊物，内容包括时事述评、重要文章、评论之评论、时事日志等。以20卷第9号（民国十二年五月十日发行）为例，所发文章有：政变的教训（坚），“时事述评”栏中有临城车后的官匪交涉，张英华之财政计划及其内幕，英国顽强派内阁成立等，重要文章有：《内外债之类别及其整理计划》（徐广德）、《美国地方自治在法律上的观察》（王宣）、《日本的特殊民族运动》（韦伯）等，以及《相对论的哲学与新理论主义》（张东荪）、《现代基督思想概略》（叶启芳）、《演剧界巨星莎拉般哈德夫人》（愈之），《无线电最近的应用》，文学方面有《井中的青蛙》、翻译作品《生命之河》。评论之评论栏中有《旅大问题之法律的观察》《改造中国的方法》《物理学与各科学之关系》等。时事日志中则有《英国新首相鲍尔特温》等。由此可见，《东方杂志》的内容涵括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

从对以上报刊杂志基本情况的简略考察中可以看到，沈从文当时从书报中所接触的“五四”其实距“五四”原貌已有一定的距离。如《新青年》《新潮》都已经去原来面目很远，且大多已经停刊，另外这些书报的内容也极为驳杂。

与叙述自己与“五四”结缘时的情形不同，沈从文对他初到北京一段生活的记载就显得十分灰暗了。他说：“当时文学运动正是个衰落期”，“所有政府作官的都拼命在卖国，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北京的文化运动是个衰落期。”[53]在《从现实学习》《忆翔鹤》以及《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我是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等文中，沈从文对这段时期北京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身处现实的北京沈从文几乎不能嗅到任何关于“五四”的痕迹，甚至连当时在保靖时期给他无穷希望的新书报也已经失去原来的魅力。他回忆说：“当时五四文学运动已进入低潮期，一群打倒孔家店的学生，多已得到各种公费出国或搞文史研究转入各大学教书。报纸不敢多说话。副刊表面上学术性加强，如谈什么人生观，而战斗性却日低。副刊中文学作品，也失去了对广大读者的鼓舞兴奋作用。并且为少数集团把持着，如《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把持，《晨报副刊》和《觉悟》《学灯》都为少数人所把持。创作方面弄得恹恹无生气，理论方面也缺少新的东西。新书出版也不多。”[54]真正能让沈从文感受到“五四”气息的是他在迁居至沙滩附近的小公寓后。因为沈从文所住的公寓是以北京大学红楼为中心，在这附近聚集了大量来北京求学的年轻人。“就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引起了一点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55]另外，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门户开放”，“对学校大门也全面敞开，学校听课十分自由，影响实格外深刻而广泛。这种学习方面的方便，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希见。……因为当时‘五四’虽成了尾声，几个报纸副刊，几个此兴彼起的文学新社团，和大小文学刊物，都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刊物因之分布面广，也具有全国性。”[56]沈从文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五四”丝缕的气息。晚年在与金介甫的信中他还强调自己“受蔡孑民先生和‘五四’以来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较深”。[57]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五年多生活中，他历经了最初的“乡下人”情结与都市环境的碰撞，无须否认此期他的乡下人身份给他带来的自卑感。但更重要的是，在与郁达夫、丁玲、胡也频、陈翔鹤、刘梦苇、徐志摩等的交往中，沈从文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早年文学创作中，沈从文一面书写着郁达夫式的都市青年的公寓生活，另一面则书写以家乡湘西为背景的乡土文学。这里不得不提到徐志摩对他早期创作的赏识，因《市集》的重复发表，徐写下《志摩的欣赏》对沈从文大加赞叹，这对于早年的他当极为难得。沈从文日后的写作趋“乡土文学”一途发展，不能不说与徐的鼓励有一定关系。[58]

可以说，沈从文最初在保靖所接触到的“五四”余波是驳杂的，他个人当时对此也难以有何深入理解。当他真正置身北京后，他面对的又是“五四”衰落后文化界凋零的情形，但同时也需看到的是，正是在北京与大量“五四”知识分子的交往，沈从文逐渐走上文学道路，并摸索着适合自己风格的创作路子。不过，在沈从文后来的叙述中，“五四余波”对他的影响愈来愈重要。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将接触到“五四”余波作为人生“一个转机”，但他并没有将此作为他出走湘西的唯一因素来叙述。其后他谈到他经历了一场几近死亡的恶病以及好友陆弢的死亡，这些经历最终使他决定寻求新的出路，用他的话说，是“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其实，在接触到“五四”余波之前，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在考虑未来的路。在“学历史的地方”一节中，他谈到他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整日接触到大量旧书及古董文物，性格开始发生变化。不久，姨父聂仁德与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这些也使得他“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些无疑都是沈从文后来决定离开湘西寻求新的生活的催发因素。在《从文自传》中，正是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合力，最终促使沈从文出走湘西来到北京。

然而，在沈从文后来有关这段经历的叙述中，“五四”余波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几乎成了他离开湘西的唯一因素。在1947年的《从现实学习》中，他说他到北京所怀抱的理想是“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在这里，他强调了他所受的影响是当时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特别是新文学对于社会重造及民族重造的重要责任：“以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59]解放后，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前所写的《总结?传记部分》再次提到了这一经历：“看过一些新书，思想上起了个新的变化，就被五四运动余波推送到北京城。”不过，他依旧提到了《从文自传》中所提到了另外几个方面，包括聂姨父的谈话和在陈渠珍部下的生活经历。但是，沈从文也特别强调了“引起了生活思想根本的变化”的“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工人的新书报”。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叙述中沈从文还特别强调“五四”文学革命对他的影响。在1956年另一份《自传》中，沈从文称“五四”运动的余波是他“终于离开湘西”的重要因素。他更为清楚地说：“从这些报刊我初步接触了文学革命思想和目的。”他所理解的文学革命“一是健全纯洁新的语言文字；二是把它用来动摇旧社会观念基础”。[60]对此谈得最为详尽的则是《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在文中，沈从文将自己走向创作道路与“五四”的影响联系起来。他说：“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61]沈从文进而对“五四”余波对他文学道路的影响作了生动地叙述：“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作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起始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扎实而具体。”[62]几十年过后，沈从文谈及“五四”对他的影响时基本与此前相同。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中，他说：“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63]晚年在与王亚蓉的谈话中，他也说：“当时到北京去是受了‘五四’的影响，对于‘文学革命’这个词充满了感情和幻想。”[64]

强调“五四”对自我的重要影响，以及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文字为工具重造社会”这一理想的追求，是沈从文在不断陈述中最终所凸显出的他与“五四”的最初因缘，也成了后来者不得不注意到的他与“五四”最为重要的联系。尽管如此，从对沈从文这段经历的考察中还是可以感到，沈从文把自己到北京的最初目的说成是怀抱文学革命的理想，未免不带有事后追溯的粉饰。他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也说道：“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须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环境。”[65]不过，沈从文特别强调“五四”对他出走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并不在此，他将自己离开湘西说成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理想的追求，其实是他后来主动寻求自身在文学乃至思想上的最初源头的结果。换言之，强调“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精神对他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有意识地将“五四”作为自身文学及思想的源头。这主要体现在40年代沈从文大量谈“五四”的文章中。

谈论“五四”，是与沈从文在思想上的逐渐深入一致的。其最显明的一个标志就是自3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谈论文学时已不再是就文学谈文学，而是由文学见思想。40年代沈从文在大量谈“五四”的文章中，如《白话文问题》《文运的重建》《烛虚》以及关于“五四”的纪念文章，也更多集中在“五四”文学革命这一问题上。首先，沈从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工具”的重新运用，而工具重用是社会重造的“主要动力”：“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66]沈从文将文学革命看作是“五四”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五四’运动虽是普遍的解放与改造运动，要求的方面多，其中最有关系一项，却是工具的改造运动。也就是文学改良运动。”[67]沈从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除了于“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有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怀疑精神。他说：“我们必承认民八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标志。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充分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68]沈从文在40年代尤为重视文学的价值，不能不说与他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解存在一定关系。40年代的他极力倡导对现实的否定和怀疑精神，正是从“五四”那里看到了相同的地方，而他的文学观念，又与他理解的“五四”文学革命在“重造”问题上发挥巨大作用是一致的。

正是从上述理解出发，沈从文认为现实中“五四”精神已经堕落。他把“五四”精神堕落的原因归结为“工具”的误用和滥用，而“工具”的误用和滥用又导致了民八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大处言，譬如北伐成功后国内因思想分歧引起的内战，壮丁大规模的死亡，优秀青年大规模的死亡，以及国富国力无可计量破坏耗损，就无一不与工具滥用、误用有关。从小处言，‘学术’或‘文化’两个名辞，近十年来，在唯利是图的商贾和似通非通的文化人手中，常弄得非驴非马，由于误解曲解，分布了万千印刷物到各方面去，这些东西的流行，即说明真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已受了何等不良影响。”[69]他将此称为“文运的堕落”[70]，沈从文将知识分子精神的堕落同样归结于此：“从‘五四’到如今，廿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同时在专家或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则造成一种麻木风气。”[71]

与沈从文认为文学革命成功的原因在于文运与教育、学术联手一致，工具的“滥用”和“误用”也在于文学与学校分离，转而与商业、政治合流。“文运支持者一离开了学校，便渐渐离开了真诚，离开了热情，变成为世故，为阿谀。由于商业性与政治性，举凡能引起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的‘问题’多，‘作品’少。”[72]这样，文学就无法承担重造的责任，当它与“政治逐渐结合而为一，本来是指导思想的工作，一变而成为点缀政策的工具。”[73]从这点出发，沈从文提出：“所以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事，无过于从‘工具’的检视入手。”[74]要“从工具使用方式上检讨一番”[75]，即在作家态度上恢复“五四”精神：“让我们来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阅历上加上这二十年来从社会变动文运得失讨得的经验，再好好来个二十年工作，看看这个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还能撒播向上的种子，发芽和发酵，有个进步的明日。”[76]40年代沈从文一方面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精神已经堕落，一方面他又希望能够重新燃起“五四”精神，重建“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为此他提出“工具重用”。这显然带有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意味。他有意识地将自民八年后断裂的文学革命理想延续起来，希望能够重新借助文学的力量对民族、社会进行重造。直至1979年，他在信中还称自己“对文学的设想”“总还停顿在五四阶段，不免还像是个文学中的人性论不新不旧的乡愚”。[77]从这个角度言，沈从文后来强调“五四”文学革命对他出走湘西的重要影响，其实与他后来的文学理想息息相关。

40年代沈从文谈“五四”，除了更多涉及与他密切相关的文学革命问题外，他还从人性角度对“五四”进行反思。他说：“‘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可是，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78]因此，如果将沈从文自身对人性的探求与他对“五四”的反思联系起来，那么，他一方面是在提出与“五四”不同的对“人”的看法，一方面又是在继续“五四”未完成的命题。

对于并未亲历“五四”的沈从文言，“五四”更像是一种精神象征，他更多是在与众多“五四”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交往中，感受到“五四”气息，也接受了五花八门的现代文化思想。这似乎也可从另一角度得到印证。除了在各种自传及大量杂文中对“五四”的正面言说外，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对“五四”的叙述却是另一番模样。沈从文作品中涉及“五四”，主要是指伴随“五四”而来的一系列新事物，如国外留学生、新派人物、女学生等，这些人事在沈从文笔下总是那么不和谐，其背后的时代思想意义往往被“乡下人”的戏谑所消解。如《萧萧》中“女学生”的时代意义在乡下人的戏谑中被空置，《知识》中对国外留学生的“知识”的消解，以至40年代《长河》中还有对新派学生乃至对他们新式婚姻的讥讽。这无疑流露出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特有眼光，从另一层面暗示了他对“五四”实际上极为保守的态度。

沈从文在不同文学情境下对“五四”的不同言说，包括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认同，不能简单地视作前后矛盾，毋宁说这是他内心两种意识的流露，前者显示的是一个身处现代语境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应有态度，后者则源于他根深蒂固的“乡下人”文化背景，或者说，他对“五四”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是他的“乡下人”与现代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显现，是他思想复杂性、丰富性乃至悖论性的根源。从理性层面言，沈从文谈论“五四”，是有意识地将自身思想置于“五四”的思想视野中进行思考，尤其是自40年代，沈从文就逐渐将自身思想与“五四”紧密联系起来。谈及“五四”文学革命，是相对于目前“文运堕落”而发，联系着他自身的文学观念；对“五四”“人”的解放问题的反思，则与他对当时人性沉沦现状的思考有关，联系着他长期以来对人的思考。他主动将自身思想与“五四”连接，所蕴含的是他对“五四”精神的认同，是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然选择。然而，从另一层面看，他的“乡下人”定位，以及他在作品中对“五四”新事物不由自主地揶揄，又呈现出与“五四”以及“五四”以降的现代文化思想格格不入的一面。沈从文关于“五四”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态度，暗示了他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换言之，沈从文一方面强调自身思想的边缘性，并在与“现代”的距离中凸显自身的“乡下人”立场，与此同时，他又有意识地将自身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想的源头即“五四”联系起来，试图将自身思想纳入“五四”的范畴中。这样，沈从文的“乡下人”定位与对“五四”认同之间，就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悖论，也预示沈从文思想内部的张力。比如他的思想呈现出鲜明的独特的“乡下人”一面，他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叩问，对超验神性的探寻，对自然的领悟，都溢出了一般意义的现代思想格局；然而，他思想的进程以及他关于民族文化重造的理解、他对以理性、现代化为核心的启蒙话语的选择，却又极具现代色彩，与“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界有着共同的诉求。就此，如何理解沈从文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单极问题，当与生俱来的湘西巫楚文化因子进入另一完全相异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呈现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局面，沈从文又是怎样在这异质文化思想价值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建构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这些才是探明沈从文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1] 沈从文：《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2页。这里所说的《从文习作选》指的是沈从文在1936年5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所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而他所说的《从文习作选题记》，所指应该是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下简称为《代序》）。

[2]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页。

[4] 沈从文：《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2页。

[5] 这种认同在有关地域性的一些文章中也得到强调，如《一个传奇的本事》、《新党中的一个湖南人和湖南人的朋友》。

[6] 以上文字均出自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4、96、111、118、127、128页。

[7] 沈从文：《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8] 此文虽为小说，但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写于沈从文结婚纪念日，是他送给夫人张兆和的礼物。

[9]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6、317页。

[10] 沈从文：《主妇》，《沈从文全集》（1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

[11]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12] 沈从文：《潜渊》，《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13] 沈从文：《绿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14]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

[15]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页。沈从文对“城市中人”的说法，还可参见《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6] 沈从文：《新湘行记》，《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17] 沈从文：《复徐城北》，《沈从文全集》（2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18] 沈从文：《复王、王亚蓉》，《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0页。

[19] 沈从文：《致张香还》，《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20] 沈从文：《致朱一葵》，《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21] 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编者序），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2] 这当然也包括沈从文于1929下半年至1931年间在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的时间。虽然这段时间他不在上海，但吴淞与上海近，而武汉沈从文并未待多久。这段时期上海无疑还是他最重要的生存环境。1931年下半年去青岛则不在考察中。

[23] 参见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24]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25]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26] 参见沈从文《记胡也频》、《记丁玲》，《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7] 参见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28]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29] 沈从文：《〈阿黑小史〉序》，《沈从文全集》（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30] 沈从文：《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

[31] 沈从文在1939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联大复员后，沈从文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至1933年期间，沈从文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执教，但1937年战时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为长沙临时大学）与他之前任教的大学相比，学院氛围更浓。

[32]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联大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不在少数，并非沈从文一人所为。如对于知识分子玩牌，吴宓在日记中也多次表示不满。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还可发现不少他谈及当时联大同人的细节，从中也可看到他对同处一阵营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如吴宓在1938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说道：“自麟（指贺麟-引者注）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诸君虽多博学之士，然皆阅世甚深，……呜呼，今之联大，亦所谓羞朝廷而轻当世之士者矣！”在1938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还称“颇赞同《云南日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一文。宓作《离蒙自赴昆明》诗，末二句，即言此意也”。《沈从文全集》中未收入吴宓所说的这篇文章。以上参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9、362页。而同为联大国文系的闻一多在致张奚若的信中，也略带戏谑道，要写诗“和教授阶级算账，除你外，还有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和闻一多自己等七个冤家，题名曰八教授颂”。参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7页。

[33]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34] 沈从文：《读书人的赌博》，《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0、371页。

[35] 沈从文：《一种态度》，《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36] 沈从文：《白魇》，《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37] 沈从文：《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

[38] 沈从文：《谈保守》，《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

[39] 沈从文：《欢迎林语堂先生》，《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40] 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并不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职，而是在师范学院国文系。但是，由于国文系人数较少，两系学生经常在一起上课，而两系教师也经常互相开课。因此，这里把两系教师合并在一起考虑。

[41] 参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2] 参见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96页。

[43] 参见联大学生编《联大八年》，昆明，1946。转引自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44] 沈从文：《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沈从文全集》（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

[45]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224页。

[46] 沈从文：《从文传记》，《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

[47] 沈从文：《复黄灵——给一个不相识的朋友》，《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49、450页。

[48]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49]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1、362页。

[50] 参见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1] 参见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2]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53]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54] 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6，217页。

[55] 沈从文：《忆翔鹤》，《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4，255页。

[56] 沈从文：《忆翔鹤》，《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

[57] 沈从文：《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58] 日本学者如黄媛玲、齐藤大纪探讨了沈从文早年北京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黄嫒玲在《沈从文初期创作所见的思想——1924-1926年(一)-(六)》(1996-2006)中将沈从文与郁达夫、鲁迅、林宰平、徐志摩、胡也频、陈翔鹤、刘梦苇等人的交往与矛盾进行论述，并试图解读沈从文创作中表现的思想。齐藤大纪在研究中“阐明沈从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城里所尝试的文学实验”，探讨了沈从文在与文学青年的交流中互相切磋、成长为小说家的过程及与其创作的关连等问题。在《沈从文与徐志摩——“文学的魔术家”与“自卑的魔术家”》中，齐藤也谈到了徐志摩的赞赏对沈从文的影响。参见《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吉首大学文学院，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编2002年，第941页；小岛久代：《日本近期的沈从文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3期。

[59]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

[60]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61]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62]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63] 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4页。

[64]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65]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77页。

[66] 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67]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0、61页。

[68] 沈从文：《纪念五四》，《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69] 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70]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71] 沈从文：《长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72]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73] 沈从文：《纪念五四》，《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7、298页。

[74] 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沈从文全集》（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75]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76]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77] 沈从文：《复苏同志》，《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7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