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文物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从文学到文物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1949年后，沈从文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但“跛者不忘履”，重新创作的想法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一些文学史家甚至将沈从文建国后部分家书视作精美散文[38]。不过，沈从文始终没有再将重心放在创作上，文物工作几乎占据了他后半生的全部生命。从留存下的几卷书信看，解放后沈从文有两段时期试图恢复创作，一次是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改，在这期间他大量接触山水及人事，创作的心被完全激活了，他体悟着人事的“动”与自然的“静”，思考着人与地的关系、历史的“有情”与“事功”，想再写那些着眼于生命本质的乡村故事。他在与张兆和的信中充满自信地说道：“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他还想为“革大那个老同志”写个短篇，“手似乎在解冻，有个半天空，也许就可以把他用三千字画出来了。”[39]另一次则是1961年，沈从文去井冈山，他开始重新创作旧体诗，还准备完成一部以张家亲戚张鼎和为原型的革命小说。在此之前，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然而，这些创作计划大多不了了之。这其间当然有客观的现实政治环境的因素，即如他在信中所说：“工作近于中途停止，和客观要求不同，与主观对于工作的理想受了一定制约，密切相关。”[40]但不能忽视的也有沈从文个人思想的变化，而在客观环境与主观限制上，与后来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恰恰相反，沈从文是将后者视作更重要的原因，在1977年10月致王序信中，他说：“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这种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其次，才是客观的现实。”[41]沈从文对自己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

沈从文在去四川途中的信中写道：“因这种印象（论者注：沿途山水人物）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常动中。”[42]重新体会到卅年前的“心”，将目前生命情态回溯到从前，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预示着过去“我”的复活。在另一封信中，他将目下情景与早年心境融合：“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情，似乎无知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但是这种种，却和我三十年前见到的事情一样，在生命中如燃烧一种希望和理想，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住，必然会要和此后工作相结合，而且还可能要和千万人情感相结合的。”[43]旧有生命意识的复活，实际也是过去创作意识的复活，这一期间沈从文几乎回复到从前的创作状态，“恢复了用笔能力”[44]，并拟定了各种创作计划。他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方法不甚满意，在他看来，“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45]显然，沈从文此期的创作设想几乎完全根植于他早年生命体验和创作经验，与当时文学主流格格不入，他这样说及他的“乡村故事”：“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46]“我和个翠翠一样，心十分孤寂，善良，对这一切存在充满了爱。我似乎稍深一层明白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一种生命是什么，而和他有了接触。给我时间，就会有生命在纸上呼之欲出。特别是这里农村一种在生长中的生命形式。”[47]面对特殊历史时期人事的巨大变动，沈从文与当时众多土改小说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阶级意识形态，而是生命形态在历史剧变中呈现出的丰富样式。

此期沈从文对土改的人事的思索，完全承继了他前期对“生命与自然”的思考。面对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生命置于自然中，生命的“动”与自然的“静”形成鲜明对照，他说：

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可惜不易得那么一个机会。……

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www.guayunfan.com)

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48]

沈从文仿佛又回到30年代回湘西时的情景，《湘行散记》乃至早年湘西叙事中的自然呈示方式似乎再次出现。他这样说：“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49]这显然是他早年创作的经验之谈，《柏子》《萧萧》无不如此。

在1952年1月5日的信中，沈从文写到他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会上批斗了大群地主，还解决了一个恶霸，场面大而且热闹，然而，沈从文的感受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差甚大。他写道：“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异常沉静感。”[50]这段文字与他40年代谈到《断虹》时所说极为相似：“试将人类这种小小的哀乐得失，和面前拔空万尺的俊伟峭拔雪峰对比，即可知两相映照，而各有其千秋。……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人却只像是‘无不为而无为’。”[51]将人事的动置于“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背景中，一切哀乐爱憎，即使是巨大的政治变动都变得沉静和不足道，沈从文常有的历史长河意识再次显露出来，这当然不是无视生命存在，相反，是对生命的作“有情”而非“事功”式的观照，正视生命的渺小，生命才显出它的格外珍贵。

在这期间，沈从文常读《史记》，并在信中多次谈到“有情”与“事功”，“有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作家个体生命与作品中的生命融为一体，沈从文依旧是在用早期生命体验去观照此时的历史人事。然而，他也意识到：“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52]“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尽管当下“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却“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53]显然，重“有情”的创作意识与实际政治要求的“事功”格格不入。也是出于此，沈从文对当时的土改小说并不满意，并称“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搁下来了。”[54]这无疑是个矛盾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四川土改期间，沈从文感到现实中人事“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巧奇得多”[55]，“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56]，“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57]沈从文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信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说明问题，他说，与他同来的人，“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58]一个是从阶级意识角度分析土改，一个是从生命角度分析土地人事的变动，两者差异昭然若揭。

四川土改时期的沈从文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原来创作的“心”，不过，这明显与当时文学要求不符。沈从文当然是清楚的，当他从“创作”的激情中平复后，他就这样说：

由此可以理解到一个问题，即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只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59]

沈从文将自我对人事自然的独特思考看作是“小资情感”，这并非是他刻意言之，而是他真切感受到他的“乡土故事”与建国后文学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沈从文显然是矛盾的，他既想按照自己的生命观念进行创作，但也试图和新的文学观念接轨，但这两方面显然是不能统一的，沈从文由先前思想的混乱转入客观上的“分裂”，这种“分裂”使他无法按照内心生命要求进行创作。他多次说道：

我还能写大作品，但得用我自己方法。和学习什么一样，如只照目下有些人方法，什么也不能写好的！[60]

但是目下写作方法似乎缚住了手中这只笔，不大好使用。未用它前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61]

至60年代，沈从文还这样说：

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62]

看看这些十九世纪作品，有另外一种好处，即使我引起一种信心，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作品，并不怎么困难。难的不是无可写的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来组织故事，进行写作。难的是有一个写作环境，成熟生命还是可以好好使用几年的。……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这自然也只是目下一种主观的估计，事实上脑子的使用还是有一定限度，未必能作到。最难的是作品写出来后，既能为自己批准，又能满足客观要求。这种矛盾统一是不容易的。[63]

创作上既要为自己认同，又要为当下现实认同，这在当时几乎无法实现。沈从文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他也曾试图让自己接受新的文艺观念，但这些努力均告失败。[64]

不过，即使抛开具体客观因素不谈，沈从文主观上对于自己文学生命的恢复也产生疑问。即使是在参加土改期间，他也这样说：“我却如在一种违反自然情形中，要把一个小小地方人事动静和时代变化连接起来，孕育一种新的生命。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文字在我头脑中，经常还只是如一盘散沙，不像粘附，各自存在，意义毫无。正如画具中色彩和乐谱中的音符，一切虽照旧存在，但经过一度搞乱，似有意义可已完全失去本来应有意义。还不知道，即有了一种完全自由处理时间处理工作方式的机会，是否即可望把失去已久的文字中的情感生命取回？生命在滞塞中，什么都作不好的。”[65]在另一封与大哥的信中，他更是不无悲剧感地说道：

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可是社会变动太大，在大变动中难于适应，孤立进行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新社会要求于一个作者又不大同于十九世纪或“五四”时代，我的有用精力才转到文物工作。……

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大哥，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说，这真是国家损失。因为我知道，一个得用的头脑，包含一种极端复杂经验知识的综合，花钱再多也不易培养。人难成而易毁，毁的原因有时由外而至，有时由内而来，由外而来，还可望外面环境好转而得恢复一部分。由内工作失败感而形成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存在的事物，腐蚀着自己的对工作信心和热情时，却不易挽救。[66]

自我的文学观念与新的创作观念之间的抵牾，导致沈从文创作难以成功，特别是由于被批判以及对新社会的认同，又使他对自我工作产生一种失败感，导致创作生命被腐蚀。

1961年，在《抽象的抒情》中，沈从文对自己创作中断作了这样的分析：

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因为话说回来，还是“思想”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不易适应环境要求。即“能”写，他还是可说“不会”写。[67]

1978年，在《复孙康宜》[68]中，沈从文提到改业时曾这样说：

我即或十分热爱国家，写作方法可不和要求相适应，我得承认现实，一切接受，也并不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的妄想幻念，即早改业，还是十分合情近理的，免得出什么意外事故。……

短篇小说的突破纪录，也许还困难一些，可能还得“老话重提”，得从学会掌握文字、运用文字着手。因为表现情感和思想，总离不了文字！这种说法若由我提出，可容易犯大错误。[69]

可见，沈从文解放后的改业，是他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文学生命难以延续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是，文物对于沈从文而言，也并非是他随意为之，这是他在现实处境下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更是他延续生命思想的最好方式。

对文物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在湘西帮陈渠珍整理书画的时期。30年代，他就开始对文物收集感兴趣，到昆明后，沈从文已经开始专门的文物收集，如豆花碗和青花瓷。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40年代收集文物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同时也是对他创作困境的一种变相解脱，《水云》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好像被说中了，无从继续申辩。我希望从别的事情上找寻找寻我那点业已失去的自信。我支持自信的观念，没有得到，却得到许多容易破碎的古陶旧瓷。

[70]

在创作中难以获得释放的生命痛苦，转而在对文物的喜好中获得另一种解脱。为此沈从文说：“这种生命分散的形式，像是有使我离本日远的趋势，不能说是理想的，却可说是适合当下环境的。……我作了一个新旧之间的桥梁。”[71]从这个角度说，沈从文1949年后选择文物研究，其实是他延续自身生命思想的最合适途径。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与他的文学创作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象，但内在于两者的生命意识却是相通的。一如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之根是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他的文物研究同样是建立在他生命观念的基础上。历经40年代的思想探寻，沈从文对生命的理解已具有一种泛宇宙论倾向。他说的“美无所不在”，正是出于对“万物皆有个生命”的理解，他对“美”的皈依，“过于爱有生一切”，即是对蕴藏生命的万物的体验和皈依。因此，各种文物在沈从文眼里，同样是生命不同样式的体现，他的生命观念，在文物研究中也得到体现。在《中国服饰研究?引言》中，沈从文就明确地说：“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之处。”[72]凌宇先生谈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也敏锐地指出：隐伏在这部著作中的生命——文化意识，正如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本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社会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百万计的历史物质文化产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书。这些显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分野、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及通过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工艺美术，又是彼此促进、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沈从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文化观。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73]

尽管文物研究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一致，都贯穿了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不过，文物研究始终没有让沈从文的生命得到完全释放，他后期“跛者不忘履”的心理就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沈从文1949年后坚持文物工作，还出于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把自己成为一个‘马前卒’，一个年青一些的人的‘踏脚石’”。[74]在沈从文意识到不得不结束文学生命时，这一“中间物”意识就是他活下去的一个重要支撑，他曾说：

“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但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75]

进行文物研究，沈从文是把自己当作“开路先锋”的。愈到后期，一种“老之将至”的感受，使沈从文更不以个人为念，而完全从国家、民族文化的明天来考虑工作。“文革”期间，沈从文同样受到冲击，但他却显得出乎意料的平静，这其实还是出于对自我生命的这一调整：生命已经不再是为自我所有。他所可惜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思想是否可以在现实层面延续，而是担心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己还能不能再为下一代做点贡献。他这样说：“因为一切努力本来是为他们打基础，便于将来他们用这点基础功做垫脚石，向上向前走去，一吼什么都完了。我素来即能‘任劳’而不善于‘任怨’，能‘处常’而不善于‘应变’。”[76]对于后半生选择文物研究，沈从文并不言悔。“为而不有”，是他做文物工作始终抱有的信念。

晚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说：“目下只是在一些发展中社会可有可无的工作、费力难见好的工作中，消耗七十岁以后有限生命。分析说来，或正是唯一可以在这个矛盾中免去发疯的一种方式，肯定并不是最合理的方式，却是较习惯而又行之有效的一种，则事情明明白白！”[77]沈从文再三称文物工作不是其生命存在“最合理的方式”，但却是最有效的方式。相对于文学，文物工作并不完全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至少，他不用将个体生命体验直接贯注在具体文物工作中。加上沈从文此时已经抱有一种生命不为己用的心理，他似乎不必时时面对自我生命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挣扎，而能以一种更为轻松的态度面对文物工作，这或许也是他后来能够平静地承受政治冲击的原因。

[1]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2] 参见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4] 沈从文：《复李霖灿、李晨岚》，《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

[5] 沈从文：《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

[6]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7]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04页。

[8] 沈从文：《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要》，《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0、291页。

[9]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5页。

[10] 沈从文：《致季陆》，《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7页。

[11] 沈从文：《致阙名朋友》，《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

[12]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页。以下对此篇文章的引用均出于此。

[13]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4]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15] 沈从文：《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6]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17]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18] 沈从文：《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19]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20]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21] 沈从文：《四月六日》，《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42、43页。

[22]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23]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4] 沈从文：《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5] 沈从文：《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6] 沈从文：《日记四则》，《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27] 沈从文：《致刘子衡》，《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28]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32页。

[29]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30]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31]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32]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33]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34]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35]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36] 沈从文：《日记四则》，《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

[37] 沈从文：《致丁玲》，《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8、52页。

[38]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其中将《从文家书》视作“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39]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40] 沈从文：《致金介甫》，《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14页。

[41] 沈从文：《致王》，《沈从文全集》（2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0页。

[42]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2、133页。

[43]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44] 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45]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46]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9、160页。

[47]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48]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9、140页。

[49] 沈从文：《致金野》，《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50] 沈从文：《致沈虎雏、沈龙朱》，《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51] 沈从文：《〈断虹〉引言》，《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页。

[52]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53]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54]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55]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56] 沈从文：《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57] 沈从文：《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58]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59] 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

[60]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61]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62] 沈从文：《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63]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15页。

[64] 比如这期间他按照新的文学标准写小说《老同志》，以及试图以张鼎和为主角写一部革命小说。

[65]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66] 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20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67]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34页。

[68] 沈从文曾提到“这个特别好，讲透了。”参见《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69] 沈从文：《复孙康宜——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5、96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70]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71]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72] 沈从文：《中国服饰研究?引言》，《沈从文全集》（3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

[73] 参见凌宇《沈从文传》（第二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03-405页。

[74] 沈从文：《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75] 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8、119页。

[76] 沈从文：《致沈虎雏、张之佩》，《沈从文全集》（2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77] 沈从文：《致徐盈、彭子冈》，《沈从文全集》（2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