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定位与沈从文思想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乡下人”定位与沈从文思想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乡下人”作为沈从文一生对自我的称谓，自然有着不同一般的内涵。在与金介甫的信中（1979年10月20日），针对“乡下人”一词，沈从文明确地谈道：“我作品中经常说自己是‘乡下人’，则可从良友公司《从文习作选题记》中得到解释，似乎比较具体。和一般常用这个名辞于作品中，稍有差别。”[1]那么，《习作选集代序》对于“乡下人”是如何界定的呢？《代序》的写作正处于沈从文创作的成熟阶段。《边城》和《湘行散记》早已问世，距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已两载，此时的沈从文已经摆脱刚进入都市时的生存窘困，并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从这个角度言，沈从文在《代序》中对自我“乡下人”身份的确认，就蕴含着主体在成熟时期对自我明确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

《代序》全文采用一人称口气，以谈话形式进行，即“我”——一个“乡下人”与“你们”“先生”说话。正是在这虚拟的对话中，沈从文有效地设置了“我”，即一个“乡下人”与“你们”之间的界限，从而成功地突显出“乡下人”特殊的创作态度，即“彻底的独断”和“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代序》中的“乡下人”自我定位，尽管还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但也包含着对自身思想的边缘性位置的明确意识，其中说道：

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自然的，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2]

在这里，沈从文突出了“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的特殊禀赋：“乡下人”有特殊的渊源背景、精神气质，以及由此而来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特殊见解。沈从文对“乡下人”的现实处境也有着清醒的审视，“乡下人”的特殊性注定了读者对其作品作“买椟还珠”式的理解，而“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太少了。”[3]就此言，《代序》中的“乡下人”定位不仅内含着个体在创作上的独特追求，也暗含着个体与当时整体现实思想文化（文学）语境的隔阂。它表明沈从文已经意识到自身独特的生存背景即“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造就了他的“乡下人”身份，也造就了“乡下人”思想的特殊性。

实际上，“乡下人”最初的含义是带有明确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在上文所引的信中，沈从文谈到了“乡下人”的最初含义：(www.guayunfan.com)

“乡下人”，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易改变），表示轻贱，以为不讲礼貌，不懂道理意思。[4]

尽管在《代序》中，特殊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已不是沈从文阐释的“乡下人”的主要内涵，但依旧可视作是这一定义的最初源头。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中，他自称为“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40年代的《水云》再次称“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5]换言之，沈从文明确意识到，“乡下人”思想的渊薮在于其特殊的民族地域文化，其认同不仅出于感性层面，更是在理性层面上对自身思想源头的清醒审视。不过，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更多着眼于文学层面，凸显的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家身份，真正注重“乡下人”定位内含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思想的边缘性，是40年代创作的《水云》。

《水云》是沈从文寓居昆明时创作的长篇回忆性散文，文中多次以“乡下人”自称。与《代序》相比，《水云》一方面强调“乡下人”在思想上与时代和现实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又侧重其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现将其中使用“乡下人”自称时的具体情形列举如下：

1. 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

2. 我是个从乡下来的凡人。

3. 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

4. 不过这一切自然用的是我从乡下来随身带来的尺和秤做度量。若由一般社会所习惯的权衡来度量我的弱点和我的坦白，则我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早已完全失去了。

5.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用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

6. 真正等待我的只有死亡，在死亡未临以前，我也许还可以作点小事，即保留这些“偶然”势力各以不同方式陆续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冲突与和谐程序……我的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倾向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6]

在沈从文看来，“乡下人”有属于自身的“尺寸和分量”，而他所使用的尺寸，又溢出了当时普通社会的一般标准。这种标准，用“乡下人”的尺寸去衡量，只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在这里，“乡下人”的存在恰是在与“普通社会”中伪思想家的对照中显现出来。而这种鲜明的对照，凸显的正是作为一个“乡下人”与“一般社会”、“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的“隔阂”与“脱节”。也正是在这种隔阂和脱节中，“乡下人”的边缘性昭然若揭。《水云》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内含着个体在具体存在境遇中的体验感受，文中再三强调的“乡下人”定位，可以视作是沈从文对自身思想的现实存在反观的结果，明显具有思想上的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悲剧性特征。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内含的不只是早期因创作上“乡下人太少了”而导致的孤独，更包含作为一个思想者存在意义上的孤独。这个时期他一再提到“乡下人”精神气质的特殊性。《潜渊》中说：“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见事少，反应强。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若在人事光影中辗转，即永远迷路，不辨东西南北，轻重得失。”[7]《主妇》[8]中同样将“自己弱点”看作是乡下人特有的生命特征：“生命最脆弱的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市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9]“乡下人”的这些精神禀赋，显然不合于普通社会标准，对此沈从文就常常使用“疯子”或“痴汉”这样的词语来指代。如《主妇》中有：“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10]《生命》中则称“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11]为何要自称为“疯子”呢？《潜渊》中说：

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12]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哲人，有勇气敢将这个问题放到脑子中向深处追究。也有人无章次的梦想，对伟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怀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却已太旧，因之名为“诗人”，同时还有个更相宜的名称，就是“疯子”。[13]

显然，“疯子”的“疯”表现为对世俗习惯、思想的否认和怀疑，这与“乡下人”的内涵及表现都是一致的。

40年代沈从文因其创作和思想的边缘性（对习惯的超越）也为当时文化思想界注目，并遭到大量的质疑乃至批评。对此，沈从文于抗战结束后（1946年11月）发表《从现实学习》进行辩白，文章对自身思想“游离于杨墨以外”进行追源溯流。全文始终自称为“乡下人”，探寻“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14]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探索的集中时期，经由对现实人事的思考与对自我存在的拷问，他依然强调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这是他对自身思想反观后的再次确认。由此可见，“乡下人”定位对于沈从文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在思想上确认自身的边缘地位；二是对自身思想源头的清醒审视，这与“乡下人”本初含义中内含的特殊地域文化乃至少数民族意识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