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思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沈从文思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对沈从文思想的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4年，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指出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尽管后来沈从文对苏的判断并不认同，[2]但是，这一论断还是开启了将沈从文思想中的独特因子与“五四”以来的民族精神重造联系起来的先河。1934年，《边城》问世，此后沈从文思想中的“牧歌情调”、“桃源情结”以及“人性”论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不过对这一问题的价值评判差异甚大。一是肯定沈从文思想中表现的“人性”，一是认为沈从文的创作脱离社会现实，缺乏鲜明的政治倾向。沈从文也被称为“一个空虚的作者”[3]。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思想探索较前期也更为深入。不过，当时评论界对沈从文创作中出现的新质素基本持否定态度。特别是《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等小说因其爱欲主题而遭到当时文学界的广泛批评。这种批评不仅来自左翼，也包括昔日称道沈从文创作的一些好友。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重提《看云录》（应为《看虹录》）、《摘星录》，将沈从文称作“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归入“桃红色”作家一列。此后，对沈从文思想的评判，就从“无思想”上升到了“反动作家”。除此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发起的京海派之争、反“差不多”等文学论争以及他的众多时论杂文等，也引起当时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不过评论界对此也是以批判为主。如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4]中，认为沈从文提出的反“差不多”观点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1946年，沈从文发表长篇论文《从现实学习》。1947年，杨华因此写下《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将他判定为“自由主义”反动作家。[5]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此期沈从文研究几近空白。对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评介主要见于一些文学史教材，如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然而，这几部文学史更多以政治评判替代文学评价，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综观1978年以前，国内对沈从文思想的评价基本持否定态度。沈从文后来也这样说：“都说我没有生活，过去的则没有思想，稍稍升级则为‘没有灵魂’。”[6]“我从二十年代写了点文章开始，就是个被骂对象。逐渐升级，由‘多产作家’到‘无思想’、‘无灵魂’作家。”[7]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开始复苏，对沈从文的思想也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限于以往的特殊历史，新时期的沈从文研究不得不从反思开始。这一方面是对以往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文学评价的扭转，为日后的沈从文研究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反思并非仅仅在颠覆以往的研究评价，更意味着在新的研究视野和思路下，对沈从文文学思想价值进行重新阐释和评估。真正对沈从文思想认识的深化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疑，这个时期为重估沈从文做出开拓性贡献，最具实绩的是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该著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从沈从文的人生道路、人生观、艺术观以及由其小说和散文建构的文学世界几个方面全面阐释评价沈从文，不仅“对长期被人为扭曲的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作出了历史的还原”，还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将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置于两个世纪以来的苗汉文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予以考察；二是对沈从文文学及思想的独特性品格的阐释。该著不仅花大量篇幅阐述湘西不同于中国内地乡村的特殊民族文化图景，将几个世纪来湘西特殊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命运诉诸笔下，更是在这一民族文化认同感下，将浸润在沈从文创作中的民族精神气质阐发无遗，并指出沈从文的少数民族立场是决定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本质的两个核心因素之一，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具有自觉民族意识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揭示沈从文所具独特性的同时，论著也充分意识到沈从文及其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强调了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双重文化品格，即在强调沈从文所体现出的少数民族意识外，特别重视沈从文所具的现代意识。稍后发表的《从苗汉冲突与中西冲突的撞击看沈从文》则再次强调：“他（即沈从文）当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理性启示，而在苗汉文化比较中取证，从而获得现代意识的乡下人。”[8]回过头看，这部著作距今已近三十年，尽管正如论者自己所言，《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研究模式还未脱出政治-社会学的窠臼，思维方式明显地带有刚刚从“文革”阴影下走出来的那一代人的特征，但这些并不能遮掩其学术价值，这意义不仅在于其具筚路蓝缕之功，更重要的是，它提出许多具有本质意义的命题，如多重文化思想交融碰撞下的沈从文，沈从文思想中的现代意识等，影响了之后直至现在沈从文研究的基本格局。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一文。赵文也将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联系起来：一方面，论者认为沈从文的城乡对照视角“没有引入‘历史发展’的概念”而显得“片面化”，导致沈从文文化思想的贫困，不论是从“展示着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还是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体现的文化批判倾向，论者都感到与“五四”以降的现代思想相抵牾的一面；另一方面，论者又强调了沈从文的现代意识，认为他与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即“包含着重造民族的愿望的湘西”。“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9]这一时期还需提及的有美国学者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金介甫特别注重沈从文身上所体现出的地方主义，称沈从文是“第一个用现代散文创作地方色彩小说的作家”。论著花大量笔墨考证了沈从文及其家族在湘西历史中的处境以及沈从文的苗族血缘，并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体现的民族地方风物作了细致考证。金介甫为学历史出身，他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沈从文的文学和思想，不如说是他博士论文标题所示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沈从文笔下记载的湘西历史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是他兴趣所在。其不同的专业眼光、异域文化背景下对沈从文的透视，对国内研究界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稍后出现（90年代初）的赵学勇、吴立昌、韩立群等人的论著延续以上的研究模式。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沈从文文化思想中各种中西文化渊源；吴立昌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则论述了沈从文文学的核心命题：人性。

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十年对沈从文的研究，是在20世纪中国多种文化冲突交织的总体背景下阐释沈从文，已经充分意识到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然而对此的分析及评判却充满纷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与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视野是紧密贴合的。不管是凌宇将沈从文置于苗汉、中西双重文化撞击中，还是赵园等指出沈从文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他们都力图将沈从文的文学及思想纳入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现代化进程中，其研究带有80年代鲜明的文化启蒙印迹。以此为基础，论者都极力强调并肯定沈从文文学所具有的现代品格。如凌宇强调由重新建构的“生命”哲学与民族忧患意识的交织铸就而成的沈从文的现代品格，赵园所肯定的则是沈从文关于人的改造（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毫无疑问，80年代的文化启蒙视野破除了以往从政治角度对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歪曲，对重新理解沈从文起着重大意义，但是，就沈从文这个有着极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对象而言，任何一种视野都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80年代启蒙视野而来的是，沈从文思想中的非启蒙、非现代的一面或被“启蒙”整一，或被简单化消解掉。还是以80年代较为突出的两位论者为例。如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一方面意识到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品格，在本质上是长期受压迫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而他所属的南方文化系统是异质于现代中国都市以及乡村的，并由此多次强调沈从文强烈的生命孤独感；同时他又极力证明，沈从文创作的最终旨归是民族文化的重构，他的思想构架是处在现代中国内部，所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大的主题之一。而对于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沈从文如何由其独特南方文化体系出发，进而进入现代中国这一文化思想系统，他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解释，相应的是，这也模糊了沈从文在这两种异质文化系统之间所出现的思想间隙。不同的是，赵园的论文并未出现上述矛盾。这源于她始终是在“现代”的视野中解读沈从文，尽管她将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视作沈从文创作的最大特色所在，但由这一独异的湘西世界而来的文化思想观念很难为她所认同，比如她无法认同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风情，无法认同沈从文的女性观。在启蒙性视角的观照下，这个世界与现代启蒙、理性是如此格格不入，理所当然地呈现出“贫困和简陋”。而仅仅以现代启蒙眼光审视评判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沈从文的思想，又不可免地把沈从文“小”化了，甚至遮蔽掉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对此，赵园在行文也有自觉地反思：“我们由小说中感到悲剧性，有时恰恰由于我们作为现代人与作者间的认识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后，沈从文思想研究走向平稳化，整体上延续了早期研究模式，但对其思想价值高下的评判依旧充满纷争，甚至可以说延续了前期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模式。首先，部分论者从文化学角度深化了沈从文思想研究，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对沈从文与湘西一隅文化关系的探讨。这是几乎所有论者在谈沈从文时都会意识到的一点，然而，其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具体关系，却大多语焉不详。刘一友在《沈从文与楚文化》中对沈从文与湘西楚巫文化关系有详细论述，他认为，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凤凰城区及辰沅水系城乡所接触的文化，主要是因种种历史、地理的原因而遗存下来的活生生的楚巫文化；《凤凰厅城的崛起和楚巫文化的张扬》一文则对沈从文出生地凤凰的历史、文化进行追溯，认为辰沅水系上的楚文化民间一支在近代两三百年内涌入凤凰城，成了城区文化的主体，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土家族文化或苗族文化。[10]周仁政的论著《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岳麓书社，2005年）则从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历史和人文、现代社会几个方面，对沈从文思想中的巫楚文化之源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探讨。此外，还有不少论文谈沈从文与传统儒道释文化思想以及与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关系。凌宇在2002年曾专门撰文谈过沈从文的生命观念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11]，王继志在《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12]中提出40年代前后沈从文创作中出现的与现代西方哲人相近的“超人”意识，吴正锋则探讨了沈从文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13]上述从具体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的创作及思想，相对80年代大而化之的做法无疑更显精致，却也暴露出两个明显的难点：一是对沈从文身上独具的湘西巫楚文化因子的理解。诚如凌宇先生所言，对这一脉文化的理解，不仅关涉到存在于中国特定区域并异质于中国都市与内地社会的一独特文化系统，还关涉到一些特定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而文化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其具体的人生情状与哀乐方式，不身临其境乃至置身其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便难以从深处体味。这对一个普通研究者言显然具有一定难度。如果说上述难点大多研究者难以避免的话，那么第二点则是研究方法上的问题。诚然，沈从文的确受到各路文化的影响，然而，关键不在于一一列出这些影响所在，而在于沈从文是如何将各种文化因子取舍融合，成就属于沈从文自己的独特思想。沈从文曾言，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以“思”为导，而非从“信”出发，借用竹内好谈鲁迅时的术语，“回心”是沈从文最明显的思维方式，各种文化思想因子都经过他的“心”再为他选择性所用，因此，各种文化思想因子如何被沈从文整合进自己的世界，成就沈从文独特的思想个体应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所在。(www.guayunfan.com)

如果说从文化思想角度探讨沈从文延续了以往研究的基本格局，近年来借重思想史研究视野进一步发掘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就是这个领域内的新增长点。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凌宇先生撰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14]全面论述沈从文的创作思想价值，并强调“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成为沈从文价值评价的焦点”。——这既是针对当前沈从文研究的症结所在而发，也是深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知是出于对此文的响应，还是研究者共有的自觉意识，近十年来的沈从文思想研究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并出现了不少相关成果。归纳起来，这段关于沈从文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对沈从文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生命”、“重造”的探究；二是对以往沈从文思想中的薄弱环节，如对1938-1949年以及晚年沈从文思想的关注。

刘洪涛在《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15]一文中，提出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生命体系的本质是它的非理性和原始性，即以湘西原始性为核心，融合传统儒道释的非理性精神，认为非理性精神是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的核心与基石。吴投文的论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则认为沈从文的生命诗学是理解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突破口。论著认为沈从文的生命观存在着感性生命与理性生命的内在矛盾性，由此决定着在他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中存在着感性生命形态和理性生命形态的内在矛盾性。罗宗宇的《沈从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则将“重造”视作沈从文的核心思想范畴，并认为由此形成了以“人的重造”、“经典的重造”、“社会的重造”、“国家的重造”、“民族的重造”、“地方的重造”为成员的重造思想家族。上述研究在重点关注“生命”、“重造”等核心概念同时，与前一时期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更为关注1938-1949年的沈从文思想。这一方面得益于新的史料的不断发现，另一方面也出于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如贺桂梅、钱理群的《沈从文〈看虹录〉研读》就对当时刚刚重现不久的沈从文后期小说《看虹录》进行了解读。[16]张新颖在《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也特别提出重视沈从文40年代的思想家身份和后期的文物研究者的实践者身份。吴秀明的《沈从文的另一个世界》论述了“湘西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即是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试图超越湘西之“梦”，开拓的另外一个世界。[17]近年来，随着对沈从文轶文的不断发掘，尤其是裴春芳对沈从文《摘星录?绿的梦》的发现，使得多年来误传的《看虹摘星录》得以呈现出本来面目，沈从文40年代这组爱欲小说及其相关的情感生活、创作思想也再次激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由此引发种种争论[18]。1938-1949年之所以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于这对沈从文言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时间段：一方面是沈从文创作在这一时期发生明显的转型，他的“抽象的抒情”完全异质于前期“乡下人”叙述方式，并具有特殊审美精神特质；另一方面，“抽象的抒情”的未完成性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不仅是由于后期历史大转换的现实原因，其内在的思想困境更引人思考，后期沈从文为探讨个人、历史、政治、审美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不只是40年代的“抽象的抒情”，1949年沈从文“呓语狂言”的那段特殊时期，也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显然，研究者已不再单纯地从政治层面解释，而是力图“从沈从文本人的思想脉络、主观感受和个人选择中来做出分析”。[19]如张新颖的《20世纪中国上半期的现代意识》、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中都将沈从文1949年的“呓语狂言”与他40年代的“抽象的抒情”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从沈从文思想的内在理路出发的分析，无疑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20]当然，对后期沈从文思想的探讨也一直延续到了建国后。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以《沈从文全集》为基本史料，搜集、梳理、钩沉大量相关材料，详尽记录了建国后沈从文的四十年人生。近期李遇春的《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21]则以沈从文晚年的旧体诗为重心，探讨了沈从文晚年精神上的矛盾。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研究视角更趋多元化，沈从文研究领域内已是一番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然而另一面，我们不得不看到的是，后二十年的沈从文研究整体格局上并未有重大突破，其研究基本延续了早期沈从文研究中出现的两极倾向：一是极重地凸显了沈从文思想中的“现代”一面，强调沈从文思想中的民族品德、民族文化重造因素，现代理性因子。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在对沈从文思想中的生命理想、文学观念等进行分析时，论者总是很容易将其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话语联系起来，将沈从文的思考纳入“五四”以来确立的中国新文学传统；与此相反的则是反向凸显沈从文的另一极意识，即强调沈从文与现代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的差异，指出“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因而很难纳入‘五四’确立的新文学传统及‘五四’以来的思潮中。”[22]曾经炒得沸沸扬扬的“现代性”在波及沈从文研究之时，就将这两极倾向表现得异常明显：前者强调沈从文创作及思想的“现代性”，后者则指出沈从文所体现的是一种“反现代性”。[23]应该说，两方虽各执一词，但都能自圆其说。就沈从文这样一个本身具有众多悖论性的复杂对象言，不同的阐释视角自然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问题不在于双方见解的差异或对立，重要的是双方在思维上的同质性：对沈从文思想的把握执着于某一面，而有意消解或整合另一反面，这无疑将一本身复杂化的对象简单化了，甚至经常不可免地造成种种误解。

与此相关的是，上述论者同是将沈从文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背景下考察，但由此引出的价值评判却迥然相异。一种观点认为，沈从文思想中的有关人性等正面思考，尽管源自湘西，但其中所表现出的平民主义视角、对“乡下人”生存境遇的启蒙主义反思等，触及的都是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是属于“现代性”范畴；同时，沈从文以“乡下人”为基点对“现代”人性沉沦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其他方面的保守态度，则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这一反思“复杂化了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从而有助于把一个非同质化的现化范畴引入到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使‘现代’自身成为一个蕴涵着多维的甚至悖反的内容的存在。”[24]这显然是对沈从文思想持肯定态度。有意思的是，同样从沈从文对“现代”反思的视角出发，有论者则认为沈从文的反思不过是“小农经济的反映”；而他的“哲学观、文化观和审美风趣”“缺少理性的色彩”，“他的‘反现代性’，是针对现实的以进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选择的一种保留姿态”。[25]而沈从文个性化思考方式由于思想根柢的“异”则呈现出“哲学的贫困”和“文化思想的贫困”。[26]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评判至今延续在关于沈从文思想价值的讨论中。应该如何看待对沈从文思想中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呢？是否只是评价尺度的问题，还是根源于研究者本身视域的问题？对此，论著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沈从文研究现状作出一定的反思。

首先，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多从沈从文思想的一枝一叶中提取某些观念，并纳入某种理论形态中，而缺乏从整体层面对其思想进行把握，这导致对沈从文思想的理解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情形。无疑，对于一个本身存在内在张力和悖论的思想主体而言，任何一种理论对其部分或许适用，但就其整体言必然都不是完全恰当的。因此，要重新认识沈从文的思想，理清其思想中存在的各个悖反现象，就不能从沈从文思想纷繁复杂的表象中任意取一点做判断，而要对思想作整体的把握，理清其思想的整体结构、建构方式、思维方式等。对此，徐复观在谈治中国思想史时的一段话颇适合讨论沈从文的思想。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识的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须要说明的某一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所以读的人，不仅拿着一两句话推论下去，常会陷于以偏概全，容易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说法，当作是一般性的说法……即使是把多数材料汇集在一起，但若不能从这些材料中抽出可以贯通各材料的中心观念，即是若不能找出黄梨洲所说的学者的“宗旨”（见黄梨洲《明儒学案?凡例》。此《凡例》对治思想史者极富有启发性），则那些材料依然是无头无尾的东西。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逻辑的结构。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体验经过了反复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澄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种合于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的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27]

虽然徐氏这段话主要是就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家而言的，但对于研究沈从文的思想来说却也极为适合。作为一个文学家，沈从文的思想隐现在他的文学及杂论中（包括他的文物研究），并不表现为一套有着严密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同时，沈从文自身在某一问题、观念上往往表现出很多矛盾的倾向，但这也并不意味沈从文思想就是杂乱无章的，缺乏整体把握的可能。因为“只要是成了‘家’的思想，在他的各个片断的语言中，依然会有其内在的关联，含有逻辑的结构；否则便只能算是一个‘杂家’。并且在他们针对其具体事实所陈述的语言中，有的没有普遍的意义，有的则在具体事物的后面，含有普遍的意义。因为正如卡西勒（E?Cassirer）在《原人》（AnEssayonMan）中所说，思想的本身便是普遍性的；除非还没有上升到可以称为是一种思想”。[28]就此言，若不能把握沈从文思想的逻辑结构，就很难真正理解他思想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当然也难以真正理解其思想。就此，论著将全面整体地对沈从文思想进行分析，在揭示沈从文思想各个方面的内涵时，力图把握其思想的“宗旨”所在，由此也对其思想中的各个悖反现象做出客观合理的解释。

其次，以往对沈从文思想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思想“结果”的分析，而缺乏对其发生发展过程的详细论证。相应的是，对其思想内在理路中的“常”与“变”[29]也揭示不够，尤其是对其思想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缺乏关注。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一是沈从文思想尽管有贯穿始终的内核，但同时又是在具体历史境遇下不断变化、发展的，其思想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保持其基本内核的。同时，透过其思想的“常”与“变”，也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沈从文思想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二，沈从文思想最终也未能呈现出一明确结果。在他思想探求的高峰期，却因为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戛然而止。以往在对沈从文思想的论述中，研究者很少对其不同时期的思想作比较分析。实际上，从这种比较中或许可以更为清晰看到沈从文思想的脉络和走向。就此本文采取历时方式动态地把握沈从文思想，避免了过去研究中共时性、静态把握的不足，并力图在对不同阶段思想的比较中，窥沈从文思想内部各种异质思想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具体走向。

其三，在以往的研究中，“生命”、“人性”往往被视作沈从文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沈从文自身也多次说过“我只信仰生命”。不过，不论是“生命”还是“人性”一词都是较为普遍性的说法，还不能凸显出沈从文对生命、人性的独特思考。就此，本文使用“神性”一词替代原来的“生命”或“人性”，并凸显出“神性”在沈从文思想中的核心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沈从文思想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神性”概念一直贯穿始终。他多次说道：“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30]他将现代视作“神之解体”的时代，并因此推崇湘西世界中原始的自然神性，而至30年代中期，沈从文又开始反思这一原始神性的缺失，并最终促使他在40年代思考如何重构神性。另一方面，“神性”既是沈从文所意旨的生命最高形式、人性的最高表现，同时也可视作是沈从文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独特性和价值意义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将“神”视作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要素，不仅探讨其不同时期的具体内涵和发展，也包括沈从文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机缘下建构神性。

最后，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对沈从文思想内涵的阐释和评判上，未能充分注意将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与思想发生的丰富外缘相结合。而仅仅对沈从文思想做内部分析，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其思想的独特内涵必须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客观的认识。事实上，沈从文思想有其渊源的特殊性，但它并不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相反更应看作是在20世纪中国这一历史文化场域中生成发展的，其间充满着各种异质思想资源的奔突融合，其思想的内因与外缘之间有着非常复杂丰富的表现。当承继着湘西巫楚文化传统的沈从文进入现代社会这一文化空间后，既感受到这一空间对其固有思想的压抑和冲击，然而同时他又不断吸取其间的有益因子，这对其思想的形成、嬗变乃至重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缘和合变幻，沈从文思想始终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就此言，对沈从文思想的分析，在注意其思想特殊渊源的同时，对这种渊源在现代中国这一文化思想场的具体存在状态也要进行详细的考察，既看原初思想渊源是如何影响牵制沈从文对其他思想的选择吸纳，也看现代思想文化语境是如何作用沈从文的原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