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层面对湘西命运的思考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在“实际”层面对湘西命运的思考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40年代沈从文有两段时间集中写湘西，一是抗战爆发初期创作的《湘西》《长河》，以及稍后的《芸庐纪事》等，二是1945-1947年创作的《雪晴》集。前者主要是沈从文直面抗战现实时对湘西的思考，后者是沈从文在抽象写作遭到挫折后对湘西故事的重新回归。但《雪晴》集因染有“抽象”色彩，既不同于《长河》，也不同于之前的之前的《柏子》《三三》。因此，从实际层面对湘西命运的思考，是主要体现在沈从文在抗战前段创作的湘西作品中。1937年，沈从文创作了《边城》系列的《小砦》，后因抗战爆发中止。1938年，根据回乡所感又陆续创作《长河》及《湘西》。这两部作品是之前《湘行散记》的进一步延续，其中同样贯穿了沈从文在“乡下人”及湘西问题上的双重思考，但由于处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两种话语在此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从抽象层面重造神性相对，沈从文曾将这一具体的思考称作是“战争中人与人关系的重造”。如果说沈从文早期写的是“边城”的人和史，后期他写的就是在战争处境下的生命和历史，“写因为这种战争，如何在沉默中改造了一些活人的生命，人生观或道德情操，生活方式与生活理想，换言之，即是另外一种‘人’的‘史’，写它的也需要的人。”[2]《长河》一个极为重要的主旨就是乡下人在面对湘西历史转型时的内部生命情状。

沈从文对此的思考包括两方面，首先是对“现代”的进一步反思。两次返乡，沈从文目睹了“现代”给湘西带来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现代”二字在湘西，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而抽象的东西，则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现代”进入湘西，呈示出的是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堕落。不仅是“新生活”、保安队这些外来物严重影响着湘西，更可怕的是，这一外来势力正在日益腐烂着乡下人的精神和灵魂。沈从文对乡下人人生形式的逐渐变异显得极为焦虑。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神畏鬼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3]敬神畏鬼是传统乡下人与自然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湘西“神之尚存”的重要因素，尽管沈从文对“乡下人”无意志的生命存在并不完全认同，然而随着这一旧有生存方式在“现代”入侵下逐渐流失，湘西的素朴神性也被外来的洋布煤油逐渐破坏。在沈从文看来，“进步”导致的是湘西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是精神的日益堕落。沈从文对这一“现代”的态度显然是不满的，这与他早期在《七个野人与一个迎春节》中对“城里人”和“官”的态度是一致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走出湘西的新人的看法。在《长河》“人与地”一节中，沈从文不仅描写了吕家坪传统乡下人的生活方式，还花大量笔墨描绘了已经走出湘西的新一代乡下人。对于这些从湘西走出、接受现代文明教育、拥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人，沈从文的态度是颇为模糊的。一方面，“女学生”、“自由恋爱”、“剪发”甚至革命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事物尽管也属于从湘西走出的部分年轻人，但与湘西世界中的大多数乡下人却是不相干的，“这种人对乡下那个多数是并无意义的，不曾发生何等影响的。”这让人想到《萧萧》中的“女学生”与萧萧等乡下人的关系。“自由恋爱”、“剪发”、“革命”这些具有鲜明的现代思想特征的行为，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笔下曾是反抗传统的激烈武器，然而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这些“现代”事物却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不具任何思想内涵。他将这些人称作“时髦青年”，所留给他的只是一种“痛苦印象”。

与对湘西发生的变异极度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常”则取明显相反态度。一方面，他继续肯定并试图保留湘西古典的素朴人生形式。当然，这一保留并非复古，而是面对新现实的更新。《湘西》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人生图画。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码头，……这里的人与事无不“杂糅神性和魔性。湘西的传说和神话，无不古艳动人。同这样差不多的还很多。”[4]对此，沈从文充满了眷恋的情感。然而，现实的艰难处境又使得这一“常”难以继续下去。正如沈从文在《泸溪?浦市?箱子岩》中慨叹道，浦市已经衰落，其肥人肥猪都因时代变迁已“失传”，连当地人也不大明白，浦市复兴的希望寄于浦市人是毫无意义的。《湘西》既展示了湘西诗意素朴的“常”的一面，同时也展示了湘西现实的种种痛苦。真实地展示湘西的“好处”与“坏处”，所指向的正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创造湘西的未来。这正如沈从文在《湘西?题记》中所说：“大家对于地方坏处缺少真正认识，对于地方好处更不会有何热烈爱好。即从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观察，不特知识理性难抬头，情感勇气也日见薄弱。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5]不同于《湘西》重在展示湘西现实的一面，《长河》在描绘湘西现实人事同时，更寄寓了沈从文内心的理想。《长河》中的老水手与《边城》中的老船夫一样，都是湘西传统人生形态的象征。而在夭夭、三黑子身上，则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延续。面对保安队长在吕家坪仗势欺人调戏夭夭，他们表现出勇敢的抗争精神。对自身及湘西的命运，他们充满自强自主的精神。夭夭说：“好看的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则追问：“这事是归谁排定的？”夭夭回答：“还是让你来编排吧。天下归你管，一定公平得多。”对于未来，夭夭这些湘西小儿女是乐观而向往的。她们希冀美好的东西能够永远留存下来，而老水手因历经人事沧桑，对未来不及夭夭乐观和单纯，他忧虑“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破，好花容易冻死”。但他又绝非听任世事摆布，他说：“夭夭你等着吧。总有一天有些事会要你来作主。”老水手总“好像已预先看到了些什么，即属于这地方明日的命运”。虽然他不轻易相信好的东西一定会长存，但他也不惧怕对未来的担当，与老船夫相比，他对未来的忧虑更少，而更多了几分抗争的勇气。而三黑子则更直接地说：“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一种自己命运自己做主的气质跃然纸上。这些显然都是《边城》中隐而未显的。

沈从文在《长河》《湘西》中对“常”与“变”的态度，与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中所描述的第三世界“反现代化”有相似之处。艾恺认为，对“现代”后果的反思是基于价值层面进行的，即由于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消灭了古典生活方式，由此对“现代”的到来充满拒斥和焦虑；而另一面，民族主义情感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它极大影响着他们对“现代”的态度。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与民族存亡的危机是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他们对现代化又表现出极力的追求向往。《长河》《湘西》虽然承袭了《湘行散记》中对乡下人及湘西的双重价值态度，但其思考又不再拘囿于乡下人及湘西的存在命运上。这两部作品触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现代”在湘西的出现。这不仅联系着湘西作为一“神之尚存”世界的未来走向，也联系着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沈从文对“现代”的反思，以及期冀“常”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留存的愿望，也就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乡下人”的必然选择，不仅仅是他眷恋一个“神之尚存”的古老世界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这一态度也牵涉到艾恺说的作为一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转型时期的复杂文化心理。在关于“现代”这一问题上，沈从文的态度的确很复杂。他对“现代”的反思，既在于“现代”本身的弊病，更在于它逐渐消灭着这个民族固有的美德，并使其呈现出走向堕落的趋势，然而民族主义情结又使得沈从文不能对现代化取消极态度，相反他有时会表现出不相协调的积极一面。以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为例。沈从文在《湘西》中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于他在理想生命构建中的思考，而是充分体现出他在双重境遇下的两难处境。在看到湘西自然之美时，他慨叹道：“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人格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现实并不使人沉醉，倒令人深思。……更容易关心到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说起它时使人痛苦，因为明白人类在某种方式下生存，受时代陶冶，会发生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6]“人与自然契合”的诗意感与现实中的痛苦感交织在一起。这并非是出于沈从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反复不定，而是因为这两种情绪是源于不同思路下的思考，其具体前提是不一样的。对谐和状态的向往，是基于普遍意义上人的应然存在形态，而提倡人对自然的征服，则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在民族主义情感推动下，在对现代化这一历史目标追求下的选择。正如艾恺在对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的分析中指出的，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现代”时具有的双重态度。而对于从湘西这一“神之存在”的世界中走出的沈从文言，这一转型期文化心理也就表现得更为尖锐和明显。至此，沈从文对待湘西世界的双重价值态度也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一方面，他崇尚“神之尚存”的湘西世界，并以此为参照批判“现代”对本然人性的压抑，他将之称为“神之解体”时代；在建构层面沈从文力图恢复生命中的神性，为此他以“美”与“爱”为核心进行理想层面的“神”之重构，尽管其中也交融着佛、基督教、泛神论等外来思想因子，但其核心终是以湘西巫楚文化思想中的神性为主要资源。与此同时，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又始终保留一种批判性态度，当他走出边城进入现代文化境遇，“五四”以降的文化思想尤其是以启蒙为手段、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目的又深深地影响着他，这促使他对原有乡下人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构，并体现出与上述思考相悖的一面。他反思乡下人的理性蒙昧的生命存在以及其生命与自然同一而缺乏与自然抗争能力的生存状态，都与此紧密相关。

40年代的沈从文对湘西具体境遇的思考，看似与他在抽象层面进行的神性重造并无直接关联，但实际上却不尽然。一方面，尽管沈从文对理想生命的建构完全是从抽象而非现实层面进行的，但背后的缘由显然与他对现实中一切“有形社会无形观念”的失望甚至绝望有关，这一失望不仅仅是“现代”带给他的，也包括日渐被“现代”侵蚀的湘西世界，如果说早期他还能以“神之尚存”的湘西为依托，那么此期沈从文则已经难以从现实层面找到一个可以寄托其理想生命的空间，这可以视作是他选择转入抽象进行神性重构的一个直接缘由。更值得玩味的是，当沈从文在对进入现代的湘西进行“具象”书写时，他生命深处存在的却是“抽象”。他在《水云》中对这一时期的创作状态描述道：“天气渐渐冷了，我已不能再在院中阳光下写什么。且似乎也并无什么故事可写了。……我需要什么？不大明白，……当时若能写个长篇小说，照《边城》题记中所说，写崩溃了的乡村一切，……但这种题目和当时心境可不相合。……我要和生命中那种无固定的性能力继续挣扎。尽可能去努力转移自己到一种无碍于人我的生活方式上去。”[7]他又说：“我不惧怕事实，却需要逃避抽象，因为事实只是一团纠纷，而抽象却为排列得极有秩序的无可奈何苦闷。于是用这种‘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因之产生《长河》，产生《芸庐纪事》，两个作品到后终于被扣留无从出版，不是偶然事件。因为从当前普遍社会要求说来，对战事描写，是不必要如此向人性深处掘发的。其实我那时最宜写的是忠忠实实记述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若能够用文字好好保留下来，毫无可疑，将是一个有光辉的笔录。”[8]写《长河》，写“崩溃了的乡村一切”，沈从文认为并不符合他“当时心情”，那么什么才是符合沈从文“当时心情”的呢？应该是后来沈从文致力的“抽象”，即他所说的“那些偶然行为如何形成一种抽象意象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抽象情绪的流动，《长河》与《芸庐纪事》中依旧保留了对人性深处的兴趣和挖掘，也有着不少前期湘西作品中难以看到的抽象之语。其实，沈从文从昆明之前就开始了抽象书写。[9]在1937年写《凤子（十）》时，他就已经有大段的“抽象”体验。[10]沈从文这一时期的抽象之言在《长河》《芸庐纪事》中也多有出现。如《芸庐纪事》中“我动，我存在；我思，我明白一切存在”这一节所写的就是主人公的抽象思考；《七色魇》写的是沈从文乡居昆明的日常生活，在叙事上也将对具象的乡下人生活描写与“我”的抽象思考交织在一处，前者往往只是引发“我”思考的人事，所写的实“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11]可见，40年代沈从文在进行具象书写时，其背后也同时存在着他对生命的抽象思考，与他这一时期的抽象理念有密切关系。(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