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神性”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自然的神性”_沈从文的思想研究

在之前有关生命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沈从文的思考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一是对人与自然谐和存在的肯定，一是对此种状态的反思。但此期沈从文在这一问题上又有了新的探索，在谈到理想生命时，他继续肯定了人与自然的谐和存在，但这一思考却不再是从乡下人与自然相依存中体现，而更多是从他个人生命体验出发，生命载体不再是乏理性的乡下人，而是具有主体意志的现代人，或者说，此时沈从文将《湘行书简》中“我”对自然的体悟扩大并深化。

40年代沈从文的自然描写有一个突出现象，那就是对自然的书写往往与抽象思考相联系。这里的自然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自然景观，自然往往作为引子，主体由对自然的凝视、体验进入到一种抽象境界中。《长庚》中说：“在窗口见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顾盼。耳目所接，却俨然比若干被人称为伟大功名巨匠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清楚深得多。”星子给“我”的印象超越巨匠作品，道出了自然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主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在井边静静的无意识的觑着院落中那株银杏树，看树叶间微风吹动的方向。辨明风向那方吹，应向那方吹，俨然就可以借此悟出人生的秘密……注目一片蓝天，情绪作无边岸的游泳，仿佛过去未来，以及那个虚无，他无往不可以自由前去。他本身就是一个抽象。”[72]这里清晰地显示出“我”与自然对面时，由对自然的注视直接进入生命体悟的境地，“注目一片蓝天”与“情绪作无边岸的游泳”相隔无碍。在带自传性质的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说：

我住在一个乡下，因为某种工作，得常常离开了一切人，单独从个宽约八里的广大田坪通过。若跟随引水道曲折走去，可见到长年活鲜鲜的潺湲流水中，有无数小鱼小虾，随流追逐，悠然自得，各尽其性命之理。水流处多生长一簇簇野生慈姑，三箭形叶片虽比田中培育的较小，开的小白花却很有生气。花朵如水仙，白瓣黄蕊连缀成一小串，抽苔从中心挺起。路旁尚有一丛丛刺蓟属野草，开放出翠蓝色小花，比毋忘我草颜色形体尚清雅脱俗，使人眼目明爽，如对无云碧空，花谢后还结成无数小小刺球果子，便于借重野兽和家犬携带繁殖到另一处。若从其他几条较小路上走去，蚕豆麦田沟坎中，照例到处生长浅紫色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还涂上许多白粉。采摘来时不过半小时即已枯萎，正因为生命如此美丽而脆弱，更令人感觉生物中求生存与繁殖的神性。[73]

流水鱼虾、白花野草、麦田樱草，看似客观自然环境，但也是触发生命感悟乃至神性体验的媒介。在与自然对面时，“我”无不感受到生命的存在，鱼虾在流水中是“各尽其性命之理”，小鸟“充满了生命自得的快乐”；面对小花如对“无云碧空”，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比拟联想，而是生命因自然而超越具象现实，遁入另一抽象思考境界；樱草花则促使“我”感到生命的美丽和脆弱乃至求生的神性所在，自然于“我”正是“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存乎其间”[74]。

其次，“我”由自然进入抽象的玄思境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体会到万物皆存生命，一切万物皆现出自然的巧慧和庄严，现出生命的智慧和力量，神性即从中显现。比如“田野间依然是朝阳和露水，以及那个在露水朝阳中充分见出自然巧慧与庄严的野花。一种纯粹的神性，一切哲学的基本观念，一切艺术文学的伟大和神奇，亦无不即由之孕育而出”。[75]又如从对仙人掌的欣赏中“发现了神”，悟出了神性：“能欣赏仙人掌神奇的人怕不多。这东西从表面看来，平平无奇，可是开花时也有个神性在生命发展中存在，而且完完整整！在这一点上，我倒有点艺术家的自信，从理解入手，于是居然发现了神。一切生命都有他的尊严……原来我成天和仙人掌对面，竟悟出这种简单生物中的一点神性来了，发展那点神性，即‘顺天体道’。”[76]面对野花和仙人掌这类普通简单的自然景物，“我”意识到生命的神性所在，这显然与“我”的生命体悟紧密相关，这种体悟是直接的，但同时也是激烈的。《绿魇》中讲到“我”被一片绿色征服时的感悟：“我需要一点狂妄，……让固执的爱与热烈的恨，抽象或具体的交替来折磨我这颗心，于是我会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77](www.guayunfan.com)

与自然对面时直接进入玄思境界，并体悟到生命存在乃至神性，这与“我”面对自然时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沈从文在描述“我”与自然相对时，主体存在状态往往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此时失去了“我”，“我”已完全融于自然中，皈依于自然，接受自然给“我”的明悟，这一过程极也类似于他在爱欲小说中描写的“从肉体中见到神”的状态。《水云》中详细描写了这一体悟的过程：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不仅这些与偶然同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各有其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素朴，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生命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花木为防卫侵犯生长的小刺，为诱惑关心而具有的甜香，我似乎都因此领悟到它的因果。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78]

从这段话可以见出，能从自然中体悟到神性是由于这一过程中“我”的失去，“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显然不是对自然进行的一种逻辑性思考，而是主客一体乃至主体性丧失、生命完全融于自然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融入万物之中，意识到它们“各有其神性”，各现出“生命的庄严”，这与早期乡下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两相契合具有内在一致性。然而，在乡下人与自然的合一中见出神性，虽然同样是在“失去了‘我’”的前提下实现的，即乡下人缺乏主体性的存在状态，但此时的“我”显然与普通的乡下人有别，这一“失我”状态也不是一种被动的、或者说是一种自在的生命行为，而是具有充分的主动性，且源自“我”对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这就是“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换言之，“我”在花木的小刺和甜香中体会到生命存在并不是将物人化，而是由于在万物中体验到“美”，由此对万物充满一种具宗教情绪的“爱”。正是在这点上，“我”与乡下人有着重要的差别：乡下人与自然的谐和存在是由于缺乏主体意志和理性缺失，而此期则是出于“我”对万物具有的一种宗教式情感，是对内在主体的自觉要求。

在《绿魇》中，沈从文还将自然对“我”的征服以及“我”与自然谐和体验展示出来。在自然中，“我”触到“生命的本体”，而生命的神性也就在“我”对自然的领受中显现出来。

一片绿色早把我征服了。我的心这个时节就毫无用处，没有取予，缺少爱憎，失去应有的意义。在阳光变化中，我竟有点怀疑，我比其他绿色生物，究竟是否还有什么不同处。很显明，即有点分别，也不会比那生着桃灰色翅膀，颈臂上围条花带子的斑鸠，与树木区别还来得大。我仿佛触着了生命的本体。在阳光下包围于我身边的绿色，也正可用来象征人生。虽同一是个绿色，却有各种层次。绿与绿的重叠，分量比例略微不同时，便产生各式差异。这片绿色既在阳光下不断流动，因此恰如一个伟大乐曲的章节，在时间交替下进行，比乐律更精微处，是它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在这个境界中时，似乎人与自然完全趋于谐和，在谐和中又若还有具有一分突出自然的明悟。[79]

“绿色”即自然。在“绿色”中，“我的心”“毫无用处，没有取予，缺少爱憎”，这即“我”失去自身主体性，现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主客观对立关系已经不再，自我融于绿色中，与其他绿色生物化同。只有如此，“我”才触到了“生命的本体”，意识到“绿色”即生命，“从这个绿色次第与变化中”，“我”“发现象征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这一皈依于自然的生命境界，正是“人与自然完全趋于谐和”，且在谐和中“突出自然的明悟”。显然，在这一过程，“我”不是主要的，自然才是所有，只有“失去了我”，生命与宇宙万物才能达到真正谐和的境界，也即是生命与自然的最高存在状态：“神性”。不仅是在《绿魇》中，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众多文本中，沈从文也多次描写到“我”与自然一体的神性体验，如“有一天，独自在学校旁一列梧桐树下散步，太阳光从梧桐大叶空隙间滤过，光影铺在地面上，纵横交错。脚步踏到那些荡漾不定日影时，忽若有所契，有所悟，只觉得生命和一切都交互溶解在这个绿色迷离光影中，不可分别。超过了简文帝说的鱼鸟亲人境地，感觉到我只是自然一部分”。[80]《潜渊》中也有这种“失去我”而融入自然的生命体悟：“晚月已上，清光照大地，如敷银灰。树木房屋，无不各具一种奇异光影，带有魔性和神性。……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81]

“我”化成自然的一部分，是沈从文一再突出的面对自然时的感悟，这不仅是神性显现的重要途径，而且他还认为，这种皈依于自然、“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

[82]《黑魇》中也说道：“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汇合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83]沈从文将对自然的体悟与宗教和伟大艺术的产生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艺术产生过程中，他认为这种对自然的体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纯粹的神性，一切哲学的基本观念，一切艺术文学的伟大和神奇，亦无不由之孕育而出”（《主妇》其二）。这与沈从文的个体生命经验也有着紧密关系，他始终认为，为自然迷惑、疯狂是诗人或哲人的专利，迷惑和疯狂是从自然中见出神性的重要体验，而重新回到个人平衡则可视作是这一体悟过程结束后的生命记录。小说《主妇（其二）》中写到了“我”在滇池边与自然相对时的这种感悟：

我想看看滇池，直向水边走去。但见浸在一片碧波中的西山列嶂，在烟岚湿雾中如一线黛绿长眉。那片水在阳光中闪亮，更如美目流波。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不知不觉间已脚踏有螺蚌残骸的水畔。我知道，我的双脚和我的思索，在这个清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了一点，再向前走也许会直入滇池水深处。我得回家了。[84]

沈从文强调艺术与宗教的产生与自然神性的关系，与他早期“神即自然”的观点有着内在的承续。在他看来：“艺术史发展的检讨，历来多认为绘画，雕刻，以及比较近代性的音乐的伟大成就，差不多都源于一种宗教情感的泛滥。宗教且多依赖这种种而增加对人类影响的重要性。却很少人提及某种东方宗教信仰的本来，乃出于对自然壮美与奇谲的惊讶，而加以完全承认。……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即是边民宗教信仰的本旨。”[85]这一观点与湘西民俗中对自然的崇拜信仰有直接关系，但他此时提到对自然的宗教式情感，当然不是希望回归一种原始边地生活，这从他对乡下人存在的隐忧中可以见到，这可以说是他在面对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在进行理想生命的构建时，他依旧希图在现代社会中能够继续保留对自然皈依的情感，由此重建生命神性乃至高级艺术。此外，沈从文还感觉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是对“人”的消解，因为“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86]生命如自然一部分，看似失去了“我”的存在，但实际却是生命最高层次的存在，是生命为己的自由形态；与此相反的是生命为物存在，看似得到一切却失去了最本己的自我。

40年代沈从文对自然的理解，延续了早期“神即自然”中人与自然的谐和存在，以及这一状态中“我”消融于自然的方式，但明显的是，由于“我”与乡下人主体性质有别，“自然的神性”成了“我”与“自然”沟通直至神性显现的重要途径。这也导致沈从文在4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对自然与生命关系的处理与前期湘西小说有所不同。沈从文曾预备写一小说《断虹》，在《引言》中他谈道：“试将人类这种小小的哀乐得失，和面前拔空万尺的俊伟峭拔雪峰对比，即可知两相映照，而各有其千秋。一个是千古长年在强烈阳光下，用明蓝净洁天宇相陪衬，发出奇异眩目的光彩，虽如此瑰丽不凡，实永远不曾为任何人情感所及。……这或者也就正是人之所以为人，出于自然而又有以异于自然处：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人却只像是‘无不为而无为’。”[87]“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全部消失于自然中。”[88]沈从文在这里特别重视如何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表面看来是延续了早期湘西作品中的自然书写，但由于主体的变化，这一时期小说中的自然表现充满了浓厚的抽象意味。

1946年，沈从文再度创作了以湘西为题材的《雪晴》集，其中《赤魇》特别凸显了“我”面对自然时的情感体验。比较《赤魇》与早期《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中的自然描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点：

一种新的启示与发现，更不免使我茫然失措。原来正在这个当儿，在这个雪晴清绝山谷中，忽然腾起一片清新的号角声，一阵犬吠声。我明白，静寂的景物虽可从彩绘中见出生命，至于生命本身的动，那分象征生命律动与欢欣在寒气中发抖的角声，那派表示生命兴奋而狂热的犬吠声，以及在这个声音交错重叠综合中，带着碎心的惶恐，绝望的低嗥，紧迫的喘息，从微融残雪潮湿丛莽间奔窜的狐狸和獾兔，对于忧患来临挣扎求生所抱的生命意识，可决不是任何画家所能从事的工作！（《赤魇》）

我爬身到大殿后面园里去小便，正是雨后放晴，夕阳挂到屋角，留下一片黄色，天空一角白云，为落日烘成五彩，望到这暮景，望到那个在人家屋上淡淡的炊烟，听到鸡声同狗声，听到军营中喇叭声音，我想起了我们初来到此地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起我这个朋友的命运，以及我们生活的种种，很有点怅惘。（《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同是面对自然人事，《赤魇》中的“我”是个解说者，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的“我”则是个描述者，《赤魇》在解说中贯穿明确的主体性，对自然人事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小说尽管表现的同是人皈依于自然的情感，但这一意义却是通过叙述者的思考呈现出来的；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虽然也有怅惘的情绪，但更多是一种直观感受，从中透出的是“我”在面对生命多方时的混沌和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晴》集与沈从文后期的抽象类作品接近，而与之前的湘西故事有差异，由此也可见出，沈从文此期对自然的思考与其爱欲小说中对神性的表达其实是一致的，它同样是在对主体内在性规定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显然不同于乡下人生命状态。乡下人生命尽管谐和，却是一种自在生命形态的表现，“神即自然”是在自然与人各尽其性的存在中显现的，而此期“自然的神性”则更多出自个体内在的生命体验，是源自对主体对自身更高层次的规定，即人类必须克服对自然万物的主体性，具有对万物生命的理解，将自我融于万物，直至产生一种类似宗教情感的“爱”，并由此达至生命的神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