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遗民_石门先生身份考_梁寅的传奇人生

是否遗民_石门先生身份考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何为遗民

每一次朝代更迭，总会出现这么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国之将亡时，恪守臣民的本分，为臣者力挽大厦之将倾，为民者也在感情上尽抒对旧朝的依恋。文学史上由此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遗民诗人。遗民史上有两个庞大的遗民诗人群体——南宋遗民诗人群和明遗民（习惯上有时也称之为清初遗民）诗人群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方勇先生著《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以及张兵先生关于明遗民的系列论文等。但元遗民诗人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且元末遗民身份有颇多疑团，其中包括梁寅的遗民身份问题。

中国历史上对“遗民”概念的界定甚为模糊。或指亡国之民，或指心怀故国不愿与新朝合作者，或指隐居不仕者。在各类文献中，“遗民”“逸民”不分最为常见，与“隐士”“高士”“处士”，甚至“征君”“布衣”等概念也时相混淆。这种现象在宋以前尤为常见。如《左传》中有如此记载：“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盖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里的“遗民”显然指亡国后遗留下来的老百姓。又如《论语·微子》中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而欧阳询《艺文类聚》引汉杜笃《首阳山赋》中的定义：“其二老（指伯夷、叔齐）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直到《清史稿》，仍将遗臣与逸士传合而为《遗逸传》。但从总体趋势上看，越到近古，人们对“遗民”概念的界定越为严格。如归庄《历代遗民录序》称：“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而其用意则异。凡怀道袍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帷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清代归庄曾明确辨析：“遗民”“逸民”之异关键在于“逸”往往是个人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而“遗”则更包含着一种政治态度，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以及文人借此表达的对“士”之为士的理解。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往往被视为遗民之首而被后世膜拜，以至“采薇”不食周粟成了后世文人表达自己遗民心理的专有名词。但遗民的大量出现则是在南宋以降程朱理学使节操观念逐渐融于文人对“士”的理解之后。

二、元末死节效命的科目之士(www.guayunfan.com)

元代末期，宋一代登科者合计97300人，而元代仅取士1139人。作为科举道路上的幸运儿，元末进士在动乱时期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颇具楷模性意义，他们“死节效命”群体行为是其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赵翼《廿二史札记》“元末殉难者多进士”条云：“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延祐五年（1310）进士汪泽民，至治元年（1321）进士泰不华、赵琏，泰定四年（1327）进士李黻、王士元、郭嘉、杨惠，至顺元年进士刘耕孙，元统元年（1333）进士余阙、李齐、丑闾、塔不台、聂炳、明安达尔等。这个群体可谓不负科名，不遗余力地回报了国家曾给予的荣誉。据桂栖鹏先生在《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动向》一文中统计，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其中，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科目之士的代表。

党项人余阙于元统元年（1333）获右榜第三名进士及第，授同知泅州事。他刚毅耿介，为政严明，宿吏都对他又敬又怕。不久，他被召入京师应奉翰林文字，又转任刑部主事。因不愿阿谈权贵，遂弃官归庐州。后以修辽、金、宋三史召，复入翰林，为朝廷修撰史书。先后拜官监察御史、中书礼部员外郎、浙东道廉访司事等职，仍直言敢谏。攻安庆，被余阙打败。次年十月，陈友谅沿江而下，攻克小孤山，直趋安庆城下。在外无一甲之援的恶劣情势下，余阙坚持数月。次年（1358）一月，城陷，余阙引刀自刎，妻妾子女皆投井以殉。余阙死时，年仅56岁。

元末死节的科目之士中，不得不提的还有泰不华，他的声名仅次于余阙。

泰不华（1304—1352），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御赐“泰不华”之名，世居白野山。其父塔不台，入直宿卫，历仕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于台。虽为色目人，但泰不华家族在当时并不显赫，父亲只是行伍出身的下层官吏，家庭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苏天爵曾亲见过泰不华之父塔不台，曾在《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一文中称其“敦痝质实，宛如古人，于华言尚未深晓”。但因泰不华从小勤学好问、博闻强记，深得时任集贤待制的理学家周仁荣赏识，收他于门下培养教育。

延祐七年（1320），泰不华17岁时中江浙乡试第一。第二年，对策大廷，赐右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脱欢怙势贪暴，泰不华愤而劾罢之。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泰不华擢升为典签，拜中台监察御史，以尚气节，不随俗浮沉擅名。后出为台州路达鲁花赤。至正十二年（1352），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引起已降明廷的方国珍的疑虑，复入海以叛。泰不华一方面发兵扼黄岩之澄江，另又遣义士王大用为使至方国珍处劝降。国珍不仅不降，还扣留大用并发小舸二百只试图攻破海门，进犯马鞍诸山。泰不华只得亲率部众前往招降，最终肉搏战死。

三、是否遗民——拒仕新朝的文人之谜

余阙、泰不华、汪泽民等科目之士以战死疆场表达他们对元廷的忠诚、对元王朝的留恋，属于不折不扣的“元遗民”。但元末诸多文人在元亡后，数度受到明王朝的征召，却始终拒仕新朝。若以历代遗民的行为特征标准来衡量，他们完全可以被纳入元遗民的行列，但结合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来做全面考量，他们的入明不仕远非“遗民心态”这么简单。

拒仕新朝的有以下两种情况：

1.曾仕元（含仕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政权），入明不仕者。其中有杨维桢（1296—1370）、戴良（1317—1383）、赵汸（1319—1370）、胡行简（生卒年不详）、舒?（1304—1377）、沈梦麟（1308—1400）、李祁（生卒年不详）、张宪（约1320—约1373）。这个群体对新明王朝的抗拒十分坚定，最典型的代表为杨维桢。

杨维桢（1296—1370），字康夫，号铁崖，晚年又号老铁、东维子、铁笛道人，最响亮的号当属“抱遗老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绍兴）人。元代历任天台县尹、绍兴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曾擢江西儒学提举，因兵乱道梗未成行，前往富春山避难，之后举家回钱塘。张士诚据吴，杨维桢受到征召，但他往而不留。此后，因为规讽忤丞相达识帖木儿，不得不徒居松江，浪迹山水之间。明洪武二年，明太祖召修礼乐书，据《明史》的《杨维桢传》记载，他婉拒的言辞可谓经典，形象表达了遗民的心态：“岂有八十老妇人，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耳阳”。并赋《老客妇谣》示不愿出仕新朝之意。获得明太祖首肯后，他才前往南京，但只逗留四个月，便以白衣乞骸骨，终于获许可还乡。

2.元明两朝皆不仕者

梁寅是其中一员，与他经历和人生选择相近的知识分子还有周霆震（1292—1379）、汪克宽（1303—1372）、王逢（1319—1388）、丁鹤年（1335—1405）、邓雅（生卒年不详）、郭枉（生卒年不详）、鲁贞（生卒年不详）、郑玉（生卒年不详）等。现录入他们的生平，可与梁寅作比。

周霆震（1292—1379），字亨远，以先世居石门田西，自号石田子初、石西子。门人私谥为清节先生。吉州安成（今江西安福一带）人。早年刻意学问，多从宋诸遗老游。延祐行科举，不第，遂杜门专意于古文辞。晚遭世乱，东奔西走，诗多哀怨之音。有《石初集》。四库馆臣评：周霆震亲见元代之盛，又亲见元代之亡。故其诗忧时伤乱，感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谣》《李浔阳死节歌》《兵前鼓》《农谣》《杜鹃行》《过玉成砦》《关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龙剑歌》《寇至杂咏》《寇自北来》《军中苦乐谣》《宿州歌》诸篇，并叙述乱离，沉痛酸楚，使异代尚如见其情状。

汪克宽（1303—1372），字德辅，一字仲裕。祁门（今属安徽祁门）人。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以聚徒讲学为业。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征修元史。书成不愿仕，以老疾辞归。洪武五年卒于家。

王逢（1319—1388），字原吉，号席帽山人、梧溪子，最闲园丁。江阴（今属江苏）人。至正年间，曾作《河清颂》歌颂元王朝，行台及宪司交荐之，皆以疾辞。张氏据吴，王逢拒不受聘，还通过友人劝说张氏降元。张士诚降元为太尉，他即写诗扬。元亡后，王逢诗中以忠于金室的元好问、刘因自喻。著有《梧溪集》，集中多记宋元忠孝节义之事。

丁鹤年（1335—1405），以字行，一字永庚。回族。曾祖阿老丁与弟乌马儿皆世商。元世祖征西域，军粮匮乏，杖策军门，尽以赀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朝请。乌马儿累官甘肃行省左垂。老丁杖策军门，尽以货献。论功，赐田宅京师，奉丁鹤年父马禄丁以世荫为武昌县达鲁哈赤，死后葬于武昌。至正十二年，刘福通起义军攻打武昌，丁鹤年先后流亡于镇江、浙东、四明之间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元亡后十二年，才辗转回到武昌。丁鹤年家世仕元，遭时兵乱，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饮泣赋诗，情词妻恻。他的诗中有“行踪不异泉东徒，心事惟随雁北”此类诗句，时见寄托之意。晚年学佛法，庐于父夏，以终其身。

邓雅，字伯言。生卒年不详。集中有洪武壬戌辞聘诗。与梁寅交游，文集已佚。四库馆臣据邓雅文集考证，邓雅虽辞聘，而其文集末一卷为《朝京纪行诗》，且有应制赋钟山云气冱之作，以此推断邓雅被征后，虽当时未允其辞，仍被起送入都，之后始得放还，与张昱等遭遇相似。

郭枉，字彦章，别号静思。生卒年不详。吉水（今属江西）人。元末隐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征，不就，竟以贫死。郭枉遭遇时艰，转侧兵戈，流离道路。目击时事阽危之状，故见诸吟咏者每多愁苦之词。如《悲庐陵》《悲武昌》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盗贼残破郡邑事实，言之确凿，尤足稗史传之网。有《静思集》。

这些不仕文人被部分学者作为元遗民的群体来考察。但前文详尽梳理过元代知识分子不仕的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然而明初新庭大力征召文人学士入京，缘何以梁寅为代表的文人仍然没有留在京师为官，依然回归故里授徒著书了其余生呢？笔者认为以梁寅为代表的这群文人并不能归入“元遗民”的群体来考量，他们元明两朝皆不仕的人生选择下蕴藏复杂且痛苦的深层社会及文化因素。接续上文对梁寅们元代不仕的背景分析，下文将深入分析明初的政治文化环境，以此推测梁寅们苦闷尴尬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