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梁寅为代表的不仕文人之心态_梁寅的传奇人生

以梁寅为代表的不仕文人之心态_梁寅的传奇人生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经指出“明初文人多不仕”，这些不愿出仕的文人，大多遁迹于山林田野。实际上不仅是明初，元代后期文人隐逸不仕的风气就已盛行，而在元明之际达到高潮。这些隐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元代就无意仕进、屏居山野的文人，譬如罗源泉，《玉笥集》中“喜寻玉笥松云巢，懒谒金台朱紫贵”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心声，隐居玉笥山八十余年；再如何同德，世居屏山之下，自其祖父辈数世隐德不耀，隐居不仕。第二类是数量众多的“征士”，他们有声望且受诏书征召，却以各种方式拒绝。明初曾长时间大规模网罗民间人才，征辟举荐是洪武朝官吏的主要来源，弘治《抚州府志》所记载的明初延揽人才的名目，竟有15种之多。临江的众多征士里，最有名的是为《玉笥集》作过序、与邓伯言相交甚深的梁寅（1303—1389）。前文曾介绍明太祖即位之前，梁寅被征入南京纂修礼书，“寅在礼局中，讨论精审，诸儒皆推服”，曾经负责草拟郊祀（祭天地）歌辞。礼书修成之后，梁寅以年老乞归，隐居于新喻石门山教授生徒，靖难名臣黄子澄、练子宁，以及永乐朝显宦金幼孜，都出于其门。第三类是明初被征聘出山而后弃官隐居者。明初有大量官员是在政府催逼之下被迫受职，他们虽身虽处于庙堂之上，心仍不忘乎山水之间，眷恋山野无心仕宦。例如周文瞻，洪武三年迫于朝中压力应诏，授官承事郎、吏部主事，结果“未满岁，以老疾病告归田里”，自号“明农隐逸”。

明初文人隐遁不仕，一方面是“当时用法之严”使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延续了元代文人的生活状态。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的影响，普遍抱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汉代以来，以儒起家的文人就是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但元朝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吏治国”的时代，对儒学与儒士的压制，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以临江府为例，南宋一朝临江共有进士236名，而元代仅有18人，即便加上乡贡15人，也不足南宋进士数目的零头。元代后期奉化文人董复礼曾经感慨当地文人为官者的稀少，称“数十年之内，（奉化）士大夫登朝廷、仕州郡者仅屈指计，较之向时（南宋）之盛，百不及一二”。[3]除了去做士大夫向来不屑的“吏”之外，元代文人入仕的途径基本被堵塞了。这种进身无路、入仕乏门的状况长期延续，结果使得文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世济民的入世理想与天下国家的宏大关怀逐渐地消泯磨灭，知识分子由渴望出仕，到习惯性地疏离政治、安于隐遁；诗词文赋与山野田园取代了功名政事，成为文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元末的余阙（1303—1358），曾经描述仕途堵塞与元代士风变化的关系：（元前期罢科举）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因翱翔自放，无所求于人，已而皆无所遇。

元代前期即有文人因为仕宦路绝而“翱翔自放”，而延祐之后虽然重开科举，但也只是“拔一二于千百中”的门面工程，不过借此粉饰太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儒士的出路问题，如梁寅这样屡试不第的文人不在少数，文人的进取之志受到严重打击，乃至逐渐消沉。即便学术与文风最盛的江南地区，文人对科举也同样冷眼漠视，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南士）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

由上可知，安于田里、不乐出仕，元代后期就已经是士大夫中的一种风气。明初浓重的隐逸风习，很大程度上即是沿袭前代而来；文人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也与元代一脉相承。(www.guayunfan.com)

在被动或者主动地疏远了政治、放弃了传统士大夫治平天下的事功理想之后，文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林中泉下，聚焦于个体生命的安逸闲适，在诗词文赋之中开辟出了一个可以寄托心灵的新天地。如前文提到的明初屡召不仕的典型邓伯言，他的《玉笥集》中有众多诗作都咏唱田园隐居的安适与文人酬唱的愉悦，体现了士大夫价值观念的转变，跟以往充溢着抑郁之气的隐士诗作不同。尽管邓伯言本人也亲历了元末的离乱动荡，但除去三四首作品对社会现实有所反映之外，其余五百多首诗作对民间疾苦都无关注。从庙堂廊庑，到山林田野；从以道自任，到以文自娱；从关注社稷民生，到退守小我的心灵一隅——这是元末文人群体普遍发生的价值转变。

在士大夫入世精神消退的背景下，明初不遗余力地网罗文士为官，试图将他们拉回疏离已久的政治中来，这不能不与文人疏离政治的价值取向产生严重对立。诗人坚持隐遁的道路，背后有多重的原因，一方面是前面已述的元末文人安心田园、无意仕宦的价值取向。除去耕读，和元代多数文人一样，他们在诗文之中找到了寄托襟怀的天地。田亩躬耕可以足衣食，山林游乐可以怡身心，诗文唱和可以寄精神，在仕宦之外他们已拥有了一个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自足的世界。田园生活的恬适，已经消解了入世立功的雄心，安居林下是诗人主动的生活选择，其中没有被迫的因素。另一方面当然是上文所述的明初极权政治带来的高压与恐惧。

但是在明初大规模征辟人才的背景下，如梁寅、邓伯言这样被召入京的文人不在少数。征召之令一旦下达，就免不了地方政府的催迫，高卧不起会有获罪的可能，文人们不得不在两难的抉择间挣扎。但需要强调的是，与坚持不仕二朝的遗民杨维桢等人不同，梁寅、邓伯言这类知识分子对新建立的明朝并无敌视抗拒之意。

邓伯言的《玉笥集》中有不少颂美新朝之作，虽然有一些诗歌（如受召应制诗）属于应景之作，但从一些私人唱和的作品中，还是能够看出作者对明朝的真实态度。除去这种温和的遗民心态，明初政治环境的严苛，可能是邓伯言屡辞不仕的原因。元末明初的文人本来就缺乏政治热情，这种约束严厉、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更使得文人士大夫畏惧退缩。而邓伯言再三以老病推托不出，应当也有借鉴前车、避祸自保的考虑。邓伯言的不少朋友或作为元朝故官，或作为民间贤良被举荐入京。《玉笥集》中《送艾录事元晖赴召》《送刘进士允泰赴召》《送永丰曾仲省赴召》《送陈伯良之京》等诗即作于这种背景之下。虽然只是一名地方上小有名气的诗人，邓伯言也未能逃脱征辟。名文人受到政府的多次征辟，这在明初并不少见。面对国家的频繁征召，隐士们大多心怀忧惧。“常恐白云散，门外来征车”“自是鹿门堪隐逸，只愁天遣使车迎”，即是这种忧虑心情的写照。

梁寅与邓伯言的经历十分相似。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他入明后不仕的心态。明初，梁寅以65岁高龄被征入京师修礼书，入京不久即写了《上陶学士书》《上宰相参政书》，表明自己无意爵禄、意欲还乡之意。但之后的诸多作品中，又表达了他对明王朝的赞颂、尊崇之心，如《南归赋》：“煌煌乎大明之盛典兮，搜岩穴而旁征。承赐金之渥恩兮，荷锡服之殊荣。”《思远诗》（其三）：“赫赫皇明，文治肇兴。惟俊良是询，惟隐沦是征。阳耀既昭，祥凤斯鸣。九野混同，神骥骋能。嗟余罢老，尔永诏以行。推孝以为忠，惟心之贞。”《东武吟》：“随珠耀明月，和璧夸悬黎。及时不自献，明君焉得知。”《京城桥南寓馆雨寒咏怀》（其三）：“赐衣来自九重天，野服兼随远信传。圣君忧老无穷感，儿子思亲也可怜。”《京城元夕》（其二）：“千门焜燿同京洛，万里生平感圣朝。”《正月四日恭睹龙飞欢忭而作》：“赫赫大明逢盛代，载歌周雅赞皇文。”由此可以推论，梁寅毕竟身为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根深蒂固，因此入京修礼书成就了梁寅内心深处多年的期盼，所以不禁多次提及，而对重用他的明朝则情不自禁地歌功颂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梁寅”条云：“方之抱遗翁似有间矣。故序于通籍者之列。”“抱遗翁”即杨维桢，前文曾介绍过大明征修礼书，也召请了杨维桢，但遭到了杨维桢的婉拒，并幽默地作比：“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明确表明了自己不仕两朝的心意。后来迫于无奈入京，见明太祖，奏对称：“陛下竭吾所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在京城只过了110天就回家了，宋濂赠诗给他，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可见梁寅与有着执着“遗民心态”的杨维桢很不同，他内心深处并不抗拒新朝。但与邓伯言相似，梁寅一方面在元末的环境中已适应了隐逸的恬淡生活，消解了入世立功的雄心，另一方面则是在明初复杂的高压政治环境中，出于避祸保身的心态，最终急流勇退，回归故里继续此前的授徒著书的隐士生活。

【注释】

[1]左东岭：《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第104—111页。

[2]《中承集》卷上《石田书隐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5册，第6页。

[3]张佳佳：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