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经》学研究概貌_梁寅的传奇人生

元代《诗经》学研究概貌_梁寅的传奇人生

元代《诗经》学研究的著述颇为丰富，《四库全书》收录的专著有七部，分别是梁寅《诗演义》，许谦《诗集传名物钞》，梁益《诗传旁通》，刘瑾《诗传通释》，刘玉汝《诗缵绪》，朱倬《诗经疑问》，朱公迁、王逢、何英合著的《诗经疏义会通》。《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三部，分别是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罗复《诗集传音释》和李公凯《直音旁训毛诗句解》，林泉生《明经题断诗义矜式》和刘贞《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现存有元刻本。另有一部分像熊朋来《诗经说》，马端临撰、钟惺辑《文献诗考》，王义山《诗讲义》（一篇），戴表元《菁菁者莪讲义》，李恕《毛诗旁注》，许谦撰、吴骞辑《诗谱钞》（一卷），何异孙《诗经问对》，无名氏《详音句读明本大字毛诗》四卷，王恽《商鲁颂次序说》等，只是存目。

现有的元代《诗经》著述很多都是对朱熹《诗经集传》的绍述。朱熹的思想和学术在南宋理宗时期就已被人们关注，但彼时，无论他的思想还是著述都未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诗经集传》也只是众多《诗经》学研究著述中的一种，和其他人的研究平分秋色。

朱熹思想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学术思想要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开始算起。延祐科举（不仅标志着元代科举制度的建立，也表明经学和当时的四书学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推进着朱熹思想在当时社会的普及。

按元代科举条例规定：科考仅设进士一科，分为二榜。一榜为蒙古人与色目人，二榜为汉人与南人。汉人与南人共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从“四书”内出题，并用朱熹章句集注；另试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之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不拘格律。元代的科考规定对元代学术影响极大。元代不少诗经学者纷纷以申述朱熹《诗经学》为职志，在名物训诂、诗篇旨意、艺术手法等方面竭力绍述朱熹《诗经集传》，甚至有削足适履的倾向。如刘瑾《诗传通释》，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罗复《诗集传音释》，许谦借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蔡氏《毛诗名物解》等研究成果，以朱熹的《诗经集传》为蓝本，致力于名物训诂。(www.guayunfan.com)

元代科考规定，《诗经》虽以朱熹说解为尊，但又不唯朱是从，一些古注疏也有可取之处。这种较为开明的思想又对元代《诗经学》有所影响。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能博采众长，冲破旧注疏之误，并不完全遵从朱熹说解，与明代官方经学以朱熹传注和朱熹编选的传注为不可违背的唯一标准有所不同。元代学者虽尊崇朱熹，但并未使注疏僵化。因而，元代诗经学并非仅限于“绍述朱子”，在思想和体例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是宋代诗经学理性思辨学理冲突之后的一种积淀、反思、融合与蜕变，显现出与宋明诗经学研究不同的特质。其中一些著述在尊朱基础之上努力摆脱朱传模式，梁寅《诗演义》、刘玉汝《诗缵绪》就是其中的代表。一方面从《诗经》的文本出发，领会其义理，一方面对朱传进行演义，使经义更容易理解。

元代还出现了少数对朱熹诗经学大张挞伐的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发表了《诗序》不可废、朱熹“淫诗”说多可疑等观点，对朱熹进行了批判。如该作卷一百七十八对朱熹恶《序》太过的观念提出强烈批评：“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后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该卷又从孔子删诗角度来对朱熹“淫诗”说釜底抽薪：“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马端临与元代其他学者的解经取向迥乎不同，他并不尊奉朱熹的神圣地位。这种未受朱熹说诗藩篱束缚的学术观念，无疑给当时诗经学增添了一道亮景，彰显出元代学者治学的多元化。

《四库全书总目·诗演义提要》中对历朝诗经研究的特点都有较为中肯贴切的评价，元代诗经学研究特点的结论是：“元儒之学，主于笃实。”《四库全书》著录元代《诗经》研究著作7部，评价多为正面肯定意见，认为元代《诗经》学术尚“主于笃实”，胜于后代出现的“虚谈高论”。其中评梁寅《诗演义》曰：“今考其书，大抵浅显易见，切近不支。元儒之学，主于笃实，犹胜虚谈高论、横生臆解者也。”梁寅《诗演义》对很多诗作的解读确实言简意赅、不会旁生支解，对初学《诗经》者尤为合适。如释《邶风·静女》：“三章皆赋也。‘静女其姝’，言女子闲静而色美也。‘俟我于城隅’，期会于城外也’，‘爱而不见’，失期未至也。‘搔首’，以手爬其头也。‘踟蹰’，行不进也，盖不见而盘桓以俟其至尔。”文白意顺，通俗易懂，十分契合《四库全书》对此书的评价。

《四库全书》中评许谦《诗集传名物抄》曰：“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疑”；评梁益《诗传旁通》曰：“是是非非，绝不坚持门户”；评刘瑾《诗传通释》曰：此书虽“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刘瑾《诗传通释》中曾如此评《诗大序》“正变”“美刺”之说：“愚按：诗人各随当时政教善恶、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尝有意于为‘正’为‘变’。后人比而观之，遂有‘正’‘变’之分。所‘正风雅’为文、武、成王时诗，‘变风雅’为康、昭以后所作矣。《豳风》不可以为康、昭以后之诗也。大抵就各诗论之，以美为‘正’，以刺为‘变’，犹之可也。若拘其时世分其篇帙，则其可疑者多矣。”[1]可见刘瑾此书虽为阐释朱子《诗经集传》而作，然而其中也不乏依情据实的个人创见，难怪四库馆臣称道此书“议论亦颇笃实”。

时下学术界对元代《诗经》学术一般持相对肯定态度，认为元儒虽多传程朱理学，却并未使之僵化教条，求实精神尚未消亡。在经传训诂和名物考释方面能够有所补充和丰富；在理学大义方面能够会合朱学与陆学而有所发展；甚至还能听到批评朱子《诗》说的声音，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诗经》部分。在科举考试方面，虽指定以《诗经集传》为《诗经》科试用书，又指明可以“兼用古注疏”。与明代官方敕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定其传注为不可改易之教条，崇其思想为必须信奉之权威的状况相比，元代《诗经》学术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