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不兴的文人之殇_梁寅的传奇人生

科举不兴的文人之殇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元代之前的科举

科举制度首创于隋而大兴于唐，但唐代科举，每科取30人登第，若没有合格的人选，也不会降低要求取录。据统计，有唐一代登科人数共计6656人，可见登科入仕对大多数书生来说还是个难圆的梦。这种局面在宋代则大有改观。经过唐后期至五代十国200余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宋代又一次实现了统一。然而，宋主自得天下后，一直未能摆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蒙元的困扰。

有宋一代，边境战事连绵不断。在这种窘迫情势下，朝廷本应加强武备。枕戈待旦，但其统治者却采取了重文轻武、大兴文治的政策，原因之一是宋朝统治者不能不汲取唐后期出现武官割据从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教训。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宰臣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一语道破他重用文臣的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宋人痛感五代十国动乱之中，忠臣义士寥寥无几，人伦道德丧失殆尽。宋人欧阳修曾痛心疾首地感叹：“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灭矣!”[3]因此，宋朝统治者力图以大兴文治以强化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培养忠于宋王朝的忠孝节义之士，防止出现唐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对内制造分裂割据的乱臣贼子和对外投降、为虎作伥的贰臣，达到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宋王朝集权统治的目的，同时，也以此抵御外族文化风习的入侵。由于大兴文治的政策和选用文士的需要，统治集团广开科举选官的门路，对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吸引、诱导中小地主以至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自幼就热衷于功名利禄，所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4]。“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寒士通过科考而发迹，社会地位陡变。北宋通过科考晋身的人数达到了51660人，南宋45640人，有宋一代登科者合计97300人。[5]

在朝执政的公卿巨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常常把这些新贵作为择婿的目标，并且有时并不顾及这些新贵是否自愿“弃亲背妇”，甚至出现了“榜下捉婿”的闹剧。随着这种风气和价值观的盛行，赳赳武夫黯然失色，而才子则成了前程可望可及的“白衣卿相”。从中举登第的书生来说，要想在官场站稳脚跟，结交权门不失为最佳捷径。这样，一方面朝廷重视文人的作用，委之以重任，寄之以大命，一方面社会舆论对文人推崇备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宋代文人是怀有相当深刻的优越感的。(www.guayunfan.com)

二、科举兴废中起落的元代文人

元代文人远不如两宋文人那么幸运。公元1279年，当蒙古这个来自漠北的游牧民族以其悍武善战的锐势一举灭亡了长期积弱不振的南宋王朝之后，蒙古征服者对汉族封建文化的理性秩序的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使传统的礼治德政在这个重武力征服的政权中顿时失去了光彩，而温柔敦厚的文人便难以逃脱被贬抑、被驱逐的厄运了。南宋的灭亡，科举制度的被冷落，无疑颠覆了长期受中原文化熏陶的汉族文人的人生观。据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附录一《历代登科表》，有元一代科举时断时续举行了16次，仅录取进士1139人。现实世界的种种冷酷与混乱使元代文人指向现实世界的进取精神大为萎缩。《渔樵记》中的朱买臣，《荐福碑》中的张镐，《冻苏秦》中的苏秦……元杂剧中失意落魄的文人形象比比皆是，难怪元人宋子贞感叹国家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戴表元在《陈无逸诗序》中感叹“盖虽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事实上，只要对中国文人心态稍作剖析就可以知道，“无所累”看似洒脱，背后深藏的却是科举废除后文人精神漂泊失所的困惑与无奈。

此外，科举不兴，元代职官队伍的基本格局是宿卫出身的蒙古贵族子弟把持要津，次要职位则主要由吏员出任，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曾在《治道》一文中就此事向朝廷上奏：“今中外百官，悉出于吏。观其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口方脱乳，已入公门。目不识丁，即亲案牍。区区簿书，期会之末尚不通习，其视内圣外王之学为何物？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何事？苟图傣考，争先品级，以致临政懵无所知。”这样的职官制度导致官员队伍文化素质低下，缺乏责任心和政治才能，据要津者侍尊贵之势，肆然于上，贪而无艺，欲而无厌，国计民虞，了不为念，社会贿赂公行。吴澄曾慨叹彼时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且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元朝停废隋唐以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大开由吏入仕之门，导致吏治日益腐败，这也迫使当朝考虑尝试重行科举以矫正吏治，而这种尝试势必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正因为如此，元代兴废科举之争从未消歇过，其中“戊戌选试”和延祐科举最为轰动，而延祐二年（1315）重行科举距戊戌选试己有77年之久。但此后出于蒙古贵族狭隘的民族心理，至元朝灭亡期间又停罢过两科科举。不过总而言之，科举取士作为隋唐以来最重要的选才制度，毕竟基本上被元朝统治者接续下来了。

但是，延祐二年恢复科举后录取人数远不及宋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还常常遭到朝野攻评曰“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尽管如此，对于有着浓厚“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汉族文人来说，科举无疑仍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自士阶层形成以来，中国文人始终将为明天子奉良筹、大济天下苍生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把参与国家管理视作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途径，而登科入仕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桥梁。蒙人入主，文人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最低谷，一度让无数文人无所适从。经过近八十年的科举兴废之争以后，元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重兴科举对巩固帝国统治的重要性，这对于长期被置于社会零余人地位的文人来说，不啻天降甘霖，虽然能受其滋润的概率小得令后人叹惋，但已足够使无数文人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赞道：“寥寥七十余年，而普颜笃皇帝克不坠祖宗之令典，尊号曰仁，不亦宜乎!”元无名氏所撰《大元昌运》一文，更是为元王朝大唱赞歌：“大哉乾元!至哉乾元!合德乾坤，为民父母。神武一奋，疆宇泰恢。……洪惟大元肇兴，间世英武，席卷八荒，囊括四海，东至日出之旸谷，西至日昧之虞渊，寸地尺天，皆入版图，自开辟以来未有之也，伟欤盛哉!”在作者看来，蒙古统治者得天下是顺应天意，元朝广阔的版图皆被大元仁光普照。

元代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6]。程朱理学此时正式成为官学，确立了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广大科举之士成了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汉族伦理文化经过与草原文化长时间的碰撞、磨合之后，终于在元代后期得以重建：孝事父母、友于兄弟、勤谨、廉洁、谦让、循良、笃实、慎默、不犯赃滥，徐元瑞曾为习吏者概括的“律书要旨”显然表明，君臣父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己重新被包括“汉人”“南人”在内的官员所接受，成为元末官员的主流道德观，既食元禄，则为元臣，开始对元廷产生归属感。

由此看出，元朝统治者主动调整统治策略，复开科举，无疑缓和了汉人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民族关系，元初汉人对元朝统治者“夷狄俗无礼法，绝非人类”的指斥逐渐淡去，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间文化的交融日益密切，异族入主带来的震撼已经渐趋平静，元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趋向于多元化，他们中既有栖居山林坐待清明者，也有胸怀用世之心，不肯坐观生灵涂炭者。同为深受传统儒学浸染的文人，不论是为独善其身而隐，还是志在兼济天下而出，都能从丰富的儒学理论中为自己找到依据：天下无道，固然可隐；而在苍生扰扰的乱世之下，“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同样为待时而出者提供了心理依托。正如韩愈所云：“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