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党祸中挣扎的明代文人_梁寅的传奇人生

文祸党祸中挣扎的明代文人_梁寅的传奇人生

在经过由元入明的朝代更替之后，曾经不同处境、立场的文人个体都会有他们各自不同的遭遇、命运和心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易代遭遇，同样的明初王朝和高压政治，因此同样背景环境下的共同感受、共同情绪造就了他们共同的却又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殊心态。

一、忐忑与避祸心态

随着因文祸、党祸而带来的悲剧的不断上演，文人心态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最初对友人受害的震动忐忑，到由避祸而产生的拘谨，从对政治的冷漠消沉，到对君主的失望与迎合，一切都是源于明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时代因素，一切都是文人深处绝境之时自然心态地流露与转变。在对文人的打击残害中，吴中文人与浙东文人群体受迫害程度最为严重。至交好友的无端丧命更能够在文人群体中产生震慑。以高启被腰斩为例，由于它的序幕性意义和惨烈程度，曾在当时甚至后来的文人群体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惊惧、震动和愤慨。从悼念高启的诗文中不难发现这一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产生的影响。《高青丘集》所收《哀诛》篇中，有张适《哀辞》、王行《祭文》、徐贲《哀悼》等近二十篇哀思之作。他们感慨灾难突然降临：“式省愆兮兢惕，恐驾祸兮逮躬。何出乎不测兮，罹此大咎”，“何速谗有不免兮，竟催祸之惨烈”；他们为怀才好友的离去悲痛不已：“一读一怆情，老泪屡挥滴”，“旧业荒芜亲友散，青灯夜雨泣孤嫠”；他们又愤慨天道之不公：“圣朝重英彦，草泽无遗逸。若人抱奇才，独为泉下客”。当身边的至亲好友受到迫害之后，他们清醒感受到了哀怨和痛心，更加明确意识到是时政治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与高启同时遇害的王彝、魏观也都是文坛名宿，他们的猝死，更加剧了当时人们忐忑不安的心境。友人之死确实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给敏感无助的文人心中重重的一击。高压政治之下的拘谨与避祸时人好友的惨淡下场已经给文人的心中造成巨大的阴影，身在这样高压紧张的气氛之中如何自处，也成为文人复杂心态中一个典型、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处在这样人人自危、时时自危的环境中，文人大多身不由己，为了保全那仅有的一丝安逸和脆弱的生命，他们普遍流露出来的是拘谨与避祸的心态。

刘基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功勋卓著，然而避祸谨慎的心态却依然十分鲜明。洪武元年以丧妻告归之时已经写下他迟暮的心境和对处境担忧：“忆年二三十，笑人不能勤。诵书歘万言，落笔飞烟云，有朋自远来，讲论穷朝曛。一艺耻不知，高蹈躐前闻。宁知有衰老，耳聋目如熏。身世且未保，况敢言功勋。”对比之下，此时的衰颓的处境更显得无奈与辛酸。再如杨基，他的《上书乞归养》所描述的上书之前的情景真实确切的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心态：“陈情欲上书，意切辞语促。复恐大官嗔，灯前再三读。”高压政治已近给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他们不得处处小心谨慎，恐有冒犯。文人们极力躲避着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www.guayunfan.com)

新朝的政治环境带给文人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惊和恐怖。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及友人的不白之冤，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同时，文人安身立命的方式也迅速发生了变化，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小心翼翼之外，他们对政治、对君主的态度也随之产生变化。冷漠与迎合明初的文人在目睹友人遇害并亲身感受到恐怖的环境氛围之后，都会在更深层次上产生对君主、对明王朝以及对自身归宿的态度的思考和转变。朝廷政治的压力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敢于向权势挑战者终是少数，且均遇害，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的心已经渐渐冰冷，无论当初是否有报国的壮志豪情，都转而对政治产生冷漠的情绪。大部分经历了由元入明风云变幻的文人都乞归还乡，以求过上与世无争的清净生活，对政治不再过问。而另一部分不能抽身或心存魏阙的文人，则在高压政治的夹缝中小心为官，谨慎处事，并在态度上明显表现出迎合君意的心态。

二、冷漠消沉的旁观者心态

冷漠消沉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的过分紧张恐怖造成的，政治压制太紧，文人生命尚且受到威胁，他们更无余力去参与其中，而是倾向于躲避随时可能袭来的危险。久而久之，他们自得于清闲的生活，对政治的热情持续下降渐趋冷漠，进而产生消沉的情绪。从元代起，文人的思维方式、生活处境就已经有了变化。左东岭先生曾将其概括为“旁观者心态”。具体而言，元代受异族统治，科举制度被取缔，文人没有进仕的机会，被政治边缘化。久之，这种异己感和疏离感造成了文人政治参与热情与责任感的淡漠。同时，旁观者心态还表现为文人视政治与道德为二途，生活态度闲散自我个性放任等几个方面。[1]从这种情况来看，明初文人对政治出现冷漠消沉的态度变显得更为合理自然了。

首先，元末战火纷飞，文人们经历了战乱离人的悲剧之后，更加珍视现有的生命和安定的生活，“幸生畏死，伤离乱而想太平”使他们的避祸心态加重，以求从心灵深处远离政治，一心只过隐逸无忧的生活。其时淦城之南石邱钱伯起曾言：“太上不言命，其次居易以侯命，其下妄行而不知命。夫富贵贫贱寿夭，命也。随所寓而安之者，君子所以侯天命也。是故坐于庙堂，上佐天子而下率百官者，命也；一丘一壑尽力乎畊钓而究意于方册者，亦命也。之二者皆命也，失乎彼必得乎此，而世之人常汲汲于彼，而戚戚于此，余窃惑焉。故吾随所遇而必安焉，若曰慕富贵而羞贫贱，岂余之志歌。”[2]可见淡泊功名以自适，才是他们乐之所在。

即便是曾对新朝抱有希望，甚至曾积极入仕的文人，他们退隐的愿望也在不久以后重新燃起甚至愈发强烈，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重典酷刑等政治原因之外，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对战乱之后生命的珍惜，以及对安定生活的渴求。看多了百姓和亲人生离死别的场面，明初的文人，无疑是比盛世时期的人们更加珍视生命和安定生活的。因此，从建朝初期的欢欣鼓舞、踌躇满志到坚定的归隐之心，反差和冲击虽大，却是情理之中。除高启外，包括王彝、张简、高逊志、杜寅、陈基、谢徽、胡翰、张孟兼、朱右、陶凯等在内的许多文人也都抱有类似的心态。

其次，有元一代文人的生存环境较为宽松，远离政治的他们已经习惯了闲散的生活状态。朱元璋建国后曾多次广招贤达帮助处理朝政，《明史》记载，自洪武元年始，太祖多次下诏求贤：“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但隐逸文人却响应者不多。尽管他们对重建太平的新朝有所肯定，但是由于他们本身对政治的冷淡，加上对于管束压制过紧的政治环境难免抱有抵触的情绪，这也加剧了他们对新朝政治的疏离冷漠的态度。元末，在朱元璋政权未稳，礼贤下士，对文人百姓都尚怀有怀仁慈之心时，许多文人尚不肯归顺。那么到朱元璋因政治统治的压力变得刻薄残暴，对文人功臣多番猜忌、要求苛刻甚至大开杀戒之时，文人们更加畏途。洪武二年，《元史》修毕，修史文人多固辞乞归便是最好的例证。

正如《明史》中叶伯巨所言：“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裙辘务无遗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故所学或非其所闻，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举动一跌于法，苟免诛戮，则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错株，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少不顾惜……古之为士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站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在这样的重典和酷刑之下，文人对参与政治、入朝为官的抵触情绪逐渐加深，萌生归隐乡里、但求无祸的愿望。这种愿望下蕴藏的，还包含着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气节。许多文人宁死不仕，若说是因遗民之思，倒不如说是因为明朝廷之压抑人性磨灭了他们心底对美好安逸生活向往的意愿，令他们的文人品格和尊严受到屈辱。如此一来，抵触不满的情绪有增无减，文人更无可能亲近政治。

如此看来，对政治的冷漠和消沉成为明初文人较为普遍的一个典型性心态，他们的隐逸情结也持续蔓延，朱元璋的三令五申反而加剧了文人内心的苦楚，产生身在樊笼不得自由的无奈之情，渐渐变得意志消沉。由此，他们创作出的诗文虽不乏向往自由及田园之趣的作品，却也多呈现苦涩凄凉的风格。

对君主的失望与迎合在避祸的主流心态之下，文人们也曾对君主的过激行为表达出批评或反对的意见。然而这种努力非但作用不大，还为他们招致祸患。例如《明史》中提到的茹太素、叶伯巨、李仕鲁、王朴、陈汉辉、张衡、郑士利等人，他们的劝谏不但没有作用，反而因此触怒皇帝，惨遭迫害。如此一来，文人们内心难免失望泄气。转而以另一种方式自处，那就是俯首迎合，阿意取容。以至于太祖视朝，大家无不小心翼翼、察言观色，以免触怒龙颜而祸事上身。在朝文人迎合的作风多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只是圣意无常，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他们不得不委曲求全，做一些表面功夫以赢得自身处境的安全。这种刻意取容的态度之由来也不是单方面的，迎合态度的表面之下，文人的深层心理更值得探求。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他们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受到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文人之道统而立命，尽管困难重重，仍然一心只欲为生民着想，为朝廷出力。于是，迫于皇帝的淫威和政治局势的紧张，他们不得不以一种相对顺从的方式加以劝谏。这样一来，表面上的迎合君意，实则寄托着他们忧国忧民的沉重用心，代表文人是宋濂。另外一种，则纯粹是在朝者无奈之下的生存之道了。前文述及，文人们在政治势力的威慑以及历史原因等作用之下，对政治产生了冷漠疏离之感，这不仅仅存在于归隐文人身上。即便是许多在朝文人，他们的政治使命感也往往不会太强，而是受制于高压的政治环境，显得消极被动，逢迎君意，以求安身。这两种心态之间又是动态的转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局势的转变，前者逐渐淡弱，转而化为后一种心态。所以朝堂上的逢迎之事，是在震动、忐忑、拘谨、避祸以及消沉、冷漠等心态之后继而产生的深层心理，做出的无奈之举。因此，当君主对他们有所要求的时候，人格使命退场，避祸逢迎的心态跃居而上。

三、取悦迎合天子的心态

建国之初，太祖对思想文化根基的构建和快速传播看的尤为重要，因此在朝文人自然担负起这一使命。同时，作为天子的至高无上虚荣之心需要得到满足，这也成为文人取悦圣意的一项工作。因此，明初的文人迎合取容的心态也主要通过这两个方面得以展现。

首先，在对文化的建构和传播上，迎合的文人们实际上扮演了加强文化专制的角色。洪武初期纂修《元史》《皇明宝训》等文化工程时，文人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尚不及后来那么紧张，因此明初思想文化专制对他们的渗透还留有余地。但是越到后来，文人对自主权利愈加不能把握。以前文提及的对《孟子》一书的重新修订为例，洪武二十七年，以刘三吾为首的翰林学士，完全依照圣意所指，将这部传承千年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改造成为朝廷对思想文化进行严格控制的有力工具。尽管刘三吾等曾有反对意向，但终究妥协于太祖的强权，删减了八十五条中有抑扬的语词。而《孟子节文》颁行之后，士林一片安静，没有参与删订的文人似乎也默许了这一做法。可见文人的迎合态度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们心态的主流地位。由此，在明太祖对思想文化的重构和专制制度加强的过程中，文人即便有反对的声音，也被主流性的推波助澜的浪声所淹没。

其次，文人创作的颂圣之作，一方面取悦了太祖，造成了一片升平的表面和谐氛围，另一方面，却制作出大量空洞乏味的诗文作品和文学风气，对明初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时的为官文人所作应制之文，虽尚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少已沦为阿谀逢迎的空洞之物。如邓雅《应制赋钟山云气迈寒诗》一文中有“华夷尊教化，蔚子效精忠。三诰比谟典，万岁思始终”之句，把苛刻残酷的大诰比作谟典，无疑是违心之言。再如宋濂的颂圣之文《恭题御赐文集后》中，一味歌功颂德，发言浮泛，形成雍容雅正、平庸肤廓的文风，甚至以丢弃自身尊严为代价：“臣仰惟圣学高远，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其发为寰章，丽日卿云，照临下土，固非蛆虱小臣赞咏所能尽。至于宽仁峻德，优遇旧勋及宠异文学侍从之臣，恩意两尽，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在受到朱元璋所赐的文集之后，竟如此仓皇失措，自比“蛆虱小臣”。时值洪武八年三月，在“优遇旧勋及宠异文学侍从之臣，恩意两尽”的背后，正值刘基进京请罪不敢离去的那段时日，而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基原因不明地离世。

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生存，在如此的阴暗恐怖的环境中他们别无选择，文人的内心，也许充斥着种种矛盾和无奈。另一方面，当文化遭遇了政治，文人自身的价值取向或许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自觉服从于政治的价值取向，这实质上也是有史以来广大文人团体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自古以来，文人阶层一直担负着文化构建和传播的重要使命，即便是受用于统治阶级，却也能保持自身道统立命，实现其价值。而在明初，知识分子的处境遭遇了尴尬，他们受皇权势统的压制以及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和影响，已经不能按照传统的儒士立命的方式来发挥文人应有的热忱与作用，甚至在个人的入世与出世的选择之间，他们也已丧失了自主的权利。强权政治竟造成入世为官与保全个人尊严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诸如刘基、宋濂等，虽在朝得太祖器重，终不得善终，郁郁而亡，而如高启、王彝者，虽成就个人自由之身，保全了作为文人的尊严，但心中抑郁悲苦挥之不去，恋阙之心缠绕于胸，终究难以解脱。况且最终仍难免遭太祖嫉恨，死于非命。洪武文人在如此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和时代因素下，在心灵连续遭受剧烈的冲击之后，似乎一直在摸索找寻和定位他们新的位置与价值。因此，洪武一朝对文人来讲，是他们在政治态度、自身立命和处事之道等各方面蜕变与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思想文化影响下的文人及文学，都随着这艰难探索的过程而出现了不同的风貌。

洪武朝的文人在政治的影响下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体。一种是在朝文人，他们为坚持道统立命或保全性命，坚持为朝廷所用；一种是遇难文人，他们为坚持文人仅有的尊严和个性，或冲撞朝廷或归隐山林，坚持自我，苦中作乐，但最终难免触怒皇帝而罹难。此二类文人在实际中有所交融，如许多遇难文人早前曾在朝为官。第三种文人，他们放下心中一切羁绊，寄情山水，在黑暗的边缘寻找一线光明，享受难得的自由和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