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的独特学风_梁寅的传奇人生

元明之际的独特学风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乱世的观念流变

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明之际，确实有点“天崩地裂”的味道。由政治腐败而引起的大股小股的农民起义，从至正改元时开始，直到后来酿成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战争。至正十一年（1351）后，起义军内部分化组合。朱元璋占据浙东，据有形胜；张士诚攻占平江，据有吴中；陈友谅自立汉王，控制江、汉；方国珍治于庆元，兼领温（州）、台（州）；明玉珍也在四川建立了夏政权，从而形成群雄割据之势。这一时期，东南沿海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世俗化倾向。在泉州、扬州、松江、上海等一大批商业城市中，产生了“杼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的以“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为特点的雇佣劳动关系。这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最早开端。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舍本农，趋商贾，追求感官享乐和“挥麈谈玄，援琴雅歌”的精神生活，成为一时风尚。这种价值观念中崇尚自由的成分和动荡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打破了元代中期以来以气浑政平为主的熙治局面，为元明之际学风的转变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乱世百家争鸣的自由之风

受元明之际自由动荡气氛感染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寻找着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他们各抒己见，著书立说。当时刘基著《郁离子》，叶子奇著《草木子》，陶宗仪著《辍耕录》，宋濂自称“龙门子”，孙大雅为“东家子”，杨维桢称“东维子”，倪云林称“云林子”，徐达左称“耕渔子”，王彝称“妫蜼子”，遂成诸子百家之言，出现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www.guayunfan.com)

当时，知识分子中不少人退居讲学，如宋濂入龙门山著书，“欲垂空言以诏来世”；刘基先“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后居“青田山中，乃著《郁离子》”；郑玉讲学师山书院，于师山纂注《周易》；赵汸“结茅于星溪之古阆山，……潜心著书。虽当颠沛流离，而进修之功不少辍”；戴良买地结屋，“与同辈讨论濂洛性理之微言”；赵偕于元末隐于大宝山，与人讲道论学；郭完隐于壶山，以教授生徒为业；汪克宽归乡研究经书，著书讲学，生徒甚众。退居讲学，遂成一时风气。大批知识分子退居讲学，使一些志趣相投的人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或研磨经义，或觞咏唱和，相为结社，形成不同的文人集团。在方国珍占据的温州、台州，林彬、萨都剌集名士赵俶、谢理、朱右、天台僧白云等四十二人，修禊赋诗，自成一派。在福建陈有定幕府，有王翰、郑定、吴海等人自然成社。朱元璋帐下，聚集了刘基、宋濂、王祎、陶安、汪广洋、胡翰等人，这些是由于分别依附于各割据势力而自然形成的文人集团。还有的文人集团是属于文人的自由结社。当时东南一带，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如徐一夔有聚桂文会，曹睿之有景德诗会，缪思恭有南湖诗会，郑完等人有壶山文会，浦江吴氏结月泉诗社，马莹、徐舫、何景福等人结为睦州诗派，陈樵、李裕、李序、项诇诸人成浙东诗派。这一时期的文人集团中，影响最大的有浙东学派、吴中诗派、闽中十子社、岭南南园社和江右诗派。文人结社与著书讲学的风气，直接影响到元明之际的学风。就如上述社团而言，浙东派偏于学术而近于实，闽中、江右、岭南偏于文艺而重于雅，吴中派更多地表现为狂荡与虚浮。上述不同，构成元明之际学风的差异，表现出这一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

三、经世致用的笃实之风

当蒙古入主中原时，赵复传理学于北方，并于燕京建太极书院。自是，北方始知周、程、张、朱之学。中统、至元间，忽必烈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推行汉法。当时，风俗则浑厚朴茂，用人则端重笃实。有才能智略之人，除姚邃、王磐、许衡、商挺外，另有“太保刘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泽，平章廉公希廉，宋公子贞，左丞相张文谦、董公文炳，参政杨公果、贾公居贞，枢密董公文现、赵公良弼，尚书刘公肃、李公昶、徐公世隆，内翰窦公默、王公鹗、董公文用、郝公经，太史杨公恭懿、王公恂、国公守敬，对汉儒之学的态度，如苏天爵在《四先生书画记》中所评“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于后生学子，虞集在《送李扩序》的描述是“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善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他们施理学于政事，成就了中统、至元间的至治局面。至元、大德期间，在朝大臣，多为文士。他们道包儒释，学究天人，寄天地之腹心，系生民之休戚，虽然朱陆合流的学术气氛开始向心学一方倾斜，但文人们仍固守着朱学的笃实至治之功。延祐开科之后，朱子之学成为国学，天下文人非程朱之书不读。当时学风，虞、杨、范、揭倡导雍熙和平之诗，黄溍、吴莱、柳贯推明义理之学，其为学务在力行，言必思践，使延祐至治学风一趋于实。到至正年间，天下骚然，有志之士无不关心国家命运，并以不同方式践履着理学关心世运的精神，使元明之际的学风承袭元代经世致用的传统，保持了淳朴笃实的一面。

重视和强调朱子思想中“致知”的一面，讲求实理，反对空言，经世致用，是元明之际笃实学风的主要体现。自宋至元末，理学流布天下，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尽管理学内部存在着朱陆之争，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以及这一理想所濡染的士大夫的天下国家之责，却是一以贯之的。元明之际的士子在取陆学心学的时候，兼取了朱学的笃实用世精神。

陶安所言“士当治世，思欲致用”“人生无百岁，功业必乾乾。此志不忧国，何颜可见天”，道出了元末士子志在用世的高尚情操。他们接受朱子由外及内、由物推知、“格物致知”的为学求道的方法，重视践履，认为学莫先于立志，志既定，然后即物以穷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在此基础上，宋濂、詹烜提出“用致知为进德之方，借持敬为涵养之地”，“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而已”的主张。

元明之际的知识分子多反对空言，陶安在《张文道名字说》曾评述：“道之显著者为文，文与道异名而同出也……夫饰浮艳以为人，论空寂以为道者，无用于世也。”这种厌弃空言的风气，和用世、致知、求实的风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元明之际盛行复古注经的风气。这种复古，一是受科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开始出现的虚浮之风而产生的。当时不少士子师古的目的之一，是学习先贤以修身治世。正如陶安在《送于遵道》一诗的序中所说：“学以师古为贤，不以戾俗为迂也。往圣主心修道，酌于大中，嘉谟盛行，经纶事物，炳之方策间，务学法此而已。”学术上的复古倾向，带来了此时诠注经书的风气，梁寅的《周易参义》便是一例，此外有刘基的《春秋明经》，程端学的《春秋本义》《春秋试问》，郑玉的《春秋经传阙疑》，杨维桢的《春秋合题著说》，曾贯的《易学变通》，朱祖义的《尚书句解》，汪克宽的《经礼补逸》《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景星的《大学中庸集说启蒙》，周伯琦的《说文字原》等。

正因为注经热的兴起，元明之际学子特别重视考据方法。清代四库馆臣曾有这样的评价：赵汸《春秋属辞》“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梁寅《周易参义》“诠释经义，平易近人，言理而不涉虚无，言象而不设附会，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他的《诗演义》“博稽训诂以启其塞，根之义理以达其机”，“浅显易见，切近不支”；朱祖义《尚书名解》“随文诠释，辞意显明，使殷盘周诰，佶屈聱牙之句，皆可于展卷之下，了然于心口”，有“古者离经辨志之意”，“先儒笃实之遗”。

元明之际学术上的笃实风气，强化了当时文人士子担当世运的精神。不管是辅佐于群雄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力支撑行将倒塌的元社大厦的元廷忠臣，实质上都是在以行动践行儒家关怀世运的人格理想。

四、反思社会，大胆批判

元朝覆灭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对元朝的灭亡进行反思和总结。宋濂《进元史表》中有这样批评元廷的文字：“丰亨豫大之言，鼓倡于天历之世，离析涣奔之祸，驯致于至正之朝。嬖幸蛊惑于中，权奸蒙蔽于外，汉网祗因于疏阔，周纲遽至于陵迟。风宪皆为不捕之猫，将士尽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风波徒沸于重溟，海岳竟归于真主。”叶子奇在《克谨篇》中也曾抨击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最终导致了元朝的灭亡。这些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反思，体现着由理学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在对社会拳拳关注的人心和世风中，闪烁着一道耀眼的亮光。

【注释】

[1][元]杨维祯：《铁崖乐府》卷五《盐商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哨遍》，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210页。

[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中华书局1974版，第370页。

[4][宋]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一《上皇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1页。

[5]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附录一《历代登科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6][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2019页。

[7][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旗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3页。

[8]《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9]彭茵：《元代江南文人风尚与文学》，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