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隐逸方式之一：授徒为业_梁寅的传奇人生

元代文人隐逸方式之一：授徒为业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时局动荡的乱世

以横扫六合气魄足以震撼世界的元王朝享国不及百年，此期间，在表面的赫赫声威之下，各种社会、民族矛盾潜滋暗长。至顺四年（1333），妥懽帖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到了元末至正年间，终于以开河变钞为导火索，酿成群雄并起、四海骚动的混乱局面。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韩山童与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县（今属安徽颍上）发动起义。他们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7]的旗联，以红巾为号，先后占领亳州、颖州等地，势力发展至十万余人，由此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同年八月，邱县（今江苏邱县）人李二（芝麻李）等人聚众十万余人占领徐州等地；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等人率众攻占濠州（今属安徽凤阳），皆以红巾为号。

至正十一年十月，麻城（今属湖北麻城）人邹普胜、徐寿辉攻克蔪水，并以此为都，建立“天完”（意为压倒“大元”）政权。(www.guayunfan.com)

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泰州）张士诚、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兄弟集众起义。至正十四年，张士诚于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至正十六年攻占平江路，虽于次年降元，仍割据一方。

至正十五年，刘福通等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

至正十九年，徐寿辉部下陈友谅篡权，割据江汉一带，自立为汉王。

至正二十二年，徐寿辉部下明玉珍占据四川、贵州、湖广一带，于重庆建立夏政权。

浙江黄岩人方国珍兄弟自至正八年起义后，摇摆于元廷与红巾军之间，数降数叛，据有以庆元（今属浙江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益强不可制。随着农民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元军屡屡受挫，根本无力扭转局面。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克谨篇》中指出：“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己。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于不振也。”

事实上，在元末大规模战乱发生之前，科举废除后的元代文人精神漂泊失所，困惑与无奈中，大多文人选择隐居避世以寻找心灵的慰藉，避世之风即已盛行。他们主动或被迫选择终老于山林之下市井之中：隐于农、工、商、医卜、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所不在。而在元末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本已十分庞大的隐逸群体又急速膨胀，如王冕在《竹斋集》中所描述“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形成城市萧条而山林兴旺的反常现象。

二、元代书院的兴起

归结元代知识分子的避世生活方式，大致有五种：遁入画境避世、逃禅学道避世、隐于学校授徒为业、文人雅集以寻求慰藉，以及遁居以自适。

梁寅便是众多避世文人中的一员，他选择的隐于学校、授徒为业的隐逸方式其实具有那个时代的普遍性。

宋朝立国之始即制定和推行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宋真宗甚至亲自作《劝学诗》鼓励天下人读书问学。据刘海峰、李兵在《中国科举史》中统计，两宋登科人数达到97300名。支撑这个煌煌巨数的是中央和地方教育的兴盛。与国家的积贫积弱相反，由官学、书院、私学以及蒙学组成的教育体系却是在不断得到完善。

作为世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在南下之初，还未及发现教育与儒士的作用，重武功而轻文治，各地官学因此多遭破坏。如山东淄川县“古名郡也，其庙学荡后焚析无余”（阮元《山左金石志》），山右诸州县，自贞佑兵兴以来，“庙学尽废，不闻弦诵声盖有年矣”（胡聘之《霍州学记》）。但在灭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逐渐发现了儒士的重要作用，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国家政权，开始在文化教育领域大力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和教育措施。《元史》记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招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诏书中还将书院山长正式列为朝廷命官，并另设直学以控制“钱谷”。此后，元朝历代帝王均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和沿用了这一文化教育统治方式，同时结合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灵活办学。除了在京师设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地方设各级儒学和社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以及庙学以外，对书院的发展也持积极态度，将其逐步纳入官学体系。据统计，元代有各级官学24400所，书院406所。官方兴学不遗余力，也带动了民间兴学之风，以家长督课、里师教诲、名儒传授为主要手段的私学在元代较前朝更为兴盛。相对于数目比较固定的各路府州官学学校，以私人创建为主、后逐步被纳入官学体系的书院教育的发展，更能反映元代教育蓬勃发展的盛况。黄溍《邵氏义塾记》曾如此评述：“自京师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有学”，“我朝尊右儒术以风厉乎海内，闻者莫不知劝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构广厦以崇祀事，辍良田以丰廪食，其为书院者遂与州县学参立而布满四方。”清人朱彝尊也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经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一。”相对于唐宋时期，这些评价确非溢美之词。

据邓洪波先生考证，目前所知的能够确考其创建或兴复年代的元代书院共209所，其中创建或兴复于元末顺帝朝的计71所。另据王颧先生的统计，元代江南书院的发展势头一直在全国遥遥领先。据王颧的《元代书院考略》中记载，元代408所书院，江浙行省169所，江西行省79所，湖广行省42所，合计290所，占总数的71%以上。

三、安贫乐道、甘为学官的元代知识分子心态

达人贵全生，元末乱世，遁居以自适的知识分子对避世方式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存必须要有起码的物质保障。隐居教授、寄食僧寺道观无疑都是谋生的手段，戴表元有诗云：“书生不用世，什九隐儒官。抱璞岂不佳，居贫良独难。”而元末教育体系的庞大与繁荣，恰好需要吸纳大量的师资，因而他们或执教于国学，或授徒于乡校，微薄的束薪聊资隐居。

尽管待遇薄，地位低，升迁难，然而有元一代，出任学官者仍不乏其人。每逢元廷选士为郡县学官，常常应召者颇多。教谕虽为最低一级的学官，但在元代文人看来，宋代是由进士累第不举者掌以经术课业，养家糊口尚绰绰有余，而元代则每县学设置教谕一员，专事教职，别无牵挂、收入尚可，也不失为自得之乐的职业，因此安贫乐道、讲学郡县乡里成为元代知识分子热衷的行业。

除此以外，元代知识分子乐于从教的更深层的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理学浸染下的儒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所致。讲究师友相贯、学有本源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元初，戴表元、白班、胡炳文、仇远等一批南宋遗民把出任学官看成是特殊的隐逸形式和维系华夏斯文的有效途径；时隔仅半个世纪，他们的后辈门生仍能与之声气相闻，认为学官禄虽轻而道则尊，势虽孤而任则专，且去民最近，礼乐之泽易侠于百里，因而选择或讲学于郡县，或授徒于乡里，不以官冷禄薄为嫌。

其二，部分文人对元末政治已失去信心，闭门读书讲学，借此遗忘世事。

元末教授学校以避世的文人，有金涓、谢应芳、郑玉、陆居仁、程从龙、舒?、胡行简、陶宗仪、邵亨贞、胡行简、王行、梁寅等人。这些文人的经历不尽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终生混迹于乡间市井中，授徒度日者，以金涓为例：

金涓，字德源，一作道原。曾受经于白云先生许谦，学文于黄溍，与宋濂、王祎等同里亦同门。金涓“淹贯经传，卓识过人”，“然虞集柳贯交荐之不起。洪武初州郡荐辟，亦辞谢。隐居青村，教授乡里以终”。金涓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明初已佚。现存《青村遗稿》。从金涓的生平履历来看，其学术出身不可谓不“高贵”，然而在元末明初，他先后谢绝了虞集、柳贯以及州郡的荐辟，由此被后人视作元明之际隐居学校孤标以避世的文人典型。

其二，曾出任过元廷学官，战乱期间回乡执教者，以舒?为例：

舒?于（后）至元三年（1337）受江东宪使燕只不花征辟担任池阳贵池教谕，秩满调丹徒校官，馆于平章秦元之之门。至正十年（1350）转台州学正。时兵戈扰攘，遂奉亲携书，归遁山中。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部将邓愈攻占徽州，礼聘他出山，以疾辞。据张梓《故贞素先生舒公行状》记载，舒?归山隐居后每日“训课子孙，讲解不倦。”舒?也曾自述“三为教官，遭时抢攘，遂退处教授私塾，所居曰贞素斋”。可知避乱回乡后的舒?主要靠设私塾教书授徒聊以度日，并题斋名为“贞素”，以明自守之志。

其三，元末隐于乡校，明兴后受征出任学官或修撰史书者，梁寅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沈梦麟、宋禧、汪克宽、陶宗仪、王礼、张羽、唐肃、桂彦良、张九韶等人，他们的人生选择与梁寅皆有相似之处。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少举进士第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后定居松江一带，教授弟子。时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的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拟征辟之，皆不就。张士诚据吴，署为军诸，亦不赴。洪武四年（1371）诏征天下儒士，六年（1373）命有司举人才，陶宗仪皆引疾不赴。

洪武六年，地方举荐人才，陶宗仪至京后，以病固辞，得放归，闭门著书。据《明史》陶宗仪本传，载陶宗仪曾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此举说明陶宗仪明初亦曾担任教官。

胡行简，生卒年不详。字居敬，新喻（今属江西新余）人。元至正二年（1342）进士。先后授国子监助教、翰林修撰、江南道御史、江西廉访史经历。遭乱乞归，教授乡里。入明后，胡行简曾受召至京修撰礼书，书成，太祖“悯其老，赐帛遣之”。有《樗隐集》。

王行幼年好学，尽读徐家所有藏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年未弱冠，授徒齐门，王行议论踔厉，贯穿今古，名士争相与之交接。张士诚据吴，王行隐居北郭教授，与高启、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洪武初，群庠延为经师。有《楮园集》。

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本得阳人。从父宦江浙，兵阻不获归，与友徐贲约，卜居吴兴（今属浙江吴兴）。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于吴。洪武四年（1371）征至京师，应对不称旨，放还。再征授太常司承。太祖重其文，十六年（1383）自述滁阳王事，命张羽撰庙碑。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张羽自知不免，投龙江死。张羽文章精洁有法，尤长于诗。有《静居集》。

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今属浙江绍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少与上虞谢肃齐名，称会稽二肃。至正壬寅（1350）举乡试。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士诚败，例赴京。寻以父丧还。洪武三年（1370）用荐召修礼乐书，耀应奉翰林文字。其秋，科举行，为分考官，免归。六年谪佃濠梁，卒。子之淳，字愚士，宋濂亟称之。建文二年，用方孝孺荐，擢翰林侍读，与方孝孺共领修书事，卒于官。

桂彦良，名德，以字行，慈溪（今属浙江慈溪）人。元末，聚徒山中，交辟不起。洪武六年（1373），待诏公车，以白衣赐宴，除太子正字。十一年（1375），除晋府相右傅。十三年（1380），革相府，改长史。十八年（1385），以风疾赐归乡里，卒于家。

张九韶，字美和，后以字行。清江人（今属江西清江）。元末累举不仕，隐居教授。洪武初以荐为县学教谕，迁国子助教，改翰林编修致仕。归后复征入校书，书成遣还。

生作为舌耕谋生者，面临相同的时世，以上文人做出的选择虽然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企图置身事外，对政治采取回避态度，读书作文、授徒养家成了他们身处元末乱世时保持相对平静心态的精神寄托，如郑玉在《师山集》中所言：“何时四海收兵甲，还向师山理旧书。”即使身处乱世，他们的理想也始终充满了文人气，但战争的阴影同样笼罩在他们身上：据传郑玉仓皇躲避乱兵途中已死；谢应芳作为地方知名儒士被举荐为书院山长，因兵乱道阻无法赴任，隐居教授于松江，诗酒自娱，当地征义兵在建造工事，谢应芳也被差遣筑城之役，只好作诗《西胶山下雪晴》呈无锡州尹委婉求情，方被免差。乱世文人之痛，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是隐于山林还是浪迹江湖，他们的遁居是为了在遭逢乱世之时给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诚然，避世并非元末特有的风尚，正如余英时所说：“吾国避世思想，起源远古，本来可以内心自觉一端说之……颇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释者·……虽云有激而然，但其内心实别有一以个人为中心之人生天地，足资寄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