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儒家传统观念的元代_梁寅的传奇人生

冲击儒家传统观念的元代_梁寅的传奇人生

一、经济文化的冲击

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一改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崇义默利”的治国方针，正如方孝孺所指出的：“元以功利诱天下。”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元政府也加强了与欧、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元代贵族利用自身的军事优势，在对由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海上、陆上运输通道及国内的内河运输和海上运输业的开通，促进了元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叶子奇的《草木子》中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这里所说的“轻刑”，是对地主己有的特权不加干涉，相反还予以保护。吴履震《五茸志逸》卷七有这样一段：“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正是元朝在江南这一政策的体现。此外，“薄赋”，则是指元朝对江南地区征收的赋税，较之宋朝尤轻。

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到了元朝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消费性的商业城市，民间手工业和城镇的手工作坊迅速兴起，苏杭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开始出现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个人名利的强烈渴望，以及为获得名利的满足而甘于冒险，成为元末东南沿海地区普遍的价值观念。

二、商业经济冲击下的士商融洽(www.guayunfan.com)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垮富豪。……[1]“本是贱家子”的盐商竟然拥有了与王侯贵族争奢的煊赫气势：“资生利转多，贪婪意不体，为锚铣舍命寻争斗。连叶陌心犹窄，架插诗书眼不瞅”[2]，时人对诗书的鄙弃及对资利的追求，更折射出商业经济冲击下人们价值观念的急剧变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即使在文人地位急剧降低的元代也仍然根深蒂固。很多人在经商致富后，或为子孙计，或为改换门庭，或是本人一直深藏着难以割舍的诗书情怀，纷纷以与文人名士交接为尚。如沈万三家族二十多年间曾两次延请今江苏省苏州市文人王行为西宾，每篇文章写成后酬金都颇为丰厚。可见，为了使沈家久盛不衰，沈万三不惜重金加以培养。王彝、袁华愿意为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人作传，也可以推断出文士与商人之间的融洽关系。

对处于动荡时世中进退失据的文人来说，接受这些富商的礼遇，既能缓解物质上的困窘，富商对他们文化上的认同又多少能够抵消他们百无一用的惶惑。于是，富人的豪宅中到处都能看到文人们歌舞流连吟咏唱和的身影，顾瑛的“玉山佳处”、倪瓒的“清阴阁”、徐良夫的“耕渔轩”……更成了文人们心向往之的避难之所。这批新的富豪阶层与此期江南的文人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之，元末动荡环境中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商业经济的发展、承传“魏晋风度”“江左风流”而来的江南民风以及素有精神安慰剂功能的宗教在乱世中都在改变着知识分子的观念及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