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科学理性与德性育化

第一节　科学理性与德性育化

“科学的春天”重临中国大地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不但在知识阶层得到广泛推崇，它还与改革开放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号召同步，以其对人民物质生活文化水平的直接促进，而且日益在人民大众心目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追捧。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把科学以及科学理性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当科学理性或方法从事实领域被不断地运用到价值领域之时，以事实性范畴为目的的行为选择与以价值性为目的的行为选择就被混淆了其界限，而导致可能的错误不断地出现。

科学理性与德育之别

“建立在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一般是指那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在自然科学中被认知的范畴和事物，当做哲学探索和其他探索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信念。”⁽¹⁾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信念，其诞生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归于数”的主张。在本质上，科学关于真与假是对事物必然的、永恒的、普遍的认识，而德育就是善于关注，考虑对自身的善之形成及有益之事，即关乎善与恶，它因人而异，是具体的、可变的。

我们完全相信科技创造奇迹的无限能力，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科技发展往往与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发生冲突。远的如克隆技术诞生后，人们对它的种种质疑与越来越高的立法呼声，近的如脑部开颅戒毒技术被卫生部叫停，这些似乎都在暗示着科技与法律有着内在的矛盾。

科技追求变化、追求创新，它要打破常规，要不断突破现有的常态性的束缚，甚至是思想的束缚，不如此科技就无法存在、无法发展。而伦理道德也好，法律制度也罢，它们维护的是稳定，是现有的秩序，这既包括人们思想的稳定，也包括社会建构的稳定。科技要创新、要发展，那它就总是超前的；法律要稳定，要秩序，那它就总是滞后的。法律永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也会永远给法律出难题。即使并非本意，科技也在做着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构架的工作，而法律却在努力地给科技这匹野马套上枷锁，将其纳入自己的规范体系之中，甚至有时不得不牺牲科技的创造力。这一对矛盾有点让人左右为难，让人无所适从。

自然科学发现真相，人文科学发现自我；自然科学研究人的自然构造，人文科学研究人的内在需要。从现在表现出来的问题看，两者的发展并不平衡，当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越来越涉及人自身的时候，人文科学也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索人的需要，同时拓展研究领域。看来把“科技人”纳入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可能。

科学理性主张一切道德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以量化分析为前提，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或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道德问题，从而发挥自然科学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针对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被称之为“科玄论战”。当时，一直积弱力图崛起的中国人民日益感受到现代科学的强大威力，以及倡导科学的紧迫性，可长期重视心性修养的传统文化又在精神层面上对科学理性的长驱直入形成屏障加以抗拒，从而造就了“科玄论战”以“科学是否能支配人生观”为主题而展开，论战的双方包括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当时，“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他的名为《人生观》的演讲中指出，人生观是主观的、真实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²⁾。在当时，他的观点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以丁文江、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的反对。丁文江指出：“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障碍”以求人人所能公认的真理……”⁽³⁾

很明显，“科学派”强调科学方法的全能，论证了知识、科学在控制人们情感和建立人们信仰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导致人生效应由科学来决定的讨论，而“玄学派”的观点却与之相反，他们坚持感性、信仰等人生问题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观点。

综合两派的观点，其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科学的有用性和价值性，而是在于是否承认科学对人生观点的主导作用，是否认同科学理性能够寓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人生观之中。究其根本，我们便会发现：科学理性的方法，在自然界里充分显示它的力量，并不断产生着很大的成果，这种成果又使我们不断把它的势力推广和扩充，进而使人类不但具有了求真的挚诚心态还有了求真的工具，不但在价值获得上有了为善的意向而且还具有为善的技能为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现代社会的事实存在，科学主义及科学理性从两个维度上越来越对德育领域产生着影响：一是科学主义对德育目标的制定、德育过程的实施、德育效果评价等重要环节构成重大影响；二是科学主义对德育的存在与继续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德育向科学倚重的倾向。近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以及高校教育一直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重理轻文、重智轻德的情况。这些表现在学生身上，呈现出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特点，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所以，要揭示现代德育的困境并探索高校德育之途径，不能忽略科学主义以及科学理性勃兴的时代环境。

德育之殇

2010年12月，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海驴友黄山遇险致营救民警张宁海不慎坠亡。他们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那个警察身体素质不好，以及可怕的“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由此引来媒体批评嘲讽。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感到温情缺失道德感匮乏，即使是被科学理性武装的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对救命恩人生死的置若罔闻……

我想引证几段对这一行为的评价，只是想说明在现实科学主义以及科学理性如此发达的社会中，其与德育的内在冲突达到了何种程度。

“学校到底是教什么的？或许教会了生存的技能，教会了外交辞令，却唯独忘了人性中最温存的东西——对生命的悲悯与尊重这是学生的悲哀，是教育的悲哀，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子子

“教育是什么？是善、是追求善，是激发人的善。但如今教育成了什么？工具，控制的工具，驯化的工具，功利的工具。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对善的追求，就难成为人，教育也就彻底失败了。”——司恩师

“他们脑子装满了书本知识和考试技巧，以及天之骄子走入名牌大学，想象力几乎全无，心智宛如婴儿一般稚嫩，常年的温室效应又使内心冷漠而自我。是谁的错？”——牛昆仑

“大学课堂应该多开些有关生命、尊重、平等的讲座，而不是如何走向成功的讲座。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民众内心的善良，而不是GDP过多少亿。”——局外人

“复旦18名被救学生的感恩之路已经开始，但更多人的反思和救赎依旧没有破题。民警张宁海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一颗希望的火种，刺穿人性的黑暗和冰冷，直抵我们的内心。”——石述思

生活中诸多事实发生，也许还会有比复旦18名学生这一行为更直抵人性深处的强烈刺激，但这深刻地显示着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即科学主义（科学理性）如何对德育构成挑战以及德育如何从科学理性、科学方法中寻求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我们深入研究德育的重大问题所在。为此，我们必须关注在德育过程中道德与科学、智性与德性，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多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