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不断演进的培养目标

一、不断演进的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一直是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因此，牛津大学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前院士、科学家贾斯珀·罗斯（Jasper Rose）和约翰·宰曼（John Ziman）这样指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最著名的大学，也是最著名的教学型大学。在激发学生思想火花、传授知识以及增长智慧方面，它们拥有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方法。”^[2]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历经时代的洗礼，无论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政界领袖、学界泰斗还是工商界精英，牛津大学所培养的永远是时代的精英。

（一）中世纪时期的职业精英

中世纪是一个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诞生于教会摇篮之中的牛津大学自然带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基督教各教派进驻牛津城以及教堂、教区和修道院纷纷建立起来后，牛津城逐渐发展成为教会的中心。为了满足教会对神职管理人员的迫切需求，培养有文化素养的从事诸如主持弥撒、管理教会以及从事具体教会事务等活动的教职人员，就成了中世纪时期牛津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在这一时期，知识学问都掌握在高级神职人员手里，他们所讲授的经院哲学是专门训练神职人员的理论。招收的学生来自教堂或教区，毕业后基本上都回到教会任职。

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往来的频繁，再加上战略位置日益重要，牛津城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国王、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地主在牛津城都有自己的利益，而维护和管理自己的利益则需要受过高深知识训练的人。同时，日益频繁的经济活动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以及能说会算的人，于是普通人也有了追求文化的愿望。从11世纪末到12世纪20年代初，随着大批学者涌入牛津城讲学和开办学校，牛津大学逐步成为英国的学术中心，开始培养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素质的公职人员、教师和医生。当然，学者在牛津城开办学校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养家糊口。

另外，除了有许多教堂外，牛津城还有不少宗教法庭。随着教会法庭的迅速增加，牛津城作为审判教会争端的中心地位凸现了出来。由于经常审理诉讼案件，大批的法官和随从来到牛津城。这些人都受过学校教育，有的曾在学校任过教，有的既是教师又是实习律师。当时，基督教教会法和罗马法只有通过在学校的强化训练以及对大量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和诠释才能掌握。于是，培养律师的学校应运而生。牛津城有众多的法庭，这为学校开设法庭观摩课提供了便利。在观摩过程中，那些庭审律师也会利用为学生上课的机会增加收入。这种将法律教学与庭审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攻读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学生来到牛津。

因此，“早期的大学目的不在于为社会精英提供普通学术文化。它们是专业训练的中心——武装人们从事教师、牧师、民事律师和教会律师、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等职业。”^[3]到12世纪中期，牛津大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讲习所”，设有4个学科，即文科、法科、神科和医科。这与中世纪早期的单科大学相比，例如，以神学为主的巴黎大学、以法学为主的波洛尼亚大学和以医学为主的萨勒诺大学，还是有区别的。应该说，这一时期牛津大学人才的培养目标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为牛津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办学基础。

（二）文艺复兴时期有教养的绅士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牛津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15世纪后期波及英国。许多到意大利学习的学者，例如，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英国学者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1466～1519）、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1460～1524）、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1467～1545）、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467～1519）以及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等，开始把人文主义的“新知识”（New Learning）带到牛津大学。^[4]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的不懈努力，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终在英国的大学站稳了脚跟。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修辞学、哲学、天文学等科目出现在大学文科的课程之中。这些课程都是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学问的，被看做是“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随着这些世俗课程（即人文学科）的设置，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位置受到冲击。到15世纪时，人文学科获得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包括文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等。^[5]随着人文学科课程的设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始逐步渗透到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中。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伊拉斯谟曾这样称颂人文学科教育的功能：古代希腊及罗马的著作是人类最重要的、全部的知识。只有通过人文学科教育，人才能成为完人。与经院哲学相比，人文学科让人性变得温和、优雅和有教养。这种以探求真理、完善人格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现在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上，就是“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就大学毕业生而言，有教养比有高深学问更为重要”。^[6]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为牛津大学留下了两笔遗产：一是古典学科，二是人文学科教育有了新的内涵。从此，绅士成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之一。

文艺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宗教改革运动。于是，肇始于16世纪初期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迅速传遍欧洲，给牛津大学带来的影响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还要大。尽管14世纪的牛津大学神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克利夫曾率先掀起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但英国最终与罗马教廷决裂并成立独立的英国国教的重任还是由亨利八世完成的。这场宗教改革给牛津大学带来的影响是：首先，以往学科课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神学开始让位于古典学科，为教会培养和输送精英的神学教育寿终正寝；其次，国王取代罗马教会控制了大学，大学逐步成为世俗王权的工具，从而加快了大学教育世俗化的进程，来自贵族、牧师以及平民阶层的学生成为牛津大学学生的主体。《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等政策的颁布，致使大批非国教信徒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与此同时，由于王室的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压抑，致使大学学术发展停滞不前。

在17世纪，牛津大学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后逐步恢复了元气。从1600年到1690年，大约3.5万人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7]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文学科知识是成为贵族的基本要素，能赢得尊重和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让一个乡村绅士享有巨大声誉。于是，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下层人士家庭的男孩子，都希望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这只有大学能够做到。有了大学教育这张通行证，他们就可以在国家和地方机构中找到职位，就可以在人们面前显得有学问和有教养。正是大学教育拥有的潜在优势和价值，使得贵族和绅士阶层都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大学读书。

到18世纪，牛津大学卷入了持续不断的政治和宗教纷争，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最终，王权的统治被架空，新兴资产阶级取代了贵族势力主导了英国议会，占据了权力的中心。随着王权政治体制日益削弱，贵族世袭传统和封建等级思想的淡薄，牛津大学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培养有教养的贵族的教育传统被彻底打破了。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谋生手段和创业机会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城市平民和新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传统的大学古典教育日益淡漠，纷纷送其子弟接受职业教育。从17世纪末到19时期初，牛津大学招生人数不断下降。据统计，牛津大学在整个18世纪平均每年只有250人注册入学。其中，无所事事的富人子弟占了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享受着学院里的各种特权，甚至不用考试就能获得学位，由此可见牛津大学衰败的程度。

19世纪之前，英格兰只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所大学，实际上，它们在培养高级人才方面处于垄断地位，因而成为英国国内政治各方寻求支持的对象。在这一方面，英国王权处于有利的地位。宗教改革后，英国国教在牛津大学处于主导地位，上至校长下至学生，信奉国教成为牛津大学成员的不二律条。王室频繁地巡视大学并且指使其代理人控制大学，颁布相关敕令和规约，设立钦定教授职位。这些都是为了确保牛津大学在政治上对国王忠诚，在人才培养上为王权和英国国教服务。^[8]

在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逐步从中世纪的训练神职专业人士（牧师、教师、民事律师和教会律师等）转变成为王室和教会培养有教养、有学识的统治精英，为英国社会培养绅士。

（三）近现代时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

进入19世纪后，英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涉及政治、体制以及教育机构等方方面面。牛津大学再也无法回避来自外部要求变革的压力。于是，牛津大学先后成为3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对象以及议会通过的众多法案的直接或间接的承受者。从1850年成立第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到《1854年大学改革法》的出台，这一时期是牛津大学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用英国教育学者比尔（E.G.W.Bill）的话来说，那就是：“要么改革，要么被彻底革命；要么保留并改善现有的机构，要么被全新的机构所取代；要么改革传统的导师制，要么被教授寡头制所取代。”^[9]最终，牛津大学选择了前者。改革使得非国教学生可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位，使得非国教人士可以在牛津大学取得学术职位而不必进行宗教宣誓。这标志着大学与教会联姻的终结，大学的世俗化大门打开了。

在英国寻求海外扩张、广开殖民地、建立大英帝国过程中，牛津大学积极支持并全员参与。为了满足大英帝国对人才的需要，牛津大学相继开设了海外殖民地所需要的课程，如地理学、人类学和林业等，培养了大批帝国和殖民地急需的文职管理人员、技术人才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分赴世界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开办学校、考古研究以及宣传大英帝国的宗教、文化及价值观，将英国的影响渗透到每个殖民地，配合了政府的战略目标。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10]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很多罗兹奖学金学者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考验了牛津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培养目标，使牛津人意识到仅仅培养有教养的绅士是不够的，还要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意识到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于是，牛津大学正视社会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呼声，开设理工课程，建立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科技专门人才。牛津大学培养的人才、取得的科研成果都曾在两次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综上可以看出，牛津大学的传统人才培养目标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尽管节奏有些缓慢和反复，但毕竟是在变化。当然，坚持在文理学科并重的策略下培养政治和知识精英人才仍是近现代时期牛津大学培养目标的最大特色。

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发表的《罗宾斯报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招生规模过小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大学过于注重人文学科和理论研究，无法满足各类学生的需求，应该使“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11]此后，英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开始了从贵族教育向平民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牛津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从20世纪20年代的4 000人发展到1964～1965学年的9 500人。从1923年到1963年，学生人数翻了一倍还多，但本科生的比例却从过去的十分之九下降到五分之四，攻读文科和社会学科的学生比例从过去的五分之四降到三分之二。学科领域也大幅度向理科和研究生教育转变。^[12]1986～1987年间，牛津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为13 260人，其中研究生3 530人，更加强调应用科学、工程、临床医学以及社会学科领域人才的培养。^[13]虽然牛津大学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入学标准却没有降低。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引入“A水准”^[14]（A-Level）成绩择优录取标准。在报考牛津大学的申请人中，只有不到5%的录取率，但入学的学生所拥有的“A水准”成绩的比例却非常高。1970年，英国所有大学录取的学生中拥有AAA、AAB、AAC或ABB成绩的比例为21.4%，而牛津大学是58.6%。到1980年时，所有英国大学的这一比例是22.5%，而牛津大学的这一比例上升到73.5%。由此可以看出，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更加多元化，但培养精英人才的教育标准丝毫没有降低。

进入21世纪后，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目标更加明确。2005年，牛津大学颁布了《2005～2006学年至2009～2010学年综合规划》^[15]，提出以下目标：①使牛津大学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走在世界前列；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其特色体现在通过营造学院和系部范围内的共同体，让学生与知名学者之间有密切的交流；③通过科研成果、学生的技能、创业活动、政策引领以及继续教育等方面，为区域、国家和全球做出重要贡献；④吸引、培养和留住全球顶级学术人才，并使大学和学院能在区域、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招聘所需的各种人才；⑤通过公平的方式招收英国和全世界具有优异成绩和发展潜力的、最优秀的学生；⑥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有效的服务和管理。通过这个规划，可以看出牛津大学将自己定位在世界顶尖大学行列。因此，现今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和策略都将围绕这一定位而展开。应该说，牛津大学所制定的战略目标既是从现实出发，又是从长远考虑的，即坚持独特的办学传统，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