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培养目标

二、论培养目标

韩非在教育培养目标上反对“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从推行封建“法治”的需要，明确地提出教育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耿介之士”，并对他们的培养，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智术之士必须要有远见卓识、能明于事理、因于世故，能法之士必须刚正不阿、立场坚定、敢于斗争，耿介之士必须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无私无畏。韩非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不以培养这样的人才为宗旨，这个国家必然破败衰亡。

韩非对于人才的教育培养，在继承了法家商鞅等培养“能法”、“耕战”之士的基础上，将其人才的培养目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大大发展了商鞅等法家关于人才教育培养目标的思想，使法家的教育目的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在《大体》篇上作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描述，从总体而又是全方位来对所要培养的人才提出要求，它包括了顺时应势、顺应自然、为人处事、品行修养、处世之道、治人之术、人生态度、无私无欲、行法治世……可谓“全面发展”，无所不包。就此而论，法家韩非对于人才理想人格的培养要求，完全不亚于儒、墨诸家的要求，完全可以与之相伯仲。

明确了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要求，如何来培养、选拔这些人才，韩非主张必须坚持“以功用为的觳”^[130]的功利原则，反对以言取人，要“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意思是要言行一致，行又要有其功效，而且要按此原则来施以赏罚，凡“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131]。对于具体的方法要求，韩非提出了三项规定，即“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就是先要从对事业的责任感和具体的办事能力来鉴别，接着用实际的各种工作来测试，之后再用实践的实际效果事功来考核。这三项要求，都是以实践为标准，强调人才的选拔培养在实践中进行，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反映了法家在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已具有“实践出真知”的理论认识，也给教育培养的人才提供了自我内在的一种强大的动力，而且这种功利原因与墨家的主张也颇多相似，都给后世以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