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学科均衡发展的学府

二、学科均衡发展的学府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著名，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拥有世界一流的学科。例如，牛津大学的法律和政治学、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和电子工程学等。对于剑桥大学来说，其最为著名的就是物理学。剑桥大学在物理学科和生物学科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带动了不同学科的全面发展。正是一代又一代剑桥人的不断努力，使剑桥大学兼顾文理学科的均衡发展，提高了剑桥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

（一）自然学科的成就

剑桥大学在自然学科领域的成就是最为突出的，出现了像牛顿、达尔文这样开创科学新纪元的大师。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将剑桥大学称为“自然科学家的摇篮”。这里仅以地质学和地球科学、数学、天文学和宇宙学、植物学和植物生物学为例来论述。

1.地质学和地球科学的声誉

剑桥大学的地质学早在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声名远扬。对于地质学和地球科学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剑桥大学一直给予很多的关注和分析。地质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而且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学也成为剑桥大学自然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剑桥大学将地质学变成了一门分析性学科，也因为教学方法的新颖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地质学建设方面，剑桥大学非常重视学科队伍建设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使得研究项目的高水平和高质量成为了剑桥大学地质学的重要标志。在一批优秀导师的努力下，着力选拔有研究潜力的学生，尤其注重吸收一定数量的已取得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工程学本科学位的研究生，让他们组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有着巨大潜能的地质学研究实体，使剑桥大学在地质学方面成为闻名于世界的中心。

罗伊·波特

早在19世纪70年代，《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就强调了剑桥大学地质学学科队伍和学科部门建设的重要性：“剑桥大学的学院制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的发展，但是，地质学还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基于两个要素的相互结合：一是有很多极富天赋的教师的出现，可以强化并运用到传统的教学中；二是有一群具有天才头脑的学生，并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创建了一个地质学系，极大地推动了地质学的发展，使得剑桥大学的地质学具有值得信赖的声誉。”^[20]

20世纪后，剑桥大学积极拓展地质学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地球科学系也于1980年正式成为剑桥大学一个正式的独立研究部门。地球科学系在研究学科交叉方面，例如，构造、裂谷、岩浆活动、沉降和沉积作用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一些新的前沿学科，例如，岛弧、大陆边缘等地带的勘测等，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2.数学的声誉

自17世纪以来，剑桥大学的数学就一直是处于世界高等学府的前列，无论在学科人才培养上，还是在学科队伍建设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克所指出的：“真正意义上的数学是所有科学之母，尤其是在剑桥大学。在那里，非常多的学科都是由获得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优秀者创立的，并且，大多数的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21]

世界一流的学科必然有世界一流的教授和导师，仅从剑桥大学数学系出来的科学家就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多少年来，每一位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都为使剑桥大学成为数学研究的中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担任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的历年科学家，见表5－1。

表5－1 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

这些卢卡数学讲座教授直接推动了剑桥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不仅如此，他们还带动了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的学科发展，使剑桥大学真正成为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心。

除了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为剑桥大学和世界自然科学做出的贡献外，还有一批数学家也为剑桥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英国著名数学家哈迪·立特伍德（Hardy Littlewood）探索了数学分析领域，尤其是在数学原理方面涉及了许多新的领域。对此，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曾这样评价道：“立特伍德的研究，统领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理论数学达一代人之久。”^[22]为了纪念杰弗里·泰勒（Geoffrey Taylor）在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上所做的贡献，剑桥大学总学科理事会于1992年决定建立泰勒讲座教授席位。剑桥大学1990年至1991年度报告指出：“在现今情况下，泰勒被广泛认为是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科研究的创立者之一，正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剑桥大学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已经在相关领域中确立了杰出的国际声誉。”^[23]

剑桥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而且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为剑桥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正如剑桥大学1990～1991年度报告所指出的：“在剑桥大学，数学的发展推动了声学应用、动力气象学、海洋学、地球科学、天体物理和流体物理学的发展，还促使了微观流体动力学、胶体科学和气体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24]

戈弗雷·哈罗德·哈代

3.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声誉

剑桥大学由于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其相关学科天文学和宇宙学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数学分析学派创始人、英国著名数学家戈弗雷·哈罗德·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指出：“天文学已经成为剑桥大学最伟大的学科之一，它的研究成果对于物理学和相关学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5]

早在1822年，剑桥大学就设立了天文观察台，并培养出了诸如19世纪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乔治·霍华德·达尔文这样的优秀人才。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宇宙之父”的斯蒂芬·霍金的脱颖而出，更是将剑桥大学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推向了世界学术界顶峰。

4.植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的声誉

植物学是剑桥大学发展较早的一个自然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克指出：“在剑桥大学早先的传统中，植物学就像地质学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6]早在1724年，剑桥大学就设立了植物学教授席位，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教学和实验研究。

作为对植物学研究的一种贡献，1760～1762年，在三一学院院长沃克博士（Dr.Walker）的捐赠下，剑桥大学成立了植物园（Botanic Garden）。剑桥大学著名建筑学家罗伯特·威利斯和约翰·威利斯·克拉克对植物园的建立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沃克博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植物学家们提供一个真正研究植物学的机会和场所，不仅是为植物学，而且也是为医药研究提供了实验基地。”^[27]剑桥大学植物学家沃尔特斯（S.M.Watters）这样评价了植物园的功绩：“很长时间以来，这个植物园一直都是剑桥市和剑桥大学著名的建筑之一，并且，已经在剑桥大学植物学研究中奠定了它的坚实基础。”^[28]

因此，剑桥大学的植物学也成为了世界植物科学的研究中心。英国学者哈利·戈德温（Harry Godwin）指出：“剑桥大学的植物学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家而言，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这些成果是通过历史考古等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而获得的，明显带有了剑桥大学植物学的特点。”^[29]

（二）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成就

剑桥大学在社会学科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培养出了一批人文和社会科学家。例如，哲学家培根、经济学家凯恩斯、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文学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诗人和政论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诗人阿尔佛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等。

1.考古学的声誉

在剑桥大学，因为有着良好的地质学和植物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再加上达尔文等一批优秀生物学家的努力，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也逐渐发展起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布鲁克指出：“剑桥大学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史前考古学家的诞生地。从剑桥大学发展中期开始，在历史考古学方面就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在它的成员中也出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历史考古学家，剑桥大学培育了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30]为了促进考古学的发展，1839年，剑桥大学还成立了古文物研究者协会（The Cambridge Antiquarian Society）。

20世纪中后期，剑桥大学著名考古学家约翰·格雷汉姆·道格拉斯·克拉克将剑桥大学变成了世界考古学的中心。从1973年至1980年，他兼任了彼得豪斯学院院长，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中石器时代的研究和北欧考古研究。克拉克培养的学生和研究生在亚洲、非洲和北美洲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剑桥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始终处于世界研究的前沿，培养了大批专家和学者，为欧洲历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克这样评价道：“在剑桥大学中，考古学系一直由一批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家组成，这个团队充满了热情，并且积极从事亚洲和非洲的考古学研究。它的视野是世界性的，并在相关领域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迄今为止，它还为世界培养了一大批当今最知名的历史考古学家。”^[31]

2.人类学的声誉

詹姆士·乔治·弗雷泽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人类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剑桥大学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类学家，为推动人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剑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詹姆士·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和阿尔弗雷德·考特·哈顿（Alfred Cort Haddon）。弗雷泽由于对民族学的研究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代宗教教育家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y）是这样评价弗雷泽的：“他一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授，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研究，极大地增进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名度。”^[32]弗雷泽的研究不仅启迪和影响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还直接影响了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和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理查德·图恩瓦德尔（Richard Thurnwald）。马林诺夫斯基称弗雷泽是“推动20世纪后半期民族人类学的代表”。^[33]

到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成为当时英国文化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在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有了新的活力，导致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科学的产生，并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在著名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领导下走向巅峰。古迪通过他的著作《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一书向世界展示了新的“部落概念”。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类学和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了历史人类学的先河。

剑桥大学人类学的发展，不但涌现出了多位享誉世界的人类学家，而且开创了多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经济学的声誉

自马歇尔创建剑桥学派以来，剑桥大学经济学就在英国乃至世界上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到19世纪末。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特色经济学教学逐渐完善。由马歇尔创立的剑桥经济学派和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皇家经济学会（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对推动剑桥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马歇尔创建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根基。

1908年，亚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继马歇尔之后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达35年之久。他提出了一整套福利经济学理论，因此而闻名于世。在庇古之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继续受到剑桥大学经济学的影响。其中，凯恩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伊·F.哈罗德曾这样评价道：“凯恩斯是一个具有最不可思议才能的人。他的成就改变了英国甚至是世界的经济学界，尤其是指明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34]当代英国福利经济行为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这样评价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它是有关于政策方面的，因为它很自然地论证了它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经济意图在行政上的可行性和学术上的合理性；它是有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因为它挑战了一个国家中对经济所扮演的角色的通常看法；它是有关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因为它分析了失业自身作为一个经济学中有争议问题的出现。”^[35]

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以及经济学家对于英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剑桥学派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深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而剑桥大学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剑桥大学的骄傲。经济学是政治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剑桥大学培养的知识巨人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