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事与“感”“知”归宿

四、新闻叙事与“感”“知”归宿

从新闻叙事的目的性来研究新闻叙事的形成,就出现了“感”、“知”归宿问题。复旦大学林帆先生著《新闻写作纵横谈》特别强调:“新闻只要通过事实的报道,使人有所知,而无须有所感”。林先生的“所知”与“所感”其实是内涵很宽的概念,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

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讨论,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客观刺激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是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开端；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刺激物的整体反映,是个体选择、组织并解释感觉信息的过程。“感”与“知”共同完成人的思维信息获得和传递。信息传递到大脑,大脑对信息进行思维处理,产生感性认识,产生理性认识、产生理性认识的系统化——思想。感与知,是不可以决然分割的两个心理过程。

从思维形式的角度来讨论,“感”与“知”是人类思维的两个层面。“感”是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从感觉到感动,“知”是对事物的本质思想从认识到理解,前者是所谓形象思维的表现,后者是抽象思维的表现。而形象的“感”与抽象的“知”之间并没有隔着一堵城墙。“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思想与感觉是两条腿,有时左腿走在前面,有时右腿走在前面。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想象成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思想僵化的时候,需要用感觉来激活。感觉毒化的时候,需要思想来疗救。”^[5]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感”是受众的主观感受,也就是信息对受众引起的认识反映以及兴趣、情感、联想等心理活动；“知”是在信息接受上,给受众的仅仅是信息本身的内容。这种“感”与“知”两者之间同样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先生谈到诗与评时曾说:“我认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艺作品,当你首先接触它的时候,感到喜不喜欢总是第一位的,而认为好不好以及探究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则是第二位的。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6]程先生虽然是在谈文学、谈诗,但揭示的是一种读者阅读与接受的心理,无论是新闻文本,还是其他作品,“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这是完全相同的。从新闻传播目的看,更是如此,如果信息对受众不能引起认识反映以及兴趣、情感、联想等心理活动,“知”能达到受的目的吗？显然不可能。

很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类似新闻“无须有所感”的观点都存在偏颇。一方面决然分开“知”与“感”的关系是片面的,不符合人的心理的、思维的活动过程；另一方面也忽视了新闻传播中受众的认识自觉性和主动性,不符合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

其实,从实践上看,中国新闻重“知”,但不轻“感”。无论是新华社早期的战争消息报道、穆青等新闻前辈的人物通讯,还是以后的现场新闻特写、通讯、广播电视新闻专题,都是调动各种叙事手法,让受众有所感,有所知,有所思。例如《我军横渡长江情景》:

新华社长江前线1949年4月23日电　前线记者阎吾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安庆、芜湖间某地敌前强渡长江的情景称：21日黄昏,江北某地解放军的阵地上空,突然升起银光四射的发光弹,顷刻,整个北岸阵地发出了震天动地的雷鸣,从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上,无数道光线飞向南岸,接着整个国民党匪军的阵地就完全陷于一片火海之中。炽热的炮火映红了江面和天空。接着,从各个港口涌出了无数只大小船只。它们立即散布江面,像箭似的向南岸飞驰而去。北岸的江边,站满着当地的居民、民工和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大家都屏息凝视着火光掩映的江面,等候着。忽然,在南岸飞起了登陆的信号,枪炮声、杀喊声连续不断。北面所有的人们立时迸发出一片欢呼：“过去了!”“过去了!”无数船只继续从各港口涌出来,加速向对岸驰去。对岸的解放军则开始不断发出前进的信号和响起前后各部队间联络的号音。在宽阔的江面上,解放军的指挥灯不断闪耀着。渐渐枪响声、喊杀声越来越远了。工兵们紧张地安排起许多码头,无数民工忙着把无数的弹药、器材、粮食、蔬菜送到船上,随着大军运过江去。这时,在大江南岸,布满着无数匆匆登陆的解放军,到处可以听到船工们和解放军们兴奋而亲热的告别声：“同志们,再见了!”“老乡们,辛苦了!南京再见!”^[7]

即使今天读这篇新闻,不仅有所知,更有所感:光弹、炮火、枪声,江面、船只、军民,喊杀声、欢呼声、告别声,好一个热烈、壮观的胜利渡江场面。整个文本的叙事极富动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被人视为中国描写性消息的典范之作。

如果只要所知而无须所感,会使新闻蜕变为概念化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我国新闻受“文革”的影响,概念化的叙述和空洞的说教曾风行一时。那时,充斥新闻传播媒体的是讲话、社论和政论,新闻工作者不得有自己的传播理念,报道不敢稍有偏颇,哪怕是一个字词都不敢随意去用,只好“小报抄大报,大报仿梁效”。这种影响,使得中国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文本叙事过于侧重概括性的、概念化的理性陈述,真正是只有“所知”了,这当然也影响到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教育的“知”与“感”的偏激观念。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新闻的叙事形成和发展是受时代影响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闻的发展是新闻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新闻叙事的变革是新闻适应受众接受观念改变的必然。今天的中国受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新闻仅仅传达出一个个信息,他们同样用对待文学艺术那样来要求新闻文本。所以,与中国当代新闻相伴几十年,辛勤耕耘几十的老记者穆青,在1982年与新华社四川分社负责人一次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在新闻报道的改革上,在新闻写作的创新上,在新闻理论的研究上,缺乏突出的建树。”“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要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也许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做点改革。”^[8]尽管在理论研究中有人对穆青的观点颇有微词,但新闻的实践越来越给予他的观点以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