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事研究的范畴

三、新闻叙事研究的范畴

正因为新闻叙事研究是建立在叙事学科近40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避免重蹈经典叙事学覆辙,整合“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真知灼见,开辟更加宽广的研究领地。我们大致可以明确新闻叙事学的研究范畴:

1.研究新闻的叙述“范式”,探讨我们“怎么说”“新闻故事”

我们可以将这个层面的研究界定为新闻叙述语法和叙述结构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援引经典叙事学的丰富理论资源,通过解读既有新闻文本的编码规范,重新审视新闻叙事的特征,重构新闻写作理论。

首先,我们需要为新闻叙事确定一个界限,即新闻叙事作为一种“纪实叙事”与历史叙事、虚构叙事之间的异同。新闻叙事具体包括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类型,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如何进行叙述关系到新闻的可信度和可接受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新闻叙事文本中所使用的各种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是否符合新闻“纪实”的追求,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才能确保新闻叙事的效果。其次,揭示各种体裁的媒体叙事的主导范式,即从叙事学视角分析消息、通讯、特写、广告这些主要的媒体叙事类型的特征和结构。探讨新闻叙述结构涉及到认知心理学,因为叙事规则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逻辑,即认知主体关于什么是可信的、可理解的有效叙事的文化共识。诸如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和文娱新闻等各种类型的叙事会因为素材的不同,以及读者对各类新闻题材的接受态度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叙事范式也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类型的题材,不同的媒体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因此新闻叙事的范式可能是多元的,并不能用单一的模式来解释。我们可以沿用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研究视角——叙述语法、叙述动力、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风格,等等——来开展深入的研究,发掘新闻的独特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

2.探讨新闻叙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研究媒体“为什么要这样说”“新闻故事”

这个视角的研究关注新闻文本的解码,解读隐藏在叙事本文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个层面的研究界定为叙事话语研究。新闻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并非一个自主的领地,而是一个被预先决定的领地,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化表征;也就是说,新闻叙事结构的生成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种叙事结构可能是由特定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决定的,新闻叙事结构和风格是民族文化、现实政治权力结构共同作用下的沉淀物。考察叙述活动与叙述语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这个层次的叙事研究的一个极具价值的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接受语境中,必然存在着一种乃至多种主流的叙事范式,决定这种叙述范式的根本原因何在?此外,文化是变迁的,主体的感受性也是变迁的,新闻的叙事规范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因变量,需要不断地调适呢?叙事规范的历史转型存在么?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探讨这类议题,叙事学研究就走向广阔的话语分析领地。此外,考察新闻叙述策略和叙事结构的历史变迁也为我们理解新闻史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视角。

3.开展新闻叙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在新闻传播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进行跨文化的新闻叙事比较研究愈益显得必要,通过比较不同民族的新闻叙事范式,可以洞悉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传播体制、意识形态以及新闻工作陈规之间的异同。首先,通过对新闻叙事中普遍存在的话语结构进行解读,可以呈现彼此之间的异同,解析民族传播语境的差异及其对媒体叙事框架的影响,审视一个民族的新闻叙事陈规。其次,通过对不同民族国家的媒体机构的叙事本文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21],解读其叙事本文中选择与遮蔽的叙事细节,可以洞悉其叙事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再次,通过将叙事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争霸”理论之间的整合,解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信息全球化传播过程中如何推行文化霸权,即它们如何通过垄断新闻叙事,将其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推行媒介帝国主义。显然,结合“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新闻叙事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的视野,一方面,“形式主义”的叙事研究不仅有其自足意义,而且也是展开“历史主义”叙事研究的起点;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主义”的叙事研究回到人本主义的立场,关注文本与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干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