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的观点评析

二、高校“去行政化”的观点评析

（一）高校究竟要不要“去行政化”

1.高校是否要“去行政化”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为此，针对高校“去行政化”这一话题，社会各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知名高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这不禁使人担心这项尚未开启的改革之路。

第一种观点:高校必须“去行政化”。作为倡导高校“去行政化”的第一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极力主张高校“去行政化”，换来学术一片发展蓝天。他指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时机已经成熟，高校“去行政化”将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大趋势。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在一个行政化体制普遍存在的国家，要把现已行政化的教育逐步变成学术主导的教育是非常艰难的，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还认为，当前高校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育改革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改革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朱清时指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他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里最重要的就是高校“去行政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国教育的希望。尽管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肯定要沿着这条路走。^[17]

第二种观点:不能单独“去高校行政化”。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就意味着“去行政化”不只是教育一个领域的事情，所有事业单位、企业都要取消行政级别，同步配套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也持类似观点。她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应该的，但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大环境。在其他部门都存在行政化的时候，不要单独去除高校领导的职级。如果单独去除高校级别，尤其是中管高校级别，会出现问题。总之，高校行政化不是一个孤立自在的问题，它是当前我国体制改革需求在高校的一种表现。高校“去行政化”有必要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并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力度和成效作为高校体制改革的规范、保障和动力。^[18]我国的大学治理是一个处在巨大转型中的复杂系统过程，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动全身。以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为例，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终究绕不开行政权力。学术项目、经费的申请，是否真正唯学术不唯权力？其实这是很难说的。应该说，相较于全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独立、高校自治属于较为容易的切入点。

2.高校是否应取消行政级别

“去行政化”成为2010年“两会”议论的话题之一。《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对于“高校是否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乔锦忠认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对大学的管理方式，不转变管理方式，简单地取消行政级别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并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内容，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政府不改变资源分配方式，而仅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那么大学的发展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大学发展的状况。^[19]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专访时则缄口再三，表示“不好谈”。他的出言谨慎，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这也是地方教育官员没有表态的表态。

顾秉林表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为此，在《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关于是否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这个问题，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不在取消校长级别；在学校里，不要用行政的手段去决定学术的问题，这才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

（二）高校究竟是“去行政”还是“去行政化”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张建林认为，行政就是管理，没有行政也就没有管理；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组织系统需要管理，所以，行政是高校管理所必需的。而行政化，则是以行政为价值本位，也就是官本位，高校行政化就是采用政府系统的组织上的党政同构，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一切以“官本位”为准的行政。可见，前者在于高校与政府关系下的自主办学问题，后者在于高校内部的官本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认为，从学校内部来说，只要是一个组织，就有科层结构、管理结构，这是组织运行和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必然也就会产生层级，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行政化来看，是不对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指出，清楚“去行政化”这个提法的内涵更重要，行政化影响到教学科研的实质是什么，应该理清楚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行政级别没有了就是“去行政化”，其实质是要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中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地位，让合格的教师队伍来决定教学科研的重大事情，其他的服务管理人员要提供更好的服务、优质的管理。^[20]

（三）高校是否实行教授治校

所谓教授治校是指教授参与大学决策与管理的制度，它与校长专制校务完全不同。在中国，教授治校理念是与现代大学制度一起被引入的，它凸显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大学是独立的学术组织，研究是大学永恒的任务，而唯有教授才真正懂得怎么研究和如何组织研究，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就是现代大学为什么要实行教授治校的道理。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教学、科研第一线的老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东南大学校长易红指出，大学是学术组织，要保障教育家办学，充分发挥学术的作用。学科设置、研究方向等应该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不能以行政权去限制学术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则表示: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赞同“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实际上，不管是教授治校还是治学，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提高教授地位，是当务之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说:“我们不讲教授治校。我认为，教授治学是对的，学术上的事情是要学校的教师发挥主要作用。一个通常的做法是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

（四）大学“去行政化”的阶段

陈昌贵、季飞指出，大学“去行政化”起码要经历五个阶段: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选择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团体；第五，两个团体共同努力推动制度变迁。从目前来看，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还停留在第一、二阶段。^[21]

高校“去行政化”普遍赞同的公众舆论背后，我们看到也有人担心高校“去行政化”会弱化高等教育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种担忧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有可能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巨大风险。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超越具体立场进行更深入讨论和慎重决策的政策主题。^[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