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的成功探索及存在的困难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成功探索及存在的困难

我国不少高校在管理实践中，已积累许多“去行政化”的好经验。武汉大学在“去行政化”方面的理念是:不允许用行政权力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应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以学术权力为主，不允许相应的行政权力包揽配置所有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在武汉大学，校一级设学术委员会，院一级设教授委员会，所有学术事务包括课程设置、专业等，都是经由院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通过的，校长和院长都不担任两委会的主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行政权力应该给学术权力以空间。东北师范大学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相对分离，强调“尊重治学者，服务治学者”，“治学者优先”，即“优先保障治学者，利益分配上优先关注治学者”；“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作用”；扩大学术委员会的决策权力，校党委书记、校长不参加学术委员会，以保证学术权力相对独立；在学院管理中，实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成立由学科带头人组成的教授委员会，从制度上切实保证教授们发挥好“抓学科、带学术、管教学、正学风”的作用。吉林大学在管理中分为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两条线，学术委员会全部由教授组成，所有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全校教师职称评聘、校外人才引进、各种项目设计，以及各种学术奖励、评审等都由学术委员履行。这样做的好处是，专家学者熟悉情况，办事较公正，更容易赢得老师们的信任；学校领导层可以更加集中精力抓好党政工作，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深圳大学在我国高校中抓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较早、效果较好。该校针对行政人员权力过大的状况，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和财经工作教授委员会，分别由9位没有行政职务的“布衣教授”组成。章必功校长说:“这18个人基本上决定了深圳大学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谁的实验室可以得多少资金。”该校还改革了评奖制度，规定谁申请谁举证。评奖委员会14人中，13位是外校的，确保了公平、公正，又淡化了学校行政权力，减轻了校领导的负担。^[23]

总之，在不能实现“齐步走”的前提下，可让地方院校先行摸索“去行政化”方式，通过摸索得出公认模式后，再进行全面推广。储朝晖认为，“去行政化”不能单靠教育部一个部门力量进行改革，应通过各部门协调，合作推进“去行政化”。具体到教育部而言，首先要打破计划体制，实现学校平等竞争；要完善校内民主，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基本权利，同时平衡由于“去行政化”可能带来的利益损伤，提高高校“去行政化”的积极性，并可通过完善大学规章制度、内部管理等途径推进“去行政化”。^[24]

在高校“去行政化”成功探索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虽然大家对“去行政化”的呼声甚高，我国高校“去行政化”仍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学校的行政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办法，它已经是一个观念问题。行政化倾向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官本位”心态在高校的具体表现。现在国内高校教师已经习惯行政本位的思维，观念的改变需要时日。二是“去行政化”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尤其将影响现行学校行政管理干部的既得利益，必然阻力重重。三是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行政体系，高校如果没有现在的管理模式，则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四是学校的“去行政化”要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其他方面配套改革协调进行，逐步推进；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会很难取得成效。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现实中只有“去行政化”的动机而无“去行政化”的力量。高校“去行政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尝试与试验。^[25]